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传媒的意识形态在文学与传媒之间的张力关系中产生，并由此催生包括青年亚文化在内的各种症候，“王小波现象”就是典型代表。作为一种亚文化类型，王小波的文学创作表达了对于个人尊严的诉求，而这种诉求被传媒选择、放大之后，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直至被塑造成一种文化现象。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化诉求在意识形态与传媒体制的“张力”中被消解，虽然抵抗的形式在青年亚文化中被延续，但内在精神已经变异。
关键词：王小波现象;文化张力;文学传媒;意识形态;亚文化
文学传媒的意识形态在文学与传媒之间的张力关系中产生，并因此能够催生新的文化现象。“张力”（tension）是批评家艾伦·退特在对诗歌进行文本分析时所用的理论术语，“是把逻辑术语‘外延’（extension）和‘内涵’（intension）去掉前缀而形成的。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①。“张力”理论因其适用性较广而被应用于各个学科领域，“凡是存在着对立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动和意义的地方，都存在着张力”②。因此，我们可以将“张力”看成是理解文化场域中不同理论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随着文化语境和文化权力的变化而拓展其内涵、外延和文化空间，最后形成新的意义。作为一种方法，“张力”理论适用于考察分析一定范围内各种关系、要素、力量等之间的复杂纠葛，不再局限于某一要素或立场，而是将要素外部和内部的各种关系及其意义充分展现出来。
文学与传媒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两者都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手段，是军事斗争和政治教育的利器。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文学和传媒具有相同的功能和定位，都是作为某种宣传的工具而存在，文学创作生产和传媒运行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都受制于一定的行政体制。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巨变，文学与传媒均受到市场经济的挤压和诱惑，经济属性和市场特征大大加强，逐渐走向分解和重组。与文学相比，现代传媒与经济的结合更为直接和迅速，晚近传媒文化领域中发生了较大变化，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传媒文化景观的强烈兴趣，成为中国研究的一个热点。③
我们所说的“文学传媒”，并不是“文学”+“传媒”，或者仅仅是将两者硬性地捆绑在一起，而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两者之间发生的紧密关系，以及无法分割的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共同体”。在共同的生存危机面前，文学与传媒在改革大潮中抱团取暖共同应对消费文化的兴起与大众娱乐的需求，如何在政治宣传、审美情趣和大众娱乐之间寻找最大的平衡，分化与整合、调整与提升成为两者都要解决的全新课题。在“中国梦”、文化软实力等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中，文学与传媒都成为最具影响力、最受重视的文化载体。我们之所以选择王小波现象作为讨论的中心，是因为这一个案在文学传媒的张力关系中显得尤为典型，无论是传媒对于文学（家）形象的塑造，还是文学对于传媒的影响，都极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文學与传媒的联姻与“现象文化”的兴起
文学与传媒的联姻，最基本的手段就是制造各种“现象”，“现象文化”风生水起。“现象文化”不是现代传媒产生之后才有，但是在现代传媒的强力推动下发展迅猛，成为一种“文化”。从《黄金时代》《未来世界》两次斩获台湾第13届、16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到1997年英年早逝而被媒体评为1997年“十大名死”之一，再到持续至今的纪念活动，王小波一直都是被大众传媒广泛关注的现象级人物。传媒对王小波的广泛谈论已经远远超越其人其事其文本身，从其身上引申出来的话题有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边缘文化等涵盖几乎整个人文学科，王小波更是被称为“自由知识分子”“文坛外高手”“浪漫骑士”“行吟诗人”等来自不同立场和价值观念的评价，社会关注程度涵盖了几乎所有人文学科。
为什么是王小波而不是别人成为这样一种现象？那是因为王小波具有不可复制性，那个时代需要王小波这样的现象，王小波现象正是文学与传媒相互矛盾统一的必然结果。王小波现象的起源和形成具备了以下几个相关的要素：
