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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这个名字，早已成为财富的代名词。洛克菲勒基金则是联系财富与慈善的纽带。创办于1913年的洛氏基金是美国最早的私人基金会之一，其捐赠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和其广泛显著的成就，执美国乃至世界慈善事业之牛耳。
洛克菲勒基金对中国青睐有加。成立之初，中国就成为洛氏基金最早和最重要的海外资助对象，捐赠金额长期独占鳌头。它是中国最早接触到的公益基金。洛氏基金投资创办的协和医学院享有盛誉，迄今仍是其单项出资数最大的项目，被引为它最得意的一项事业。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基金还帮助创建中国自然、社会科学诸学科，推动乡村建设、公共卫生建设，资助中国学者与西方的学术交流……
选择中国教育领域
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最早的接触可追溯至1863年，老洛克菲勒将他的第一桶煤油卖到了中国，当时他24岁。到了20世纪初，著名医学家韦尔奇受其委托来中国考察医学状况，他到达上海后，在日记中写道：“沿着黄浦江，美孚石油的仓库、储罐和码头延绵了六英里（相当于19里）”。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国的利益可见一斑。
那时的美国人普遍对中国市场很看好，他们认为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向西方开放，同时不断吸收新事物，她的何去何从将与美国乃至世界都有紧密关联。此外，美国流行的“黄祸论”也影响着舆论：如果中国不皈依西方文明，那么她必将成为对世界最大的威胁。这些都左右洛克菲勒基金会将关注的视线投向了大洋彼岸的中国。他们相信：美国要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就必须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来培养中国新一代的领袖，从而把中国的现代化引向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
顺理成章，最初洛克菲勒家族考虑将钱投在教育领域，就像1896年老洛克菲勒退休后，他首先投资60万美元，用于创办芝加哥大学。但他们自1909年三次派遣前往中、日、印等国的“东方教育考察团”得出的结论是：建议转向医学。医学将科学和教育相结合，特别是在政局动荡不安的中国，医学最没有争议。小洛克菲勒也认为医学是“无党派且任何政府和人民都需要的学问。”1913年基金会组建会议甫一开过，就先后派了两个调查小组前往中国调查，最终把中国的援助锁定在医学教育上。明确目标，洛氏基金会马上组建了“中华医学基金会”，于1915 年出资20万美元，购买了欧美教会学校开办的“协和医学堂”，将其改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
协和医学院横空出世
洛氏在协和医学院上的投资堪称大手笔。先是为扩大面积收购豫王府，又请美国著名的建筑师查尔斯·柯立芝主持设计修建教学楼、医院、实验室等。柯立芝一见豫王府就被中国建筑的端庄秀丽所倾倒，决心建成“中西合璧的，有着宫殿式外观的校园和医院群建筑”。协和外观保留了很多中国元素，雕梁画栋琉璃瓦，檐下廊上的油画每平方尺的费用为5元，建筑内部则是一水最为考究的西式设备，水汀管、门锁、抽水马桶等都从美国运来。这样一流水准的要求，使得费用严重超标，洛氏基金会最初批准150万美元的开支到1921年学校建成后，实际花费已涨到750万美元，整整超出4倍。
1921年9月19日，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热闹非凡，小洛克菲勒乘坐海轮航行了一个多月从美国赶来出席此次典礼。他在演讲中说道：“协和医学院希望给予中国人民的，不仅是医学科学，而且是西方文明在思维发展和精神文化上的精华。”
老协和人对当年的生活记忆犹新：“衣服不用自己洗，由洗衣房洗；房间的卫生不用打扫，有工友管；就连被子也用不着叠，早晨拔脚就走。”优裕的生活条件背后，是极为严苛的育人标准。进入协和之前要读三年预科，比同期美国还多一年。日后成为中国泌尿外科专家的吴阶平说：“1933年我考入燕大医预科，全班共有52名同学，到 1936年考协和时，却只有15人被录取。”紧随而来的是协和残酷的逐级淘汰制，每年平均16位毕业生的“极少数产出”，培养出了如林巧稚、吴阶平、诸福棠等一批顶尖名医。中国医学界的大半精华尽出协和，有人将其比作医学界的黄埔军校。科研方面如从中药大黄中成功提炼麻黄素，以及对中国常见寄生虫病、黑热病和斑疹伤寒的研究亦成绩斐然。当时一些名人纷纷前来协和寻医问诊：孙中山在协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定期飞到北京到协和检查身体，张学良在协和治疗过烟瘾……
这一时期的协和成为亚洲医学和研究方法的最高标准，对日本和印度的高等医学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洛克菲勒基金会王冠上的宝石”，这一美誉足见基金会对协和项目的看重。此后的30年中，维持协和的运作，洛氏基金会一共支出了4500万美元！创纪录的投入背后，是他们想把协和打造成西方科学标杆与文明典范的诉求。洛氏基金会还通过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了一部分美国其他组织在华建立的医学教育机构，如齐鲁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等。
支持中国的科学研究
1925年开始，挂名洛克菲勒的慈善机构完成了一次大的改组，合并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变得更加庞大，诞生的新一代领导人也想开拓更多的领域，“打破医学和公共卫生在基金会中几乎是垄断性的地位，使洛克菲勒基金会成为一个综合性组织”。一战带来的“对科学怀疑”的思潮，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忧虑，也使得洛氏基金更加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25年开始将对中国的资助范围扩展至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它支持燕京大学开设了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培养了一批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家。后又资助西方著名人类学家如布朗、帕克、马林诺夫斯基等来华讲学，把西方人类学引进中国。
