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与TPP背后的地缘政治
2015年中国在“亚投行”事件中取得的意外成功深深地刺激了美国和日本。为抵消中国在亚太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美国急于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达成，为了说服国内的反对者，奥巴马政府将TPP上升到美国领导力的高度，“如果未能达成TPP，美国将把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拱手让给正在崛起的中国”。很显然，TPP已经不再是一项贸易协议，而成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一张地缘政治牌。
除了亚投行，中国已经在很多方面挑动了美国的神经，被称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一带一路”计划，南海的“填海造岛”工程，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企图。很多措施都表明，中国正在通过自身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力图主导亚洲的发展。这对美国来说，是个不祥之兆。美国比任何国家都清楚，19世纪美国是如何一步步将欧洲的势力驱逐出美洲，将自身的意志贯彻到整个西半球，最终为接管世界打下坚实基础的。
因此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在各个大陆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利用权力均势制衡潜在霸主，防止区域性霸权的出现，以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索罗斯基金会于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美国领导权衰落的路径。
“冷战后，联合国（UN）未能解决任何一起重大冲突；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给人留下的是酸楚的回味；世贸组织（WTO） 1994年后的重大贸易回合谈判均未能圆满收场。由于治理方式过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合法性越发受到质疑。20国集团（G20）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曾作为潜在有效的国际合作工具出现，但它现在似乎已经迷失方向。”这些现象都在表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已经出现裂缝，全球正走向无秩序状态。
美国领导世界的价值观基石是“华盛顿共识”，倡导自由贸易和金融市场全球化，将有效市场和理性选择奉为信仰。在这一共识下，市场原教旨主义取得节节胜利，经济繁荣，全球化也在加速推进。问题出在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放任金融市场的后果，虽然催生了史无前例的大繁荣，但也酿成了一场几乎毁掉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2008年的危机对“华盛顿共识”和美国的领导力产生了致命的一击。金融危机间接造成了欧元危机，引发了欧洲的紧张局面。主要大国的影响力都在下降，只有中国突然间成为全球经济的救世主，意外获得了巨大的权力。
大国的实力消长，造成国际体系的权力真空，使世界体系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一直力图将中国限制在现有的国际框架内。可是中美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它们永远不可能相互信任，现实的不安全感使中国不得不追求更多的实力，中国追求实力的做法又坐实了美国关于中国会挑战美国霸权的看法，从而转向更严厉的遏制政策，美国的遏制政策又会使得中国想要追求更多的实力以自卫。这样就不可避免的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米尔斯海默将它称为“大国政治的悲剧”。
也许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只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但是一旦权力的游戏开始进行，身处其中的国家除了按照现实主义者所预言的采取行动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中国应把自身的经济发展问题放到整个亚洲背景中来考量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这样评论中美关系，“中美两国无法避免竞争，但可以避免冲突。现在不是冷战时期，当时前苏联为了全球霸权才与美国争斗，但如今中国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行事，对改变世界没什么兴趣。”
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的确在奉行这样的国家战略，埋头发展国内经济，甚少插手国际事务，努力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竭力避免充当领头羊，尽可能在现行的国际体制内搭便车。
但是以中国的体量和经济发展速度，迟早有一天，会崛起为美国的对手，开始谋求区域霸权，提出亚洲的“门罗主义”，要求按自己的意志来塑造国际体系。在米尔斯海默这样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看来，这样的结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大国政治逃脱不了的宿命。
时隔七年之后，美国经济正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世界其他地方却在走向衰退。中国在次贷危机后充当了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现在中国经济突然开始减速，让世界充满不安，国外评论家问道，“未来中国会向世界输出衰退吗”？
进入2014年，房地产业迎来拐点，经济部门去产能开始加速。去产能与经济结构转型同时进行的后果就是GDP增速快速下滑，到2015年一季度，GDP增速已经滑落到7%，外界普遍认为实际增速只可能更低。政府已经没有多少政策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外部。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找到新的动力。
中国的困扰同样也是亚洲国家的困扰。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世界工厂，是区域内很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来自中国市场的需求是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亚洲国家对中国的依赖度不断加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的报告，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直接影响大过从前，如今中国GDP增速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将令亚洲经济体GDP增长幅度下降0.3%。中国市场的疲软必然会影响到亚洲经济。
2014 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有一个意义深远的主题——“亚洲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这意味着，中国是时候把自己的经济发展问题放到整个亚洲背景中来考量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亚洲是全世界最具增长活力的地区，引领了全球经济增长。但是区域内一体化程度比较低，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落后。这些因素阻碍了亚洲地区增长潜力的释放。如果能够推动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融合，扩大内部市场，将给亚洲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亚洲经济的未来系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着手筹建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计划，极力促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可以说主导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题中应有之意。
