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类图书传递的信息从整体上来看可以分为专业级医学知识和民用级的医学常识。作为人类观念刷新最为落后的领域，现代医学何以诞生在西方而非东方，这个李约瑟的大哉问在医学向量上的投射迄今争议未平。即使现代医学的逻辑几乎统治了整个国度的医疗资源，传统医学的生命力也仍然在卫生政策上、医疗实践中生生不息，和赛先生兄弟姊妹学科的遭遇迥然不同。健康的归传统医学，疾病的归现代医学，医学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似乎和恺撒与上帝般泾渭分明。
以个人经验为导向的传统和以理性逻辑为导向的科学之间的冲突，发生在图书领域也就是数十年的事。被归纳为辅助医学的养生保健类图书始终占据医学类书目码洋的大头，扮演着民用级医学常识的主导材料提供者，在早晚时报、广播广告等日常生活场景中挥之不去。在传统医学热切宣传的嘘寒问暖之下，总是与精英感、黑幕交易、专业素养差等问题绑在一起的现代医学，就被描述为了一张亲和力欠缺的淡漠面孔。
在屏幕成为公众主要阅读场景的2018年，移动阅读的内容提供者以纸媒时代前所未有的低姿态进行了多种迎合读者手机阅读习惯的再编辑，从标题、字号、行距、句长、配图等多方面反复研究“10万+”的传播配方。养生显然成为这场阅读场景革命的主力军。对于大部分与父母生活在不同城市的80后、90后而言，父母的朋友圈被爆款养生类文章占领已经成为集体记忆中的共同尴尬时刻。于是，科学松鼠会、方舟子、丁香医生等则成为针对各种养生病毒文章的谣言粉碎机和杀毒软件。
这种厮杀也燃烧到了纸书市场，相对于谣言制造者的匿名身份，科普工作者普遍亮明身份正面对阵，这既是传播学中的信息自我纠正，也是“公众理解科学”这一20世纪末由英国启动的世界科普运动中的一部分。相对于移动端科普内容的相对单一，2018年的医学类图书市场延续了过去的多层面格局，同时也在作为基本科学素养的公共医学知识传播、患者的疾病叙事、医疗社会文化史、作为亚文化的医学邪典和养生文化等领域各有新的延伸。
一、公众理解科学：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虽然早在维多利亚时代，向大众进行科学传播已经是科学家自治团体的任务之一，但一般还是认为，“公众理解科学”作为术语和概念是由英国皇家学会鲍默爵士在1985年发表的《公众理解科学》（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报告中首次提出。其时的科学大众化，主要目的是让科学家团体的学术地位与经费等特权得到维护。而“二战”后DDT风险的揭露，疯牛病、水俣病等公共健康事件的发生，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危机，却使科学家的公众形象大打折扣。公众理解科学概念的提出，主要目的在于使公众“理解”科学而非“了解”，即让公众理解科学家的工作、理解科学對社会产生的积极作用、理解科学的本质，然后变得像科学家一样思考，明晰其获益与危害，参与科学项目的决策。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引入了这一概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起陆续编印的“第一推动丛书”就是我国科普出版领域的一面旗帜，包括《时间简史》在内的多部译著囊括了理论物理、生命科学、天文学和未来学等领域欧美国家半个世纪的科普名著，是无数80后、90后接触霍金、薛定谔等学界先贤的蒙学读本。作为丛书发行25周年的纪念，2018年进行了第二次再版，其中生命系列的八部作品里只有《脑中魅影》是首次出版。
尽管21世纪以来，科学领域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的前沿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让这套丛书描述的生物学知识成为旧识，其中甚至不乏谬误，但20世纪科学家发现和介入科学问题时展示出的科学素养依然足以启发后学。如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克里克晚年关注点转向神经科学后撰写的《惊人的假说》，就试图用当时所了解的信息来解释意识的本质。如今神经科学是医学界的显学，科学家对大脑不同的结构和功能分区已经达到了180个，功能神经外科已经可以通过向脑中植入电极来达到治疗如阿尔兹海默症的高度。而克里克的假说，即意识的产生问题依然横亘在本世纪研究者面前。