1943至1944年间，基金会接受费正清等人的建议，为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仍坚持工作研究的一批中国知名学者教授提供援助。中美双方共同商定出名单，提供美国几家大学邀请讲学。基金会为照顾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还特地请求邀请单位不提自己的名字。基金会还与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合作，以后者的名义邀请学者赴美讲学，实际也由基金会出钱。下赴美讲学的有罗常培、冯友兰、梁思成、费孝通等十几位教授。比如费孝通影响重大的名著《乡土中国》，就是这次赴美后在美国完成并出版。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开创兴起，也是由洛氏基金会资助。
考入协和前学生需先读三年医预科，但当时的中国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能够达到协和期望的医预科水平。为此，洛氏基金会拨款资助了13所综合性大学，用以提高教学水平，持续8年时间。其中对燕京大学投入最多，后来燕大的医预系直接成为协和医学院的预科。这项资助意外启发了洛氏基金会对中国自然科学发展的兴趣。此后，基金会对中国的生物学、遗传学和农学等都给予了较大的扶持，一些学科是首次在中国创立。
洛氏基金会资助最为著名的一个科学项目，要数周口店“北京人”的挖掘研究。自1927年起，基金会便陆续拨款，供中国地质勘探部与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合作研究。当时没有一个中国机构有足够的财力进行这样大规模的野地勘探工作。直至1929年底，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在协和解剖系，由中外学者合作鉴定出来。
由精英到农村的“中国项目”
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一些有志青年探寻改造中国的道路，发起各种农村改良运动，其中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计划比较出名。青年毛泽东就曾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会长冈恩第一次造访中国时，曾前往河北考察了晏阳初主持的“定县实验”。毕业于耶鲁与普林斯顿大学的晏阳初告诉冈恩：“很多哲学博士怀抱教育农民的观念前往定县，最后却转而为农民的学生。”这次考察对冈恩启发很大。
1931年与1934年冈恩提出了两份在中国的考察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目前普遍缺医少药，基金会的资助必须改弦更张，面向绝大多数人的卫生和教育。协和项目花费甚巨，“在自己的范围显得重要，就全国来说却只是极有限的效用”。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领导的土地革命正轰轰烈烈地进行，无疑给国民党极大的压力，因此南京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振兴农村的措施，支持乡村建设运动便是其中之一。为此冈恩提出了“中国项目”，即由基金会出资将有所关联的中国机构联合在一起，集中力量打造可供全国学习推广的农村发展模式。比如资助南京大学农业经济系、在协和医学院培训从事乡村公共卫生的护士等。这个雄心勃勃的社会规划实验，最终得到了基金会的认可，于1935年首次为其拨款100万美元。自此，洛克菲勒基金会从金字塔尖的精英教育走向了中国最广大的乡村建设。
1937年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项目”遭到严重破坏。基金会克服各种困难，对中国乡村建设的资助一直延续到1944年。其中一些活动成效卓越。如由美国人兰安生和他的协和学生陈志潜，在定县建立的三级卫生保健网，为此前医疗卫生几近空白的村庄带来福音，显著降低了人均医药花费，这种初级保健思想和体系领先世界几十年。陈志潜后来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之父”。二战后，兰安生作为洛氏基金会国际卫生顾问前往欧洲，他还将定县的公共卫生模式首次大规模地在这些发达国家推行。
学者资中筠曾评价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近半个世纪中历经各种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基本上持超脱的态度，从未追随美国政府支持或反对过任何派别。它只关心它所从事的事业，设法适应变化中的中国国情以求存在和发展。洛氏基金会自以为是超政治的，它在华的事业符合在任何政权下的全中国人民的利益。”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49年以后的预算中，还保留给协和医学院和清华大学历史、语言两个研究所的预算。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1月，时任协和医学院院长的李宗恩致函洛克菲勒基金会纽约总部：协和已收归国有。至此，基金会停止了最后一笔拨款。
一件值得玩味的事是，冷战时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被打上“殖民主义的先锋”与“帝国主义的帮凶”的标签。而在美国，洛氏基金会也曾因对中国的资助数额巨大而遭指控。1951年下半年始，就有国会议员提交提案，指责洛氏基金会绝大部分的钱资助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培养的大批人才后来纷纷倒向共产党，相当于洛氏基金会培养了中共的骨干力量。所以当前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美国青年，部分也应归罪于该基金会。1952年，美国众议院正式通过此决议案，派出调查小组对洛氏基金会进行“全面彻底调查”，最后的结论是基本肯定，只有一些“小的判断错误”。1953年共和党上台，麦卡锡主义正当高潮，国会再次通过决议成立调查委员会，这回罪名升级：指控洛氏基金会是一项旨在美国推行社会主义的“恶毒阴谋”的一部分。调查案一出，美国立即舆论哗然。《纽约时报》等一些美国主要报刊都站在基金会这边，各高校及知识界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支援。此案于1955年以指控不成立而结束。
1980年改革开放，洛克菲勒基金是最早恢复与中国合作的基金会。如今，已有成百上千的NGO组织进入中国，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发挥着作用。抚今追昔，尽管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评价仍存有争议，但不得不承认，百年间它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参考资料：马秋莎著《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资中筠著《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