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改变命运，曾经是寒门子弟坚守的信条。如今，这一信条早已受到广泛的质疑。尤其对于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寒门子弟来说，读书是为了上大学，上大学是为了拿文凭好就业，有了理想的工作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上世纪90年代末之前，确实有很多寒门子弟因为读大学而改变了命运，而今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已成常态，尤其是其中的农民工子女找工作难乎其难，许多寒门家庭反而因此更加贫困。
“读书改变命运”成了过去时
江西省金溪县农民工家庭的女孩严家慧勤奋苦学，考入一所二本大学的文理学院经济学专业。毕业那年，在投了一堆简历之后，垂头丧气的她只能暂时回家待业。时间长了，没有工作的她只好嫁人，计划结了婚再慢慢找。可结婚3年，她的工作依旧没有着落。
经过无数次失败后，严家慧终于成了一所民办中学的数学老师。“越小的地方越是有一层牢牢的关系网，像我们这种没什么背景的，能找到这份工作，已经是万幸了。”最让她过意不去的是，年老的父亲还为自己的工作操了不少心。“花了五六万元钱，上了四年大学，到头来找工作还要拼爹。”严家慧的话，透着浓浓的辛酸与无奈。
老实巴交的江西省乐安县农民刘荣耕，为了供儿子上大学，在他47岁时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来到省城一开发区的建筑工地当了一名农民工。当儿子大学毕业，作为父亲的他似乎可以停下繁重的劳作休息的时候，他却吃惊地发现，大学毕业好不容易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的儿子，其收入还比不上他自己，根本没办法还掉之前因上学欠下的几万元债务。
2014年3月至10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10个省市，对未就业大学毕业生进行了调研。调研显示，来自农村的毕业生未就业的比例是城市的4倍。即使找到工作，薪水也低得可怜。据北京大学与媒介研究中心对35万余大学生的调查，2014年新就业大学生的平均月薪大约只有2443元，而同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2864元。
严家慧和刘荣耕的儿子，或许正是中国千千万万普通农民工家庭的缩影。他们曾经坚信“读书求知可以改变命运”，他们坚信自己的“投资”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可是当他们在现实的壁垒前，发现这个投资，不但周期很长，而且代价很大，投资的回报又开始变得不可预知的时候，还指望千千万万个农村家庭能坚定地将这种投资游戏进行下去吗？
“乡下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学费越来越贵，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也越来越多。”这是农民们普遍的感受。高学费让不少贫困家庭陷入了“债务危机”。为培养一个大学生，国家级贫困县——甘肃省会宁县贫困家庭普遍负债在5万元左右，相当于10年以上的家庭纯收入。在甘肃省，近几年返贫人口中，一半左右因教育支出过大返贫。会宁县很多百姓认为“除了读书没有别的出路”，但就业难也让他们心生疑惑。
教育“高投入、低产出”，读书改变命运这条路越来越窄，也越来越崎岖。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农村寒门子弟，只有考入一线名校，这条路才会相对平坦。而教育资源不均衡，名目繁多的加分，高考内容的能力化导向等，都让农村寒门学子输在教育之路的起跑线上，考上一线名校自然也越来越难。
根据公布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结果，本世纪14年来，我国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下滑，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
越来越多农村寒门子弟放弃高考。2009年，全国84万应届毕业生退出高考，导致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考生总量首次出现下降。2010年946万高考考生中，弃考人数接近100万，除了21.1%的考生选择出国外，相当大一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考生，他们多数选择读职校学技术或者直接打工。
“学费这么贵，找工作这么难，对于我这样不太会读书的农村穷孩子来说，还不如早点去工作。4年时间可以积累多少工作经验啊！”湖北省大悟县的王强放弃了高考，先后在孝感市、武汉市、上海市和北京市当了7年理发师，一个月收入两三千元，在北京市东五环外过着“蚁族”生活。像王强这样的农村寒门子弟，由于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所从事的大多都是传统意义上“并不体面”的工作，大多数人的生活过得并不如意。
缘何教育“治贫”变“致贫”
当教育本身成为不公平的根源之时，贫困家庭当然成了受害者，但久而久之，整个社会都是受害者。
因教致贫就是说，一旦家庭中有孩子接受教育，家庭便开始贫困。贫困的原因就是现在的教育成本越来越高，教育的预期收益却越来越低，教育投入成了“亏本买卖”。这种现实已经导致许多家庭形成了“一方面希望孩子上学，另一方面又害怕孩子上学”的矛盾心态。“因教致贫”会导致新的“读书无用论”，并进一步形成“因贫致愚”到“因愚致贫”的社会怪圈。
知名教育专家朱清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农村孩子占整个大学生人数的比例只有17.7%，而上世纪60年代这个比例要高于70%，基本与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相符。现在的比例太低了，太不正常。”为何农村大学生的比例越来越低，过去是因为上大学后收益过低，现在除了收益风险过大，还有上学成本太高难以负担这一重要原因。
教育是一种投资，个人、家庭、社会都将从中受益，应实行成本分担，各自负担相应的教育费用。可实际情况是，中国现行教育成本分担体制下，公共教育投入偏低，个人家庭所承担的份额明显偏高。2014年汇丰（中国）银行委托相关机构对15个国家及地区进行调查，发布了《教育的价值》的环球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内地父母给予子女的教育经济支持最大，家庭年收入的37%都用在了孩子的教育上，其指数之高甚至将发达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有资料显示，在所有发达国家的统计中，家庭用于子女教育的开支都不超过家庭收入的10%。来自中国社科院2013年的数据则透露，现在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这对于某些贫困县甚至是一个农民三四十年的纯收入。