第一，王小波的特殊性，包括身份的特殊、文学的特殊，以及死亡的特殊。王小波的身份和经历至少在当代是一个传奇，1969年下乡当知青，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留校当大学教师，1984年留学美国，1988年返回国内，先后在北大、人大等高校任教，直到1992年辞职，选择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除了自由撰稿人之外，以上这几个身份对于一般的学者而言，尤其是理工科学者来说大概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如果同时放在一个中国当代作家身上就显得特别稀奇了。因此，王小波本科学商品学，硕士学文科，文理兼修，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也不多见。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背景下，放弃大学教师的身份试图当自由撰稿人更是少见，正好相反，大多数人选择的是靠一部（或几部）作品成名后加入体制。王小波选择以文学为生，但从未加入什么文学圈子，很少参加主流文学组织的活动。作为一名文学家，王小波最为特殊的还是文学，王小波选择的文学体裁总是显得那么另类，无论是故事背景，还是人物事件，王小波的文学笔法重点放在“非正常”“非常态”的时代和细节，包括性爱描写、死刑、变态的行为与心理，都成为王小波叙述中的常见要素，并赋予其幽默、戏谑、游戏等色彩。王小波主张和实践“严肃文学”的原创性和批判性，达到了文学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性眼光的完美融合。王小波的死亡也极为特殊，具有一定传奇性，被描绘成一次神圣受难④，传媒在悼念和追忆中涌现的悲情和反思将王小波逐渐符号化、理想化和神圣化，思想界对于王小波的关注超过了对于一个文学家的重视，文学界对于王小波及其死亡的反应似乎并不强烈。
第二，报刊杂志、出版商、李银河及其友人、批评家、人文学者的共同打造。虽然从文学本身来看，王小波的文学创作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是其文学出版并不顺利，王小波自费出版了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年9月）。即使在李银河及其友人全力争取下，王小波生前在大陆出版的小说集也只有《黄金时代》（华夏出版社，1994年7月），虽然为了推销李银河还请了评论界名家开研讨会，但这本书直到去世前都没卖完。王小波的小说在出版界的遭遇是时代使然，但出版界也有一股支持王小波的力量一直在不屈不挠地努力着。与王小波的小说命运大不相同，散文、杂文、随笔等作品大量发表在比较畅销的书刊上，包括著名的《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等，以及知识分子较为关注的《读书》等，还有关注青年的《中国青年研究》等学术期刊，成为关注王小波现象的重要阵地。在王小波死后，官方媒体进行了报道，文学期刊专门出了纪念专号。亲朋好友以亲历者的身份、以各种形式回忆、悼念王小波，尤其是李银河等从爱情亲情的立场，将王小波称为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还有从社会学家的立场，将王小波视为思想家;也有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称王小波为天才作家;等等。很多出版社，尤其是出版过王小波作品的出版社，纷纷推出纪念王小波的专辑、文集等策划。在各种关于王小波的研讨会、纪念活动中，李银河被看成是王小波的亲密战友、知己，具有天然的发言权和权威性，甚至有人将她的思想深度与王小波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她在有些思想上超越了王小波⑤。王小波的生前好友，如刘晓阳等知名学者也以各种方式追忆与王小波交往和经历，也在不经意间调动着人们对王小波的好奇和关注。而具有各种知识背景的学者、专家、作家等从各自不同立场和角度对王小波的解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思想场域。戴锦华、孟繁华、赵毅衡、艾晓明、张颐武、李美皆、张伯存等文学批评家从分析作品入手，对作品主题、内容、人物、语言、观念等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其文学史价值和审美意义;朱学勤、秦晖、许纪霖、谢泳、丁东、崔卫平、陶东风等人文学者主要从作家的知识分子身份和自由主义等角度分析其思想史意义和社会学价值。
第三，机智而深刻的语言，以及奇特的想象力，成为媒体宣扬王小波文学创作的重要标签;王小波巧妙地涉及性爱描写或死亡叙事，成为传媒吸引眼球、追求发行量的重要因素。王小波的有趣極具个人化和浪漫主义色彩，他提出三个假设——凡人都爱智慧、凡人都爱异性、凡人都爱有趣。《寻找无双》写凡人都爱智慧，《革命时期的爱情》写凡人都爱异性，《红拂夜奔》写凡人都爱有趣。⑥王小波认为：“智慧被超越，变成了‘暧昧不清’;性爱被超越，变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会变成庄严滞重。”⑦王小波善于用西方叙事技巧讲述中国故事，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但必须考虑到整个人类。王小波的智慧决定了其写作姿态，他往往在写作中让其真实意图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去表达，用庸俗表达高尚，用科幻表达现实，用狂欢表达孤独，用幽默进行批判，用戏谑暗喻理想。如果对王小波文学创作的外在形式进行一个媚俗和简单的理解和包装，那么就容易与传媒娱乐化过程中出现的色情、暴力、黑幕因素不谋而合，可以满足大众对感官欲望书写的低层次需求。如果能够真正理解王小波的真实意图和批判精神，就会理解王小波所谓的“黑色幽默”其实另有所指，可以满足高层次文学艺术的理性需求。王小波虽然从未放弃对于精英文学的追求，但是一直把姿态放得很低，这也许就是王小波受到各层次、各领域人群关注的原因，也是王小波独特魅力之所在。
