“海上丝路”安全形势及对涉外企业影响

2013年9月至10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四国、印尼、马来西亚期间,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宏伟构想。这一战略的提出,是习主席和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判断,在国家改革步入深水区、国际形势进入转折期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重大国家战略,是实现中国梦以及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蓝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两年来,已经发挥了巨大的牵引作用,由构想向现实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海上丝路的重要地位

根据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1世纪“海上丝路”有东西两个重点方向,西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经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东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经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与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相比,“海上丝路”具有尤为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它与中国正在大力推行的海洋强国战略相契合,顺应了中华民族开发海洋、经略海洋的战略需要。海洋是未来人类资源的接替区,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海上丝路”与海洋强国战略是相辅相承的关系,二者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其次,它途经中国海外投资和能源运输的重点区域,直接影响中国能源和经济安全。据统计,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有30多条海上航线通达世界150个国家的1200多个港口,对外贸易90%通过海上运输,其中“海上丝路”所经的北非和中东是中国重要的能源进口地区,经过这条路线进口的原油占中国进口原油总量的66%。再次,它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为世界战略要地,是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东南亚、印度洋周边地区被称为世界地缘战略的边缘地带,历来是大国竞相争夺的焦点区域,历史上的英法、美苏都曾在此进行了激烈争夺,至今仍是世界大国斗争的焦点区域,地区矛盾相互交织。这种状况决定了“海上丝路”具有战略地位的极端重要性、国际斗争的复杂性和安全形势的严峻性。总的来看,随着中国总体实力不断增强,军事实力不断发展,应对风险的能力不断提高,我们既要对国家捍卫海外利益的决心和能力保持信心,同时对面临的严峻形势也要充分估计。

“海上丝路”,按重要程度先是东南亚航线、南亚、波斯湾与印度洋航线、南太航线;再拓展是欧洲、美洲航线。

海上安全形势的重大机遇

首先,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海上安全,实施了有力的宏观筹划与指导。国家将海洋作为重要战略方向,从理论上,深入研究海洋发展战略,出台了相关政策;从领导上,建立了领导机制,加大了领导力度;从政治外交上,加大了统筹与行动;从建设上,整合管海力量,成立国家海警局,加大力量投入与协调。其次,中国军队、特别是海空军及远程投送力量的建设、发展与运用,为海上方向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战场准备看,已由近至远,逐步展开,对西沙、南沙加大建设力度并常态驻守;从兵力行动看,已经实现海军常态化的护航行动,陆军常态化的维和行动,海空军常态化的参加重大国际灾难救助、搜寻等行动,成功实施多次撤侨、护送化武行动;从装备发展看,各军兵种遂行海外行动能力都有长足发展;从保障机制看,海上补给与码头保障、空中航线与通信导航保障等都进一步完善。再次,中国的国际地位、处突机制、民间交往等,都为海上安全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中国拓展海外市场指明了总体目标、方向与思路。对于企业,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如果能够顺应国家的总体部署,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都将是难得的机遇。

海上安全形势的严峻挑战

美国加紧在海上方向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成为威胁与挑战中国海上安全的源头。近年来,美国推行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意图围堵中国的发展空间,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在外交、军事、安全、经贸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新举措。如推行“巧实力”外交,强化《日美安保条约》,拉拢日、韩、菲、澳等国缔结“小北约”,打造环绕中国东部的“三条岛链”,构建从日本东京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新月形”包围圈,插手东海、南海问题,驻军澳大利亚、重返菲律宾,炒作“空海一体战”、离岸作战,在APEC之外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等,意欲继续主导亚太政经格局,遏制中国的发展崛起。由于美国对地区事务的直接干预和选边站队,怂恿一些国家利用地区矛盾与中国为敌,导致中国周边安全问题和矛盾不断激化,海上安全问题不断升温。可以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和防范是中国海上安全问题的根源所在。

地区大国对中国走向海洋存有敌意,从海上方向对中国进行制衡和牵制。日本安倍政府加紧修改《和平宪法》,试图解禁集体自卫权,右倾化日益加剧,并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军事实力不断提升。同时,日本以钓鱼岛为借口,不断加强针对中国的战备建设,加强西南方向布防的监控,与美国开展以登岛为主要内容的联合演习,以中国为假想敌的企图日益明显。日本还在南海、东海等周边问题上进行搅局,拉拢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国家与中国为敌。

印度是有着浓厚大国情结的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实力的增强,印度不甘心于地区大国的角色,把“立足南亚、控制印度洋,争当世界一等强国”作为国家战略目标,全方位调整军事战略,将军事战略的重点由陆地为主转向陆海并重,积极向中亚、西亚地区渗透军事力量,力争在大国角逐中抢得一席之地。印度将印度洋及其周边视为本国的势力范围,对中国在印度洋的活动高度警惕。这就增加了中国“海上丝路”通道安全的不确定性。