教育应不应该产业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尽管讨论从上个世纪后十年一直持续至今，可怎么也达不成共识。但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开始，“教育产业化”风行各地，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成为赚钱工具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较优质的教育资源，除了教育费用开始大幅增长，也伴生出各种巧立名目乱收费的现象。如有的大学对部分计划内国家安排财政拨款的硕士研究生收取学费，录取一生两头拿钱；有的大学在招生中，竟要求专升本学生每人“捐赠”1万元……国家审计署曾经发布的《18所部属高校2013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就显示，包括北大、清华等18所高校违规收取费用达8.68亿元。
对于学费高昂教学低下的民办高校，穷人更是其捕食的“猎物”。纪录片《出路》中，民办高校的“讲师”王振祥辗转于大冶、赤壁等多个县域的农村，“忽悠”低分学生到这个学费高昂教学低劣的学院读书，因为“农村的孩子和家长相对好骗”。而根据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的研究，民办高校的生源主要在于农村学生。
多年来，尽管国家一直在提高农村孩子上重点大学的比例，但客观上讲，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比例还是越来越低。这倒不是“读书无用论”在作怪，也不是“上大学无用论”在蛊惑。更准确的说，应该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可“末流大学无用论”的现实反映。
现在高等教育质量不高、专业设置不切合实际；就业难是暂时无法缓和的突出矛盾；对于绝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上大学就是风险投资……这些都是现实，也是要靠长期的体制改革才能逐步改变的。但是，面对个体难以撼动的“绊脚石”，为何不能劝告农村孩子更理智地选择生活方式，过分地强调“受教育权的平等”一定适合每个人么？
缓解因教致贫各方齐努力
读书改变命运越来越难，其他向上通道越来越窄，寒门真的再难出贵子了吗？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不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实现此目标，需调配好政策和资源，让教育成为治贫利器，而非致贫之因。
近年来，我们国家不断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陆汉文认为，缓解就业难才是破除“读书无用论”的关键所在。“我国现有教育体系对社会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没有做出灵敏的反应，这在较大程度上导致了寒门子弟就业难情况的出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廉思认为，国家应重视应用型教育的发展，赋予高校更大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和变化，及时调整专业安排和制定招生计划。
缓解就业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在缓解农村寒门子弟就业难方面大有潜力可挖。寒门子弟也要逐步改变工作分三六九等的传统择业观念，树立行行出状元的就业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能教授建议，农村寒门子弟应尽早做好职业规划，多选择像地铁技术人员等成长性专业岗位。
针对农村“弃考族”越来越多的现象，廉思教授劝诫农村寒门子弟必须加强学习，“接受教育，拥有知识，不一定能出人头地，但无论走哪一条向上流动之路，没有知识肯定不行。”着眼长远看待教育的效益问题，才是理智的。
当前，接受高等教育是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最主要渠道，在较大程度上维系着社会公平。教育体系中任何不公平现象的出现，都会给民众带来强烈的被剥夺感。政府方面尽快改变教育资源城乡不均衡发展、不同院校不均衡发展的现状，让每个孩子、每所学校都能平等竞争。只有这样，“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才能缓解，农村寒门子弟读书改变命运的通道才会更通畅。
只有向上流动渠道畅通，阶层板结才能有效避免。因此，必须尽快改变以城市和权力为轴心分配资源的现状，通过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等，最终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寒门才能出更多的贵子。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要保证公平、有质量，保证更充分地发挥教育在脱贫中的作用，应该调配好公共政策和资源，有针对性地解决上述“读书致贫”、“念书无用”、“上学白上”问题。那么，对于上学的孩子，是不是可以继续精准地提供一些帮扶，并且保持一定的连续性，摊薄贫困家庭的教育成本，减轻其教育负担？毕了业的学生，就业帮扶也要跟上，尤其职业教育应该得到足够重视，起码学会一项有用的技能。
当然，因教致贫也存在各级政府部门行政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力导致的对教育领域监管失控的情况。因此，一方面，必须加强政府对教育的监管，坚决遏止教育腐败，均衡教育发展，确保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教育投入责任，使财政对教育的公共投入总量每年的递增幅度不低于同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同时，逐步改变支出结构，把财政的教育投入向初等教育和贫困地区倾斜，重点用于缩小地区之间，立法健全相关保障制度，抑制学费刚性，坚决治理乱收费等等。
学校方面必须与时俱进，包括教育目的、教育方法、教育内容和教育手段都应该主动适应市场对我们教育的需要，使学生真正能够学有所用，减少“因教致贫”的几率。同时，不断提升教师素质，均衡教育质量，摆正教育定位，减少教育寻租；勤俭办学，降低教育成本。
教育是一种投资，个人和家庭都将从中受益，也应负担相应的教育费用。但在中国现行教育成本分担体制下，公共教育投入偏低，个人家庭所承担的份额明显偏高。具体到弱势家庭来说，可建立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从弱势家庭的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在各级教育阶段对弱势家庭进行教育补偿，提高他们对生存和发展机会的选择能力，进而改变命运。
对于家庭来说，要学会合理规划子女教育投资，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明确教育投资的风险性。同时，父母在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中要知道优化经济成本结构，投入更多的情感和素质教育成本，注重培养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长远效果。因此，设法改善孩子抚育成本的结构，以较少的成本获得更多的回报或许是更理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