第四，王小波拥有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甚至有一群自称为“王小波门下走狗”的忠实拥戴者。这些受众群体出于各种原因和目的，或者是对王小波的思想、经历、语言、智慧、幽默等文学天才的热爱，或者是对文坛的不满和厌恶，或者是对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更深层次的考虑，热爱王小波及其作品的读者迅速增加，这可以从图书销售量、纪念活动、专门网站、模仿王小波的写作等各种现象中看出。以《王小波门下走狗》为例，书中力图继承和发扬王小波所代表的某种精神，延续某种独特的姿态和写作。不管这种走狗心态如何，也不管他们的模仿是否真的能够延续王小波的文学精神，仅从对于王小波现象而言，他们的声音不能忽视。
以“张力”理论进行关照，传媒在王小波文学创作及其现象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传媒与文学达成了某种联姻。李银河及其友人、“王小波门下走狗”、批评家、人文学者等在传媒的组织下成为“张力”关系的着力点，报纸、杂志、出版商等现代传媒机构是实施这种“张力”关系的实体保证。以上几个方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缺少哪个方面都不会造成现在这种独特的王小波现象，更不会如此持久。如果王小波是一位遵守文坛规则的作家，同时获得海外大奖，那么他会在社会赞誉中成为文坛的畅销作家或学习的榜样，但却很难成为话题，更不可能成为受到各界关注的现象。如果没有传媒的追捧和响应，他的“严肃文学”不大可能热卖，不可能成为承载时代精神的知识分子象征或想象。如果没有追随王小波精神的“走狗”们的坚持和忠诚，他尖锐而不嬉皮的写作方式不会延绵至今而备受尊崇。因此，王小波的文学、传媒的塑造、读者的追捧，共同成就了“王小波现象”。
二 个人尊严的文学诉求
王小波死后就变成了一个文化载体，成为一个文化偶像，在他的身上承载了知识界、文学界、大众传媒和青年亚文化等多种文化诉求，在他身上折射出来的文学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文化问题等已经超过和偏离了文学范畴。十几年过去了，王小波作为一个个体，并没有对文学体制、思想体系、文化制度等造成多大威胁，大多数人还是按照现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学标准去生活和发展。一方面，我们不应该只从知识分子、文学等单一的角度去看待王小波现象，而更要从一个个体、作者，从其作品、言论及其行为去看待他的文化意义——挑战体制、独立思考的非主流文化现象。另一方面，传媒、批评对王小波现象的塑造起到关键作用，有些已经偏离了王小波的真实面目，过度阐释与研究缺位同在，顾此失彼与避实就虚共生，需要分析传媒、批评机制的深层原因，剖析边缘文化的现实处境。
王小波文学作品中最具价值的符号之一就是对个人尊严的诉求，哪怕这种诉求处于被边缘或压抑的状态，哪怕这种表现只能以传奇的方式进行。 “文革时期”的“造神运动”“早请示、晚汇报”，与“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张悟本事件”“李一道长事件”，以及日常生活中各种迷信现象的泛滥⑧，前后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王小波对理性和科学的重视，正是包含了对个人尊严和社会公正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常人看来显得另类，在现实生活中也得不到普遍认同。“五四”前后提倡的民主、科学、理性和个性等思想只能算是时断时续的启蒙运动，现代中国人本质上仍是穿着现代服装的古代人，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包括王小波）用各种方式进行“新启蒙”，但没有条件成为时代的精神和主题。所谓尊严或公正的诉求，需要市民社会、现代制度的保障，如马克思所言：“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享受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此外，还有两种人权：平等和安全。”⑨王小波的文学诉求难有生存的土壤，反而会被看成另类，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的损害人的尊严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公正的事件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现代社会很难只有一种思想或文化笼罩一切，往往是两种或多种思想或文化在起作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一直处于一种“张力”关系。“统治性的文化总是再现为文化本身”⑩。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阶级分层正处于剧烈变动阶段，在文化分层上更为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王小波现象，要充分考虑不同阶层的立场、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主流文化是相对稳定的整体性文化，虽然其内容也有对抗和变动，但一般遵守既定的规律和法则，表现在具体方面就是要倡导什么、树立什么、确认什么的问题;非主流文化正好相反，它不是流行的事物，往往超前或滞后，具有强烈的个性意识，这要求保持活力和创造性，否则就会被同化或消灭。