周边国家积极发展海军,大力争夺海权,控制历史上属于中国的岛礁、领海,影响中国海上通道安全。“海上丝路”所经地区同时也是民族矛盾突出、局部战争和热点高度集中的地区。尤其是个别国家不尊历史、不照法理、不顾承诺,妄图以小博大、以先占形成事实。

中日钓鱼岛争端、东海划界争端、南沙岛屿争端等问题持续升温,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问题上不断采取进攻性态势,挑战中国忍耐底线,推动地区局势不断升温。为加强对海洋的争夺,各国纷纷加强海军建设,推动了地区军备竞赛不断升级。据统计,亚洲军费继2012年首超欧盟后,2013年达到3200多亿美元,较2010年增加23%,占全球军费约20%。

周边地区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在东南亚,中国传统友好国家缅甸局势持续动荡,与美国关系十分微妙,直接关系到中国周边安全稳定,成为影响中国东南方向战略通道安全的重要因素;在南亚,印巴矛盾长期持续,阿富汗安全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随着美军撤出重新抬头,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在中东,由民族和宗教问题引发的矛盾冲突时有发生,伊核问题、巴以问题、伊拉克问题等热点导致地区局势长期动荡,“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占领了伊拉克境内大片地区,威胁伊石油产地安全。

“颜色革命”有继续蔓延趋势。近年来,美国企图将“颜色革命”引向其他地区,在美国的推动下,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巴林、埃及等国家发生了“颜色革命”,先后推翻了4个国家政权,叙利亚、约旦等国也爆发了内乱或冲突。美国幕后推动“颜色革命”的目的,既有扶植亲美政权为本国利益服务的考量,又不排除搞乱中国能源产地和投资目的地、为中国发展设障的图谋。

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对地区安全产生不可忽视的溢出效应。除了传统安全威胁之外,海盗和海上犯罪、海上自然灾害、海上重大安全事故、海外疫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成为影响“海上丝路”的重要因素。

其一是海盗活动。“世界五大恐怖海域”中有4个分布在“海上丝路”周边。21世纪以来,亚丁湾海域成为世界海盗活动最集中的海域,2008年中国共有1300多艘次商船通过亚丁湾海域,其中有20%受到海盗袭击,7艘被劫持。其二是海上恐怖主义。海上恐怖主义虽然不如海盗影响显著,但其潜在威胁不可忽视。以世界上最重要的马六甲海峡为例,其航道最浅处只有20米左右,可用航道宽仅几千米,如果恐怖分子劫持商船并使其下沉阻塞航道,后果将不堪设想。其三是海上自然灾害。随着世界气候变化,中国周边地区成为自然灾害的高发区,海啸、台风、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已经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其四是重大海空安全事故。2014年以来发生的MH370等一系列空难和海难事件,对地区安全产生了一系列连锁性影响,未来重大安全事故很可能超越事故本身,成为影响地区安全不可忽视的因素。其五是重大海外疫情。2003年中国发生的SARS、2014年非洲爆发的埃博拉病毒、2015年韩国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均证明了重大疫情也是衡量安全形势的重要因素。

地区安全形势对涉外企业的影响

潜在局部战争和冲突对中国涉外企业构成的威胁不能排除。在全球一体化,国家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背景下,大国之间全面军事对抗几乎可以排除。但是,地区矛盾和冲突的根源依然存在,局部对抗和冲突的危险不容忽视。特别是在中美两国国际地位此消彼长、美国主导性地位面临威胁的形势下,不能排除美国利用地区矛盾对中国进行遏制和牵制,不能排除个别国家利用中美矛盾拉中国下水,不能排除一些国家倚美反华、铤而走险、从中渔利。一旦中国周边发生地区冲突或危机,中国海外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就可能暂时受阻,中国涉外企业将面临重大损失,海外交通线很有可能成为敌对国家或势力攻击的目标。

个别国家局势动荡可能导致中国涉外企业人员或财产损失不能低估。东南亚、中东、北非等国家是中国海外投资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世界最不稳定的地区。这些国家国内动荡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海外投资和人员安全的重要因素。具体影响有三个层面:一是中国海外企业投资可能成为其国内斗争的牺牲品。如,中国在苏丹的投资、中缅铁路搁浅和莱比塘铜矿纠纷,都渗透着所在国国内斗争的因素。二是中国海外投资可能因战乱危险而遭受直接损失。中国在海外开展项目的往往都是基建、资源开发等大型项目,石油钻探、工程建设等大型设备居多,一旦遇到所在国发生战乱,大部分固定设施和大型设施难以迅速撤出,面临被遗弃的风险。三是中国海外企业人员面临的人身危险。少数国家发生战乱后,由于中国企业员工语言不通、文化差异较大,容易受到战乱伤害。近年来,中国因有关国家发生国内动乱而被迫撤离侨民的人数和次数呈上升趋势。继2011年中国从利比亚撤出3万多海外公民之后,2015年中国又从也门撤出512名人员。