这套丛书里还有同样是诺奖获得者的杰拉尔德·埃德尔曼撰写的《第二自然》和《比天空更宽广》。埃德尔曼利用神经达尔文主义对意识与潜意识等脑神经现象做出解释。而达尔文主义又堪称是对生物学现象的精神分析，操作起来可谓无往而不利。道金斯惊世骇俗的名著《自私的基因》就是达尔文主义的一本好戏。丛书中由两位演化医学专家合著的《我们为什么会生病》，则将更多的疾病纳入了达尔文主义演化论。至于达尔文主义和真理距离有多远，也许是下个世纪才能回答的问题了。《脑中魅影》则对我们常见的若干神经系统症状进行了祛魅，比如谈到截肢患者的幻肢痛，拉马钱德兰就提醒我们也许所有的疼痛都只不过是一种神经幻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埃利泽·斯滕伯格的《神经的逻辑》也谈到了类似的问题，更侧重从认识神经理论来解释令人困惑的人类行为。
让克里克等一代学人放弃本行转做生命科学的名著———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在20世纪40年代跨界撰写的《生命是什么》———也在这套丛书的序列。在这本被誉为生命科学中《汤姆大伯的小屋》的名著里，薛定谔对在生物学研究中引入物理学方法提出了见解，并将量子力学与遗传变异进行关联，预言了基因密码的存在。基因密码的精密深奥堪比博尔赫斯笔下的迷宫，丛书涉及这一领域的有两本，分别是《解码生命》和《生命的语言》，前者是“鸟枪法测序”的发明者，人类基因组计划搅局者克雷格·文特尔的传记，后者则展示了文特尔的老对头，人类基因组计划首席科学家弗朗西斯·柯林斯的基因组计划前景。基因组计划结束已近20年，生命科学也已经完成了分子生物学转向。但回顾发布基因地图时的踌躇满志，20年的医学转化成果只能说差强人意。
印度裔美国医生悉达多·穆克吉继《众病之王———癌症传》（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后推出了《基因传》，中信出版社2018年引进出版。从布尔诺修道院的豌豆怪人，到nature史上最短也是最重要的论文，再到无法避免的基因组计划，穆克吉将基因之于生物学比作原子之于物理学、字节之于互联网。穆克吉还提及了瑞典和中国的基因编辑胚胎实验，并在书中预言（该书原版发行于2015年），也许此书出版之时，第一个后基因组人类已经在出生的路上了。结果2018年年末南方科技大学学者贺建奎就宣布，自己已将目前相对成熟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ER/Cas9用于编辑辅助生殖胚胎，堪为穆吉克预言做了一个蹩脚注解。
二、患者的病痛叙事：私人化的时代侧记
现代医疗体系将医院打造成了城市空间里的异托邦，是处于社会运转时空之外之地，有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说的，“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百分之九十的公民生前最大的一笔医保消费就是最后一笔医保消费，因此为了尽量避免或者推迟这一状况的发生，现代人逐渐开始定时体检。从这个角度来讲，化学工业出版社的这本《都是好时光———一位乳腺癌患者的康复笔记》或许正是定时体检理念最好的广告。
患者写作是近年开始成为出版热点的一个系列，相对于同属于乳腺癌患者的于娟的《此生未完成》，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熊顿的漫画《滚蛋吧肿瘤君》，以及美国医师保罗·卡拉尼什在确诊肺癌后撰写的《当呼吸化为空气》，《都是好时光》讲述了一桩对抗肿瘤的成功案例。谈论自身的疾病并不是一件易事。在大文豪鲁迅、波拉尼奥看来，相对于精神世界的高蹈，肉体的病痛并不值得长吁短叹与公众分享，而对于苏珊·桑塔格和福柯，自身的疾病只是他们漫长思考中的一个身体维度。
但世界终于还是步入了缺乏英雄的民主时代，普通人面对疾病的真实书写不仅可以为读者化解相同遭遇的惶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图景的折射。乳腺癌借由大明星安吉丽娜·朱莉的预防性切除手术而走入公众视野，这个女性最常见的肿瘤从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肆虐至今。作为性器官肿瘤，切除乳腺带来的隐喻性思考将使患者的心情雪上加霜。尽管麻醉术发明带来的外科革命已经100余年，经历手术对普通人来说依然是石破天惊的生命事件。作者从体检发现肿瘤，到病理确诊，术前谈话，术后化疗，内分泌治疗，直到回归日常生活，以普通人的心态将一桩日常生活灾难的起承转合白描出来，算得上是对当代医疗系统的一个横断面观察。
三、医疗社会文化史：一个新里程
全球史奠基者、《西方的兴起》作者威廉·麦克尼尔1976年撰写的《瘟疫与人》2018年由中信出版社再版发行。正如基思·托马斯所说，这是一部“将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著作。作者从疫病尤其是传染病角度，对众多习以为常的历史事件进行了重新诠释，如蒙古崛起与横行欧洲的黑死病，西班牙区区六百人就完成对阿兹特克全境的征服，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失败乃至1740年普法战争法军的失败，无不和传染病这一隐形的生化武器息息相关。作为人类文明起源地的非洲和古文明摇篮印度，之所以在文明进程方面没有发挥先发优势，在作者看来，也与其气候导致的丰富微生物带来的若干疾病相关。作者试图将疫病因素对文明与历史的影响赋予其应有的权重，将传染病与文化、社会、民族、战争、宗教联系起来，做出了堪称经典的完整论述。