就王小波现象而言，他在当时的文化场域中的立场和位置是边缘的，从边缘大学教师到自由撰稿人，他的书很难出版，出版之后进不了正规发行渠道。王小波放弃公职专事写作，却没加入任何作协机构，以写作为生却得不到文坛认可，相对专业作家而言他也是从属支流的地位。在研究批评界，1997年以王小波为关键词的论文不到十篇，大都属于追悼和纪念的性质，或者偏向于思想性解读，王小波在文学研究界也属于边缘作家或另类作家。在大众传媒方面，对于王小波的态度先是在报道中观望，后是组织化的传媒批评。在王小波去世的两个月内，百余家传媒机构进行了报道，并且大多是外宣媒体、港台媒体和国外媒体，说明对王小波身上所附着的另类文化或边缘思想的判定还没有把握;之后，王小波及其写作的媒体价值逐渐凸显出来，尤其是曾经刊发过王小波作品的媒体开始有组织地策划关于王小波的批评和报道，从王小波的身世、学习、工作、写作、出书、死亡等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说明王小波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和现象可以为传媒创造其他文学家或文学作品无法带来的利润和价值，当一个作家的媒体价值与其文学价值相当、甚至超过其文学价值时，恰恰反映出他的文学边缘地位。
三 文学意识形态与传媒体制的“张力”
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传媒发展的基础，由此延伸出一种独特的“社会主義传媒”，又被称为“二元体制”11。在体制上是国有事业单位，承担着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产品的任务;在经营上采取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模式，传媒之间的竞争激烈。自身矛盾的传媒，在面对王小波为代表的思想和文化时，一方面要注意自身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对于所谓“自由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更大的发行量和消费者，在同质化严重的传媒市场脱颖而出，必须吸收知识精英、另类文化等作为市场竞争利器。
要准确把握和定位王小波及其作品反映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化特质，必须将王小波放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当代意识形态调整和知识分子分化的背景上才有可能，不能过高或过低地评价王小波的思想高度。改革开放三十年主要是由意识形态治国逐渐转向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单一的经济现代化造成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关系，最后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现实的差异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分野。王小波的思想包含了自由主义所持有的核心观念——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对意识形态保持警惕和距离。这也许就是王小波喜欢选择“非正常”年代作为文学叙事的背景，肆意展示个人价值的毁灭、个人尊严的摧残。王小波在与李银河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中展示了其严谨的学理话语和系统的思想主张，但是他又用犀利的文笔和智慧的语言创造了另外一种文学风格，将他的思想精华融入可读性极强的写作中，就如一股清泉，没有任何颜色，却沁人心脾。
文学与传媒的张力关系，以及更为深层的传媒机制、意识形态，才是塑造王小波现象的背后推手。一方面，革命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社会主导，传媒机制要求话语形态的现代化，能够实现政治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融合、接轨。当前传媒的话语形式、指涉对象、语用内涵等，既与改革之前的理想主义、权威话语、道德律令等有很大差异，但仍与现实社会有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二元体制下不可避免的多元文化取向，在同一传媒上表现为日趋明显的话语裂缝和价值取向上的重大差异。以报纸为例，头版头条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以提倡、肯定、弘扬某种价值及其现象的方式彰显主流的立场，娱乐版块表达的是大众文化诉求，文化板块给予知识界表达批判的窗口，包括文化标准失范，文化功能失效，社会共识失序，公共价值失衡。在传媒眼里，王小波的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等可以经过包装而具有媒介价值和经济价值。
