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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总量层面、产品价格层面以及产品结构层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放缓问题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进出口贸易不仅在总量层面上表现出十分显著的增长放缓特征，而且增长放缓具有明显的产品价格差异性和产品结构差异性。贸易增长放缓的同时，我国对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获取能力以及参与国际分工的收益明显提升，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由直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转向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与市场优化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结构。基于以上分析，一方面，要继续扩大进口增长，提升我国利用国际资源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加快构建国内产业价值链。
关键词 进出口贸易 增长放缓 国际市场价格 价值链 中间产品
一、 问题的提出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贸易遭遇了持续而严重增长困境，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额下降幅度均高于总体经济下降幅度。随着信息技术推动的生产领域自动化进程不断加快，制造业活动回流到发达国家，国际贸易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将不断降低，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可能无法避免，贸易自由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正在减弱。贸易快速增长曾对世界经济增长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曾带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多次实现增长奇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实现了贸易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然而，自危机发生以来，与GDP增长相比，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显著放缓，一些学者将其称为“贸易超调”。国内学者对危机期间中国“贸易超调”的特征与原因进行了研究。刘莉认为，“贸易超调”是需求下降、垂直化生产模式、融资紧缩、商业模式创新和库存变化等综合影响的结果；张二震等从总量层面、贸易国别层面以及BEC 产品类别层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波动情况进行了分析；王孝松等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发现，中国“贸易超调”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即贸易结构、供应链国际化、经济形势、贸易政策和中国特定因素。
国内学者对于“贸易超调”的研究时段主要集中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期间，危机期间贸易受到冲击，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不足为奇。值得关注的是，在危机结束以后，我国对外贸易仍然没有走出危机阴影。特别是从2012年以来，我国进出口增长速度持续而显著地放缓。2015年上半年，我国进口贸易同比增长为-15.5%，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11.2%）。从目前来看，针对危机之后对外贸易增长放缓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有鉴于此，本文以危机发生以前贸易快速增长的阶段为参照，重点研究在危机结束以后时段的贸易增长放缓问题，从总量层面分析我国贸易增长放缓的表现。在此基础上，从产品价格与产品结构因素两方面分析为什么中国进出口贸易在危机结束之后仍然深陷于“增长危机”之中，并进一步探讨贸易增长放缓的内在成因。
二、 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放缓的总体考察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除了2010年昙花一现的贸易反弹之后，世界贸易增长经历了严重的衰退。2012年和2013年全球贸易增长率均为3%，2014年，全球贸易增长率又下降了一半，仅为1.5%。在全球贸易增长急剧衰退之时，中国贸易增长也不乐观。从2011年开始，我国进出口贸易均出现了严重的放缓现象（见图1）。其主要特征为：（1） 总体增长放缓幅度大。在2010和2011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尚且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此后贸易增长速度显著下降，2012年进出口贸易同比增长分别为4.3%和7.9%，2014年为0.5%和6.1%，2015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为-15.5%和1%，放缓趋势更加明显；（2） 进口贸易增长放缓问题突出。从图1可见，2012年以来，与同一时期的进出口增速相比，进口增速一直低于出口增速。到目前为止，出口虽然增长缓慢，但仍然保持规模上的正向增长，与出口相比，进口贸易衰退程度更大。在2015年上半年，进口贸易出现了15.5%的下降。
可见，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都面临贸易停滞问题。相应地，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正在减弱。贸易作为经济的“增长引擎”似乎已经名不副实。在危机之前，全球贸易增速通常是全球经济增速的两倍，现在贸易增速却低于产出增长速度，这是40年来首次出现的局面。根据IMF的研究计算，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收入每增长1%，全球贸易就会增长2.5%。自2013年以来，每1%的全球增长只能产生0.7%的贸易增长。就我国而言，对外贸易总额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也似乎正在减弱。2011年以来，贸易增长对GDP的拉动已经转为负值。2013年，我国贸易每增长1个百分点，GDP 增长下降0.4个百分点。同样，净出口对GDP 增长的贡献也不断降低（见图1），这与快速增长的国内消费贡献形成鲜明的对比。
