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大众医学》的半生缘

我为《大众医学》写稿,始于1949年。那时的文章,由我的老师,内科专家过晋源教授命题(他是该刊的创办人之一)。当时,我26岁,当内科住院医师才一年,故文章的题目、内容,都属内科范畴,例如《腹泻和便秘》、《伤寒是怎样传染的7》等。最初几篇作品,得到了一些读者的好评以及过教授和我的另一位老师、外科专家、该刊的又一创办人裘法祖教授的赏识。两位老师热情地鼓励我继续写稿。到1958年为止,我为《大众医学》写了23篇文章。

从那以后,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和许多其他作者一样,与该刊中断了联系。

自1978年《大众医学》复刊至2005年1月,《大众医学》又陆续刊出了我的30篇作品。那时,我的专业已改为病理生理学和免疫学,故文章的内容涉及到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的许多方面,主要作品有《疼痛——坏事还是好事7》、《艾滋病流窜五大洲》、《病从口入》等。

历年来,我的这些拙作,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好评。例如,裘法祖院士说,读我的文章,是一种“享受”。有一回,他看了我的一篇作品后,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并特地打来电话,告诉我他读后的感受。《大众医学》编辑部的评价则是“他的文章触角敏锐,视野开阔,文笔流畅,说理透彻,风趣幽默,深受广大读者欢迎。”重庆医科大学卫生学校蒋承志老师来信说:“读了你的科普佳作《手——人体最脏的部位》,令人叫绝。作为范文教学,学生反映也很好。”他还准备把该文选人他主编的四川省中等卫校《语文》教材。《手》文还被《科普创作》杂志全文转载,在其1200多字的《编者按》中,《手》文被誉为“真是一篇精彩之作”。《大众医学》还曾摘登过董振华等老人的来信,说的是我在该刊发表的《鞭炮,请进历史博物馆》一文,他读了三遍,叫好不绝!他还把此文读给住处居委会读报小组的20多位退休老人听,个个拍案叫好!台湾乐群养生联谊会会长李焕明先生来函称“多次在《大众医学》杂志拜读大作,受益实多。您的文章深入浅出,看似平淡,实则精深,对一般读者极有裨益。”“另一位台湾朋友给编辑部发去传真,希望《大众医学》”多登一些像冯教授所写那样的文章”。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资深病理科医师盛克强看了我写的《“闹”与“静”》后,来信称赞我是“妙笔生花”。同济医科大学药学院丁维培教授说我的科普作品是“雅俗共赏”。

鉴于读者们的这些反映和希望,《大众医学》编辑部从1994年4月至1995年10月为我在该刊开辟了《新为笔话》专栏。该专栏先后刊出了我的10篇文章。为一名作者设立专栏,在《大众医学》的历史上,迄今为止是绝无仅有的。

我在《大众医学》发表的作品中,得奖等级最高的,是1993年12月的那篇《死亡牌香烟》,该文获1993年全国卫生报刊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

经裘法祖院士的大力推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02年为我出版了一本“医学科普文选”,并以其中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为书名:《人气我,我不气》。书中的52篇作品,大部分来自《大众医学》。裘法祖院士为该书写了《序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和《大众医学》几代主编、执行主编、编辑、记者们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始终保持着联系。他们每年到武汉来组稿时,都会专程到我家来与我亲切交谈、合影留念,并馈赠诸如《辞海》等珍贵礼物。我虽未订阅《大众医学》,但几十年来,编辑部总是会按月给我寄一本杂志,使我从中不断地学到日新月异的医药卫生知识。

由于作者和编辑部的共同努力,《大众医学》——这本我国资格最老,涉世最深的医学科普刊物,几十年来愈办愈好,日臻完美。她刊风严谨,内容翔实,丰富多彩。疾病防治、饮食营养、养生益寿、优生避孕、人与社会、心事/性事、特色中医、运动健身、专题讨论、专家论坛、医药新知、资讯服务等,可谓兼容并蓄,应有尽有。《大众医学》不仅在大陆受到千万“大众”的欢迎,而且还应台湾人民的要求,发行过台湾版。可见,海峡两岸的“大众”都爱读《大众医学》。《大众医学》荣获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国家期刊奖、全国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全国优秀卫生期刊等众多国家级奖项和上海市著名商标等光荣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大众医学》即将迎来她的60华诞。我在祝愿她老当益壮、永葆青春的同时,还希望有更多的作者,特别是更多的青年作者能写出更多的优秀医学科普作品奉献给大众。切莫受一些偏见的影响,说什么写科普文章比写科研论文“档次”低。要知道,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把成果归于大众。从这个意义上说,科研论文和科普作品同样重要,后者是把科研成果直接传递给大众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一位医务工作者一年写一两篇科普文章,不会影响他的主要工作。重要的是,不应当把科普写作看成是一种负担,而应当把它当成是应尽的义务,应负的责任。当然,写科普文章也有其“学问”,就是要写得让读者感到“可读”“爱读”,真正从中受益。切不可把科普作品当作像教科书、论文那样来写,使读者感到枯燥无味,晦涩难懂,使科普文章失去了“普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