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与医学技术发展存在某种关联。如何看待与分析这种关联，美国学者康纳德（Peter Coad）认为可用“医学化”的概念，即生活和社会问题的医学化来解释。“医学化”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形成的。康纳德指出“医学化”指“把某些行为定义为医学问题或疾病，并授权或许可医疗行业为之提供某种治疗”。1992年康纳德对这一概念进行修改，他认为把非医学问题界定为医学问题或者障碍并且加以治疗，都属于“医学化”范畴。
“医学化”特征主要包括：第一，把生命历程自然变化和正常行为转化为病态，例如生、老、性、死、不快乐，本来是自然生命过程，但将其变成一个疾病过程。生孩子不是病，但现在要住院、要开展一系列孕产检查；衰老是生命自然过程，但抗衰老治疗与保健已成为医疗领域一大产业。有人开发了自测评估项目，你可以在网上自测，发现哪几项标准达不到，评估会建议你去询问医生，实际上这是商业广告。有研究指出，现在80%“医学科普”实际是软广告，这些所谓“科普”基本上是商业性的。第二，把个性问题和社交问题转化为医学问题，比如社交恐惧症。第三，把疾病风险转化为疾病，例如胆固醇、血压等指标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但是增长的数值对于健康影响有多大，是否成为疾病并没有确切界限，但很多人把它转化成需要治疗。第四，把个人能力拓展转化为医学技术的增强，通过药物、外科、其他医学干预增强心智、记忆力、躯体能力。奥运会等体育赛事揭露出的服用兴奋剂丑闻，便是被这种观念误导的结果，其后果是体育运动非但没有增进健康，反而导致运动员许多伤病，甚至早夭。
导致生活医学化或社会医学化的原因，一是观念变化。首先是保健观念的变化，由原来的生产主义、社群主义变成消费主义；其次是健康认知，现在病人对躯体不适的容忍降低了。人类对疼痛的耐受力随着社会发展和环境变化而下降。再次是保健管理，即什么内容能够纳入医疗保险影响着医学化进程。例如美国有保险公司把减肥手术纳入医疗保险，因为保险公司认为肥胖导致的疾病比实施减肥手术将花费更多。最后是行动受到观念影响，而观念主要通过话语灌输，话语权的强大力量足以影响人们的观念，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跟着走了，像某些电视台的养生类节目，就是不断诱导消费者应该如何，而其背后则是医疗产业复合体利益的强大推动力。
二是信仰转变。现代社会人们更加认同科学，甚至把科学变成一种信仰。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萨斯（Thomas Szasz）有本书叫《次罪》（The Second Sin），其中的观点是当宗教强医学弱的时候，人们都把宗教当成医学，现在科学强宗教弱，人们就把科学当成宗教。
三是人道主义的倡导和社会福利的拓展。也有人认为生活医学化是有好处的。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享有的医疗保健权利在扩大。
四是技术解决方案的有限性。有一句俗话叫钱能解决的事就不是事，在医学里面也是，大家还是相信技术，相信技术能解决的人们都能解决。但是，遗憾的是有些医疗问题恰好是技术不能解决的，例如死亡，而这恰好是医学要处置的终极问题。
随着社会发展、科学知识普及以及健康意识提升，与生活医学化或社会医学化相对应，当代社会出现医学社会化和医学民主化趋势。一方面是医学创新社会化。医学创新不仅是医学界内部的事，其他人也可以加入进来，普通人也可成为参与者，主动参与作为医疗产品的用户体验，比如远程体验不再限定于医院诊所实验室，而是存在于社会空间、网络空间，这样的医学创新变成社会化。另一方面是医学临床决策社会化。就是医患之间共享决策，临床决策不再是医生垄断，病人与病人家属可共同参与，当然这个需要医学知识的普及与其他社会资源的支持。第三方面是临床治疗的社会干预。病人作为消费者参与医疗保险，可以选择保险公司、医疗服务和筛查，现在已经有生殖医学临床筛查是病人主动来参与的；而医疗保险公司或自我保健团体也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医疗保健服务设计、提供与咨询。
医学民主化表现在网络时代医学知识的普及，可以提供很多咨询与建议。比如病人候诊时就可通过网络搜索自己病症的各种信息，然后去询问医生。现在病人不是咨询太少而是咨询太多而不知道怎么选择，还有学习型病人、专家型病人的出现，由此让医生感受到非常大的挑战，感受到自身权威性的下降。
由此可见，对生活医学化与社会医学化，以及医学社会化与医学民主化这两组矛盾的分析，为我们认识与理解医学技术发展和应用与过度医疗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思考理论框架。
（作者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