总之，从直观数据来看，与全球贸易增长趋势一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持续下降，并且近年来有加速衰退的趋势。其中，进口贸易的放缓问题相对突出。贸易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减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放缓？进出口贸易真的拖累我国经济发展吗？我们认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放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有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现阶段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格局的新变化，以及经济新常态下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转变。接下来，我们主要从贸易产品的价格因素和结构因素两方面，考察中国进出口贸易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到目前这一阶段增长放缓的问题。
三、 贸易增长放缓的产品价格因素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经历2013年的短暂复苏后，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剧，可能在更长时间内处于疲弱状态，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主要发达国家之中，除了美国经济呈现较为明显的复苏态势外，欧盟和日本经济仍然处于停滞甚至衰退状态，而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普遍放缓。鉴于世界经济增长阻力上升，IMF屡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数据。最新预测数据显示，世界经济将在2015年增长3.1%，在2016年增长3.6%，比2015年年初的预期分别下调了0.4和0.1个百分点。
对世界经济下行趋势预期的不断确认，导致国际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主要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持续走低。与危机发生以前的2003-2007年期间全球主要商品的价格快速增长相比，近年来全球主要商品的市场价格普遍下降（见图3）。其中，制成品的价格下降相对平缓，2014年，制成品价格同比下降仅为0.8%。与制成品相比，石油、非燃料初级产品以及农业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价格下降幅度较大。近两年来，石油的国际市场价格下降幅度最大。2013和2014年，石油的国际市场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9%和7.5%。2015年石油价格持续大幅下降，同比降幅高达40%，油价降至近10年最低水平。
国际市场主要商品价格的普遍下降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影响程度要根据不同大类产品价格下降幅度以及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进行分析。从我国的贸易结构来看，制成品在出口中占绝对主导地位，2005年到2014年10年间，制成品占比一直稳定在95%左右。与出口相比，进口结构中的初级产品占比相对较大，并且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初级产品的进口比重在2000-2007年期间为1/4，而在 2008-2014年期间该比重增长为1/3。因此，总体来看，全球主要商品价格的下滑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总体增长放缓的直接原因。但由于制成品的价格下降幅度较小，而初级产品的价格下降幅度较大，相应的，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贸易规模调整相对缓和，而初级产品比重较高的进口贸易增速下降较快，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的进口增长放缓幅度更大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贸易增长放缓不代表贸易收益减少。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变动与贸易量及其产品结构的变化影响着一国从国际贸易中能够获得的收益。这种收益一般用贸易条件来衡量。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前，发达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强劲需求推动国际市场主要产品价格不断上涨。从表3可见，在2008年以前，我国进出口价格指数持续上涨，其中，进口价格指数一直高于出口价格指数，即贸易条件一直小于1，反映了我国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长期处于劣势地位。然而，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国际供求关系重新调整之后，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相对价格变动使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发生了逆转。从2010年以来，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基本上持续改善，其数值从2010年的0.906提高到2013年的1.017，价格贸易条件改善了12.25%，这表明虽然贸易规模增长放缓，但是我国贸易收益不断提高。
为了更加清楚地认识我国贸易收益增加，我们仍然以石油为例进行分析（见表4）。石油是我国进口的主要产品之一，其占我国进口总额比重近10年来一直在10%左右。2012年以来，石油的国际市场价格不断下降，同时我国石油进口数量不断增加。2013年我国石油进口数量比2012年增加了1100万吨，而进口金额却减少了11.4亿美元。如果根据2015年的上半年数据进行粗略地估算，2015年石油的国际市场价格比2012年下降了近50%，而我国的石油进口数量比2012年增加20%左右。在价格大幅降低而进口数量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我国石油进口收益大大提高。