1992年开始，中央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中国传媒体制开始进入改革转型期，这是考察王小波现象的重要语境。文化市场机制的形成和推进将传媒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随着政府拨款的减少乃至停止，相当一部分传媒转型、改嫁、甚至关门，一些纯文学传媒在1998年最为艰难的时候先后停刊，例如《小说》《昆仑》等。存活者开始被迫或积极地进行“化缘”（与企业合作）、包装和打造品牌，原来用于广告和唱片业的策划也开始在文学中得到运用，主要是以编辑为中心集结一定数量的作家和批评家，推出一批文学口号或命名，以至于九十年代的文学思潮大都与期刊的策划相关。王小波的死亡和出版在当时也是一个文学策划，并且相当成功。从策划策略来看，人文学者比文学家更具市场效应，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已经趋于没落，很难形成轰动效应。19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享有极高的精神和道义地位，进入1990年代虽然也被市场大潮所裹挟和侵蚀，知识分子开始分流甚至分裂，人文知识分子的失落、迷茫与困惑在王小波现象中得以抒发，自然也最具商业价值。在这个角度看，与其说是人文学者论王小波，不如说是王小波提供了一次让人文学者言说的机会。在经济传媒面前，文学很容易被各种策划挟持，“文学传媒”中的“文学”经常处于弱势地位。
反观“后王小波”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新自由主义受到普遍的认同和部分抵制，并在传媒广为传播。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更具炒作的嫌疑，虽然近年来知识分子大量借助博客等新传媒传播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但传统媒体并不多见他们的声音，仅有《南方周末》《天涯》《书屋》《读书》等极少数媒体而已。各种“媒体知识分子”大行其道，借助现代化的包装、宣传和策划，一些“学术超男”“学术超女”们开始占据市场的舞台，他们巧妙地打着“学术”“知识”“传统”“文化”的幌子向大众兜售廉价的文化产品和心灵鸡汤，沦为传媒的赚钱工具，莺歌燕舞、盛世狂欢远比对社会底层、草根大众、弱势群体的关怀来得容易和实惠。
四 文学传媒的意识形态
与“80后”“90后”文化的症候
王小波的作品得到广泛流传，少不了广大受众对他的爱戴和支持，其中最庞大的群体还是青年一代。虽然更多的情况是人文学者对王小波及其作品发言，再就是“王小波门下走狗”的模仿，但更多的读者是出于各种简单的理由默默地阅读着王小波，品味着他的人生和文字。先后进入21世纪，“80后”“90后”乃至“00后”先后成年，他们将是王小波及其作品的阅读者中忽视的主力军，考察他们对王小波的接受意义重大。
如果说“80后”“90后”青年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受益者，那么他们要面对社会转型期更复杂的文化困惑和混乱，是社会发展问题的受害者。王小波面对和书写的主要是描写人性和尊严在革命的宏大叙事中所受到的压抑和摧残;“80后”“90后”青年面对的是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横行的社会，但学校教育仍然是与现实脱节的革命理想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家长传授的行为规范与学校传授的价值观可能会有很大不同，而传媒宣传的社会事件、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又与前面所说的迥然不同。例如，面对老人倒地要不要扶的问题，看到同伴落水要不要救的问题，拾到五分钱要不要交的问题，现在居然都成为各领域专家学者、家长等在传媒上争议的话题。既然对“80后”“90后”青年的价值观教育已经成为很大的问题，对“80后”“90后”青年文化的评价就显得更加复杂。很多知识精英对青年文化持批判的态度，更多的是中年人对青年人一贯的不理解、不信任、不支持，这种情况估计前者也遇到过，不足为据。但可以看出“80后”“90后”青年与他们的父辈之间的巨大文化代沟，“80后”“90后”青年必将成长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主要承载者，不能回避或逃避“80后”“90后”青年文化的现实存在和未来影响。