恐怖主义活动对中国涉外企业人员构成的威胁不断上升。据统计,截至2011年,中国境外企业数量已经达到1.8万家,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海外劳务人员大约有400万人,大部分工作于中东、非洲等相对动荡的高危险国家,多服务于中石油、中石化、中铁建、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大型国企,经常成为武装分子的目标,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各类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不容忽视。随着自然灾害的不断增多,中国海外企业和人员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在2010年1月发生的海地地震中,就有8名中国维和警察牺牲。此外,海空安全事故也成为影响中国海外企业和人员安全的重要因素。2014年发生的MH370失联空难中,就包括154名中国乘客。未来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民航、海运等企业开辟的海外航线将日益增多,其中的安全因素必须充分予以考虑。

保障中国海外利益

“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性战略,是具有全球视野的总体战略规划,涉及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这一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安全问题是先决条件。为此,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必须把海外利益的保护作为重中之重突出出来,做好充分准备,有效维护中国日益拓展的海外利益。

以强大的海上军事实力为后盾。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海上强国的崛起,都离不开两大因素,一是发达的海外贸易及海运,二是强大的海上力量。海外贸易是获取国家财富的手段,并为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强大的海上力量能够为海外利益的拓展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和支撑。为维护日益拓展的海外利益,我们需全面提高海空军远海作战力量现代化水平,不断增强远海机动作战、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形成战略威慑与反击能力,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坚强的后盾和实力支撑。

建立海外利益应急联合保护机制。国家海外利益的保护涉及驻外使领馆、军队、中资企业和驻外机构以及个人等多方面行动,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和联动性,必须多个部门联动和密切配合才能顺利完成。这就要求在国家层面建立融合外交、军事、商务、交通、企业等各个部门为一体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形成各方联动、相互配合的局面,有效维护中国海外利益。2015年3月,中国实施的也门撤侨行动就是一个多方联合行动的成功案例。事件发生后,中国驻也门大使馆迅速向国内提出撤侨提案,并立刻制定了撤侨方案,召集分散在也门十几个地区的中国公民陆续向最主要的两座城市集结,并抵达附近港口。商务部经商处则紧急召开在也中资企业负责人会议,公布撤离时间路线,详细说明撤离途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要求企业服从使馆安排,做到统一、安全、有序撤离。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中国海军护航舰艇编队,接到上级命令后,迅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以最快的速度驶向人员集结港口。而在撤侨的中转站吉布提,中国驻吉使馆在接到撤侨任务后,立即与吉外交部沟通,接洽国务部、出入境机构、安全部、警署等部门,要求他们全力配合,确保撤入中国公民安全,为他们的出入境提供便利。可以说,此次行动是驻外使领馆、军队以及商务部门多方联动典型案例。下一步应充分总结此次行动的联动经验,将这些经验固化为海外利益应急联合保护机制。

提高涉外企业风险意识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建立海外投资的风险评估机制,预先对海外投资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估,以便慎重决策;建立海外投资地区的危险等级预告制度,由国家外交和商务部门定期分析各个地区的安全等级,对高等级安全风险地区的企业进行预告;建立涉外企业应对风险的方案预案,以有效应对各类可能发生的风险;引导成立海外安保公司,在国内招募退伍军人加入,经过专门的安保训练,为涉外企业提供海外安保服务;加强涉外企业人员的相关培训,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等。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大国角力是国际政治的内涵,但大国之间既竞争又合作也是国际关系中的常态。为此,我们必须把合作作为谋求安全的重要手段,为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要加强中美两国的交流与合作。以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契机,加强与美国间的战略对话与合作,保持两国之间畅通的对话渠道,双方在重大国际事务上达成战略默契,防止中美两个大国被小国绑架。其次,加强与俄罗斯、印度、欧洲以及重要支点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通过高层互访、战略磋商、专业技术交流、军舰互访、军事教育、联演联训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有针对性地加强相关国家的战略交流,提高防务合作的水平,为中国海上安全提供更大的转寰空间。再次,加强多边对话与合作。目前,中国周边已建立起东盟地区论坛、“10+8”防长会、香格里拉对话会、西太海军论坛、印度洋海军论坛等多个安全对话机制与合作平台,涉及抢险救灾、海上安全、维和、军事医学、人道救援、联合演练等多个传统领域。加强这些方面的多边交流,对于增进国家间战略互信、避免猜疑误判、维护和平安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结 语

构建“海上丝路”需要战略运筹,需要精心设计和缜密操作,更需要稳定和谐的安全环境。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海上丝路”的前景可期可待。

责任编辑:刘靖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