四、 贸易增长放缓的产品结构因素
近年来，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下面，我们将按照联合国统计司广义经济分类法对贸易产品进行的分类，对不同类别产品的进出口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并由此进一步分析产品结构变化对我国贸易增长的影响。表5给出了2011 年到2014年按照BEC 分类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年度数据。
由表5可以计算出， 2011年中间产品、消费品以及资本品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分别为18.85%、50.59%以及29.13%；2012年分别为18.70%、50.31% 以及29.63% ；2013年分别为19.79% 、50.78% 以及28.02%；2014 年分别为18.42%、52.61%以及27.58%。可见，中间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基本接近1/5，而资本品和消费品出口两项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基本在80%左右浮动。换句话说，在我国出口贸易中，资本品和消费品占绝对主导地位。从我国的进口贸易来看，2011年中间产品、消费品以及资本品进口在总进口中所占比重分别为52.73%、25.22%以及14.97%；2012 年分别为53.24%、24.51%以及14.12%；2013年分别为53.33%、24.04%以及13.17%；2014 年分别为52.32%、25.66%以及13.49 %。可见，中间产品的进口比重在50%以上，而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两项在总进口中所占比重在40%左右。因此，我国进口贸易是以中间产品为主。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尤其是从2013年以来，我国各类产品的进出口增长趋势产生了明显的分化，这对贸易增长产生不同方向和不同程度的影响（见表6）。具体来看，消费品和资本品进出口稳定增长，尤其是消费品贸易的增长趋势明确，2014年我国消费品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了7.18%和9.85%，消费品进出口比重分别比2013年增加1.63和1.83个百分点。2014年消费品进出口的增长贡献率分别为419.31%和82.84%，2004年该两项指标为47.44%和245.18%；2014年消费品的进出口增长弹性分别为16.34和1.57，与2004年的1.52和0.87相比，明显大幅提升。消费品进出口增长对稳定我国贸易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特别是消费品进口对进口增长的促进作用和贡献率明显提升。
从中间产品来看，除了危机期间的大幅下降以外，近两年来，我国中间产品的进出口增长速度再次出现明显下降。2014年，中间产品进出口比2013年分别减少154.34和56.84亿美元，分别同比下降1.48%和1.3%，中间产品的进出口在总贸易额中的占比也分别下降了1.01%和1.37%。在贸易总体规模保持增长的情况下，中间产品的进口、出口增长贡献率分别为-192.23%和-4.26%，而在我国贸易快速增长的2004年，中间产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高达111.12%和19.97%。从增长弹性来看，2014年中间产品的进出口增长弹性分别为-3.67和-0.23，而2004年这两项指标分别为2.47和1.03。这表明，与危机之前显著促进贸易增长相比，当前中间产品贸易显著地抑制了贸易增长。总之，至少从目前来看，中间产品进出口的下降是我国进出口增长放缓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中间产品进口下降问题较为突出，在中间产品进口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成为我国进口增长较大幅度放缓的重要原因。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了我国中间产品进出口规模，尤其是进口规模的明显下降呢？中间产品贸易与国际分工模式以及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分布具有密切的关系。上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前10年，“中国制造”的产品，绝大部分附加值是在其他国家实现的。也就是说，期间伴随大量中间产品的贸易活动，这曾经大幅推动了我国进出口贸易规模的快速增长。然而这种模式正在改变。2013年，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在外商投资和本土工业发展的推动下，一些产品在中国进入最终装配之前停靠的站点变少了，越来越多的生产过程在中国本土完成。换言之，我国获取了这些供应链越来越大的份额，国内产业链不断延伸，逐步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集群。例如，目前我国已经拥有浙江慈溪的纺织制造业、江苏无锡的光伏产业以及苏州笔记本电脑产业、深圳的电子产业、广东佛山的家用电器业和陶瓷业集群等制造业产业集群，这些集群的出现正在改变全球供应链的分布。
可见，我国对中间产品进口的依赖程度降低，“中国制造”如今更加名副其实。随着全球供应链的更大部分回流中国，中国出口产品中的进口强度下降，进口零部件在我国出口产品中所占比重呈显著持续下降趋势（见图4），从2004年的53.52%降至2014年的37.44%，降幅超过16个百分点。以加工制造能力不断提高的苏南地区为例，在近30年的发展中，苏南地区企业的生产能力、学习能力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国内产业链逐步完善。苏州地区98%的笔记本电脑生产料件可在直径70公里的范围内完成配套。由此，对国外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口需求也随之降低。
总之，从BEC 贸易产品分类的角度，通过分析不同类别的产品在中国贸易进出口结构中的比重、增速、增长弹性以及增长贡献度可以看出，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相比，近两年以来，各类产品贸易增长态势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其中，消费品和资本品贸易的稳定增长，尤其是消费品贸易的逆势增长，对进出口的稳定增长具有支撑作用，而中间产品的进出口均出现了下降，尤其是中间产品进口下降对进口贸易增长的作用明显，成为导致我国进口贸易增长放缓的重要因素。