与王小波一样，“80后”“90后”青年受到西方文化的很大影响;与王小波追求思想的自由、个人的尊严不同，“80后”“90后”青年接受的是西方消费文化和个人主义思想，追求时尚和个性。这和“80后”“90后”青年的成长经历和时代有关。1980年代正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计划生育造就了“独生子女”的特殊心理，社会中心从政治转向经济，再由市场经济转向知识经济。“80后”“90后”青年的成功标准是受高等教育的程度，无论你多有个性，最后都要接受高考这一“独木桥”的检验，应试教育成为新的压抑和新的强权。在面对这种强权和压抑的时候，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忍受和接受，可以称之为青年犬儒主义。他们非常清醒地知道这种制度的不合理性，同样知道反抗这种制度的代价，于是将对现实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认同的接受、不反抗的清醒。因此，“80后”“90后”青年文化是一个极为矛盾的文化共同体。一方面，他们在价值观上并不相信学校灌输的传统价值观和理想主义价值观，更乐于相信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等多元化的价值观，在实践上崇尚西化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心理和实践，具有自主意识和大国民心态。当“80后”“90后”青年走向社会，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竞争让他们的消费主义价值理想破灭，需要面临新的价值选择，但实用主义是他们必然考虑的原则。
以王小波为参照，考察“80后”“90后”青年中的“杰出”代表，就会发现其青年文化的独特变化。青年时代的韩寒、郭敬明、李宇春等被传媒包装起来的明星或名人，代表了一种新的青年文化。韩寒从一个辍学的中学生，到一名集作家、赛车手、著名博主等名头为一身的公共人物，以其犀利的语言大胆谈论社会敏感话题和公共维权事件，他的一篇博文可能会有百万人观看，他的博客上公告的十二“不”字显示了他的特立独行。韩寒等为代表的“80后”青年文化还无法摆脱亚文化、边缘文化的地位，其中包含的对主流文化的反抗和影响尽管十分重要，但也十分有限。在传媒别有用心的宣传、炒作和恶搞等市场化操作中，在影视“戏说”、“百家讲坛”等“历史镜像”中，在消费和娱乐狂欢中，“80后”“90后”青年文化既没有历史，也难有未来。
回到王小波，他所揭示和批判的宏大叙事，现在看来，仍然是规训“80后”“90后”、甚至“00后”青年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中国的文学问题、思想问题和文化问题，并不能指望靠一两个王小波来解决。有学者指出，“王小波善于描写畸形的人生”12，其实王小波也善于写畸形的文化或时代的畸形现象。时代在进步，但诸如“王小波现象”之类的文化现象仍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存在，文学与传媒的“张力”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必将上演更加斑斓的文化图景。
注释：
①艾伦·退特：《论诗的张力》，载赵毅衡：《“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②王先霈：《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337页。
③Cf.Chengju Huang，From Control to Negotiation：Chinese Media in the 2000s，The Intem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ztte，Vol.69，No.5，2007，PP.402-412.
④房偉：《十年：一个神话的诞生》，《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⑤臧策：《关于王小波的对话》，载韩袁红：《王小波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⑥王小波：《〈怀疑三部曲〉总序》，载艾晓明、李银河：《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55-58页。
⑦王小波：《〈红拂夜奔〉序》，载王小波：《青铜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页。
⑧俞吾金：《论尊严、公正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2期。
⑨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8页。
⑩[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页。
11周宪：《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景观变迁》，《文艺研究》2010年第7期。
12荆伟：《自由的阅读，温和的写作——孙郁教授访谈录》，《当代文坛》2017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构文学艺术精品创作高地的文化理论与文化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9WTB004;东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242019R10024）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