医疗社会文化史作为近年来史学研究的新热点，重塑了既往“技术的医疗史”或者“学术的医学史”等僵硬概念，将疾病流行与社会互动、人们对疾病的理解、患者的病痛体验相交织，将其还原为理解时代文化与过往生活方式的一个坐标。余新忠主编的《新史学第九卷医疗史的新探索》是对医疗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兴研究领域近年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文集收入了6篇专题论文和2篇学术综述，按编者的说法均可归于比较典型“生命史学”的范畴，且都具有社会文化史的视角，熔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身体史等新史学的色彩为一炉。书中有清代士商社会医疗慈善服务，有我国古代从医药一体到医药分家的演变历程，有借助患者的病痛日记探讨疾病苦难的社会意义，有民国时期纵欲行为的身体经验书写，还有近代中国的药物消费文化考察：编者以“在对生命的关注中彰显历史的意义”为旨，展示了“生命史学”在当前的基本面貌。
四、作为亚文化的医学邪典
作为处理刑罚外伤、身体畸变与器官异构的特种行业，疾病的审美与审丑一直是人类怪诞美学亚文化的延伸。从中世纪扭曲的肢体绘本到文艺复兴时期维萨里的《人体结构》等解剖学成就，再到近代理查·巴奈特的《病玫瑰》代表的畸零图像，对人体病理残缺的审丑可谓颓废主义倾向的延伸，自有其历史脉络。
图像之外，此前引进的台湾医师苏上豪的《暗黑医疗史》《开膛史》《癫狂的医学》三部曲將医学史上诸多猎奇的技术作为一种邪典景观向大众进行了展示，2018年推出的《荒诞医学史》则盘点了史上各种在当下被认为荒诞的医疗手段，如奥斯曼人吃黏土来预防瘟疫，维多利亚时代绅士们坐在水银蒸汽浴室中治疗梅毒，古罗马的癫痫病患者则喝角斗士的鲜血，等等。
众所周知，在抗生素与麻醉学使得医学获得高速进展之前，医疗从业者提供的低劣服务品质广受诟病。莫里哀至死拒绝求医，他说“我不想和你们打交道/你们这些无知无能的医生/难道你们那些拉丁名词/能医治我的病痛”。《荒诞医学史》中提及的医疗手段作为前现代景观早已沦为笑柄，然而我们又焉知现在被认为是灵丹妙药和标准治疗指南的疗法在未来人眼里不会像书中人物一样可笑呢。医学作为残缺的科学永远是时代的囚徒，恋残守缺也许是人类的一种想象性抵抗。
五、消费升级时代的养生
养生保健之道自战国诸子百家起，并兴至魏晋南北朝道教方术玄学盛行，山林门阀医学大行其道，长久以来作为我国古代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而延续。近代以降，西医舶来后对传统医学产生重大影响，后者为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建构出“中医”一词，并发起了诸如中医科学化这样的运动，与废医说进行从学术发展到政治层面的博弈。传统医学以其“上医治未病”等视全体人群为服务对象的理念将自身的存续编码进了公众的集体记忆，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号与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养生成为大众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政府层面卫生政策的权力驱动，有商业层面保健品行业巨额利润的刺激以及相对宽松的监管体系，有各类媒体出于不同目的的推波助澜，还有消费领域民族主义热潮的崛起。在现代医学暂时无法覆盖的领域，养生保健成为各种传统医学和补充医学的重灾区。从这个角度来看，营养师顾中一的《我们就该这样吃》可以算是新媒体时代现代医学从业者对传统养生之道的一次正面还击。作为前作《我们应该怎么吃》的延续，此书仍然是微信公众号文章的精编集结。作者在书中系统性地将日常饮食中的科学问题进行了简单剖析，并直接给出了易传播易执行的饮食方案。相比之下，另一部食疗著作《非药而愈》则显得比较拘束。
整体而言，2018年的医疗类图书仍然是以译著和网红作品为主，在公众科普方面则以基因科学、神经科学和饮食疗法为主。疾病书写和邪典亚文化方面延续了近年来的格局，医疗社会文化史则奠定了初步的里程碑。科普著作在与传统养生类书籍对垒的过程中稳中有升，随着社会公众科学素养的提升，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个势头会在未来继续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