我国中间产品的贸易下降，特别是进口的大幅下降反映了我国参与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布的改变。随着我国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加工制造业能力、本土企业规模和配套能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生产环节能在国内完成，这表明我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产业价值链前向中上游国家的垂直生产联系有减弱的趋势，产业价值链加快由GVC向NVC转变，也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中国的“内向全球化”。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贸易规模的收缩，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制造能力的提升是产业创新的基础，基于大量完整产业集群的支撑，我国将更有条件进行相关的创新活动，追求更高的贸易附加值，最终提升我国贸易竞争力。
五、 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的主要结论：
1. 对外贸易增长放缓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常态。目前，世界经济仍然处于危机以后的调整恢复期，国际市场需求增长减速，国际市场供求关系中“买方市场”特征明显，国际主要产品价格普遍下降，与制成品相比，初级产品价格下降显著，制成品在我国出口中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初级产品在进口中比重较大且不断提高，结合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产品价格因素解释了我国的贸易增长普遍放缓，并且出口增长放缓程度比进口要小的原因。与不断进行紧缩性调整的外需市场相比，近年来我国内需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一致保持在10%以上。内需市场的快速扩张同时促进了消费品贸易的逆势增长，尤其是消费品进口稳定增加，这对我国贸易稳定增长具有支撑作用，但是，近两年来，中间产品进出口都出现了下降，其中，中间产品在进口中占主导地位，中间产品进口大幅的下降成为导致我国进口贸易增长明显放缓的重要因素。
2. 对外贸易增长放缓未必弊大于利。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贸易快速增长曾对我国经济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规模扩张方面。在危机之前的贸易快速增长时期，从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与所获的贸易利益分配来看，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的环节，贸易产品附加值较低，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一直小于1，在国际贸易收益分配中处于劣势。
近年来，虽然我国贸易增长放缓，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减弱，但是贸易发展质量稳步提升，成为我国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国际主要产品价格的相对变动促使贸易条件持续改善，我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实际经济利益有所提高，尽管数据显示贸易增长放缓对经济总量增长的直接贡献下降，但实际上对我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有益；另一方面，通过前一阶段融入国际分工的努力，国内生产制造能力的提升，国内产业链不断延伸，对进口中间产品依赖程度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已经成功超越总装工序的角色，在国际分工中地位开始向价值链上方攀升，这与我国经济新常态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总之，在贸易增速下降的背后，要看到贸易结构的优化与发展质量的稳步提升，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与长期发展，再创国际竞争新优势。
与危机之前贸易快速增长的时期相比，在贸易增长放缓的新常态时期，从生产到市场的条件变化决定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必须顺势而为，由追求总量的快速增长转向贸易结构的优化以及国际竞争力的重构。针对当前阶段的贸易发展目标，根据以上的分析和总结，我们提出了以下两方面的对策建议：
一是继续扩大进口，优化提升我国利用国际资源的能力。在贸易快速扩张的阶段，出口导向型模式决定了进口是为了出口，然而在贸易增长放缓的现阶段，在稳定出口增长同时，要重视进口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断扩大进口。结合国务院在2014年发布的《关于加强进口的若干意见》，以及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加快进口平台建设，并不断提升进口便利化水平，抓住初级产品价格下降的机遇，不断提高我国利用国际能源和初级原材料的能力。抓住内需快速增长的机遇，扩大高端消费产品等最终消费品的进口，满足国内居民不断提高的消费需求，促进进出口结构平衡发展。
二是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不断构建国内产业价值链。中间产品进口的大幅下降，以及中国出口中所包含的进口零部件比重的显著下降表明，我国对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上游环节的获取能力进一步增强。然而，与美国、德国等创新能力和制造能力“双高”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亟须加快自主创新以及创新成果产业化进程，向世界高端制造业进军。为此，应以国内相对完整的产业集群为依托，结合“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加快实施自主创新，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构建以本土企业为主的国内产业价值链，切实提高“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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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