中国崛起改变了亚洲政经版图
二战以后，亚洲的经济增长一直由“美国消费，东亚生产”模式驱动。二战后，美国以霸权国的地位向世界提供了安全和稳定的公共品，并开放了自己的市场。当时国际贸易环境持续改善，商品贸易关税大幅下降，促进了各类资源的全球流动。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东盟部分国家，抓住机会，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利用自身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在轻工业生产方面崭露头角，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使亚洲成为最受惠于战后体制的地区。这就是著名的雁阵模式。
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率先起飞，之后60、70年代，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亚洲四小龙”开始崛起，此时的日本已经实现了高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变成由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技术出口国”，四小龙后来居上，纷纷效仿日本的道路。开始形成了以日本为“头雁”、新兴工业体和东南亚各国紧随其后的雁阵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大规模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使东南亚各国成为亚洲新的高速增长经济体。到了后期，日本经济在泡沫破灭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崛起，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成功地成为世界工厂。至此形成了东亚地区的分工体系。
日本承担着资本输出和技术研发程序；“亚洲四小龙”处在生产复杂部件和研发的中端；中国和“四小虎”主要承担低技术含量的加工组装工序。现在随着中国在生产能力和技术上的进步，正在引发东亚分工体系的重组。中国凭借在零部件组装方面的优势迅速融入东亚分工体系，虽然高技术研发能力不足，但中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加工组装能力较强，依赖这方面的优势，中国成为东亚生产体系的出口平台。东亚国家的产品出口到中国，在中国进行组装，然后出口到区域外国家。中国相当于东亚国家制造业的终端消费者。依靠这一地位，中国正在区域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发布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展望报告》中比较了亚洲11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在1995年和2012年对中国和日本的依赖度，发现其中10个国家，在不到20年时间里，对中国的依赖度超过了日本。
中国目前进行的产业转型升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为我们勾画了这样一幅前景：输出产能，利用中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改善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开通从东亚通往中东及欧洲的路线，促进资源、资金、技术、人员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同时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将丧失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转移到沿线国家，让世界分享到中国的发展成果；加快国内的经济转型，实现制造业升级，使中国向东亚分工体系的高端迈进。随着经济转型升级的完成，中国国内13亿人的消费市场将被激活，真正成为东亚区域内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
尤其最后一项，对东亚目前的贸易模式显得尤为重要。现在的东亚只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产品制造商，区域内市场需求有限。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将这种贸易模式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如果区域内能够出现一个“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那么东亚的发展就能摆脱过度依赖发达国家市场的窘境，也会变得更具有持续性。区域内唯一具备这个潜质的就是拥有13亿消费者的中国。如果这一设想变为现实，那么将深刻地塑造东亚的经济格局。
未来由谁主导亚洲一体化进程
美、日与东盟显然不会乐于看到中国主导亚洲一体化进程。如果亚投行、“一带一路”计划全面铺开，只会强化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那就相当于赋予了中国重塑亚洲的领导力。
其实，问题只剩下一个，将来由中国还是美日主导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TPP并非完全将中国排除在外，只是想抢先获得亚太地区贸易规则制定权，以使中国就范，将中国纳入现行体制。但问题在于，中国成立亚投行的理由就是觉得现有的国际机构代表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不能满足新兴经济体的诉求。中国想要获得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
西方观察家相信，中国正在建立一套与现行国际体系相平行的机构，亚投行挑战了IMF和世界银行的垄断地位，“一带一路”是中国一个宏大的欧亚战略的一部分，人民币国际化背后有取代美元的雄心。
这一系列举措与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直接相关，中国需要“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为国内巨量的外汇储备和过剩产能找到出口，同时促进国内产业转移与转型，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帮助经济去杠杆。
如果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那么就意味着中国成功摆脱了困扰自己的内部问题，这样一来，中国的崛起就再也没有悬念了。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布局。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肯定不会允许中国按自己的意志来塑造亚洲。未来亚洲的发展，必然是一个多方角力的过程。其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果。中国的经济转型决定了在这场漫长的拔河中，中国还是美国会取得最终的优势。
就像索罗斯基金会在《美中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可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文中指出的，“未来的历史进程将极大地取决于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转型——即摆脱投资和出口驱动型增长，增强对内需的依赖——以及美国如何作出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