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高度信息化的社会，极大地拓宽了新兴技术的传播深度和广度。不同技术得以深度交叉和融合，从而激发出更多更好的新技术。而非科学群体的广泛参与，也深刻影响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乃至存废。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一方面高举鼓励科技创新的旗帜，另一方面却对是否应该发展某些技术举棋不定。科研工作者一方面抱怨公众毫无科学根据的评论，另一方面却没有或无法更好地告知公众科学的真相。新闻媒体一方面高呼求真求实的职业良知，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在枯燥晦涩的事实报道与吸引眼球的炒作宣传之间权衡。而公众，一方面享受着各种新兴科技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却极易不明就里地被鼓动加入到反对某些现代科技的阵营。本文在梳理这一现象的本质原因后，以生物技术为例，试图从科研管理者的角度，对政府、科技界、新闻媒体、公众如何应对新兴科技传播与发展可能遇到的认知困境进行探讨。
关键词 新兴科技 传播与发展 困境应对
21世纪，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3D打印、机器人、远程医疗等新兴科技正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见证者和受益者。个人电脑的普及、电子设备的风靡、生活用品的丰富、疾病的早期防控，这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变化，都源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的不断发展以及一大批基于此的新兴科学技术的不断涌现。作为理科家族中最“年轻”的一名成员，生物技术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在我国立足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上以分子生物学为标志的现代生物技术拉开序幕也不过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但是，这样一个起点仅仅相差30年的新兴学科及技术，却在我国和欧美发达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境遇。国际上，生物相关科学技术屡次被评为可能改变未来世界的尖端技术，并被纳入国家战略发展计划。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是一个科学问题，根据国际科学界的主流观点，经过安全评估后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同样安全。而在我国，转基因技术被舆论近乎一边倒地披上妖魔的外衣，化身为破坏种族繁衍的洪水猛兽，甚至被上升为毁家灭国的新型武器。相关科研从业者居然被扣上汉奸的高帽，背上断子绝孙的骂名。而政府在争论漩涡中不置可否，似乎也折射出一丝进退两难。同样，近年来在国外风生水起的合成生物学技术，在国内的发展之路同样走得步履维艰。2010年一则“美国研究人员首次合成人造单细胞生物”的爆炸性新闻，使得合成生物学走人中国公众视野，也在是否威胁国家安全、引发环境生态灾难、挑战自然生命法则等方面激起广泛争论。
掩卷沉思，生物技术这样一个新兴科技真的如此邪恶么？
我们不妨先站在一个更宽泛的层面，讨论科学技术是否有善恶之分。一般认为，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建立在自然规律上的方法，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具备主观的“善心”或者“恶心”。而它最终产生的善恶之果，则完全源于使用者的善恶之心。比如说，核能可以供电产能，也可以用于战争；炸药可以开山修路，也可以夺人性命。推而广之，转基因技术可增加粮食产量，也可能引发生态问题；合成生物学可促进药品、化学品的廉价生产，也可以制造生物武器。新兴科学技术往往是把双刃剑，但最终指向正义还是邪恶，更多取决于握剑之人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
既然生物技术本无善恶之分，那究竟是谁给它披上了邪恶的外衣？
是这个高度移动互联、信息社会化的时代，是民主化的进程，是从沉睡中醒来的你我。五千年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之路，赛先生的足迹不过百年。这百年中，前30年是追求自由平等的时代，赛先生还是一个进不了大堂的门客。中间30年是百废待兴的社会，赛先生得以登堂入室。最近30年的经济发展，国富民强，才使赛先生真正成为座上客。可以说，我国仅仅用30年的时间就迅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数百年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差距，习惯了飞速的国民早已停不下脚步，迫不及待地寻找下一个释放肾上腺素的触点。互联网革命改变了传统思想意识形态的每个层面，包括对新兴科技的参与度和认知度，世界变小、变的非常扁平，人们更加平等，互动更加频繁。近年来，一系列虽不算主流却影响深刻的负面信息导致社会各个层面普遍存在信任危机，公众对政府、媒体甚至科学家都缺少信任。在此背景下，生物技术这个集大机遇与大风险于一身、各方面尚不完善的新兴技术，迅速成为风眼，掀起一个个风暴。国民由于缺乏信任导致怀疑一切的思维模式，在激烈的反对和谩骂中释放得淋漓尽致。同时，自媒体时代，信息的社会化大大加速了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导致了当下较为普遍的生物技术邪恶舆论现状。
探根寻源，对于新兴科技，我们该何去何从？
一 政府：前瞻布局，紧跟发展，灵活应变
科技强弱关乎国家存亡，越是对国家安全有巨大影响的科学技术，越应该占领它的制高点。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在那个勒紧裤腰带的年代举全国之力攻克下核能技术，会有中国今日之崛起吗？反推之，如果转基因技术真是一个灭国阴谋，我们若不加大研究力度，何来破解之道？因此，政府在前瞻布局“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国家重大专项的同时，需要加强科普宣传，积极带头示范，引导舆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对转基因问题强调既要确保安全，也要资助自主创新，也就是说，既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技术规范进行，又要大胆创新研究，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
对待有争议的科学技术，鼓励优势发展并始终紧跟问题，一直是欧美政府的做法。这也成为欧美始终占领科学技术前沿阵地的重要助力之一。以合成生物学为例，尽管欧美国内舆论对此学科的质疑从未间断，但政府层面始终大力支持与之相关的经费投入、中心建立、人员招募等，这也是该新兴技术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欧美政府始终听取各种质疑批评之声，适时制定规范。比如，在所谓的“合成人造单细胞生物”工作发表后仅7天，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就专门举办合成生物学的听证会，邀请多名专家、政策制定者等人士共同商讨，最后得出结论：目前的合成生物技术尚不会引起安全、环境及伦理方面的担忧，但需要关注其发展，并提出通过构建良好的监管环境来实现合成生物学在开发清洁燃料、新疫苗及廉价药品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另外，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非常事件面前，欧美政府对待新兴科技的非常之举也值得我们借鉴。比如，面对肆虐西非的埃博拉病毒，美国政府一改新药研发中长达数十年的临床试验流程。当新药Zmapp仅在两名美国患者的临床试验中取得乐观治疗效果的情况下，即日起便宣布将在2015年发布新型埃博拉病毒疫苗。非常可喜的是，我国政府已从应对转基因技术的失败中汲取经验，在应对新兴科技的做法上开始注重借鉴国际经验。比如，针对合成生物学，仅仅在美国“合成人造单细胞生物”工作发表后1个月零5天，中国科协即组织了为期三天的学术沙龙，邀请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生物技术、生命伦理、新闻媒体等近40名专家学者共同讨论中国的合成生物学之路。在广泛讨论合成生物学的意义及伦理安全之后，与会代表普遍形成共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同样应该大力发展合成生物学，同时呼吁政府加强规范管理和合理引导，趋利避害。同样，对于埃博拉病毒，中国在今年西非疫情爆发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即批准由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发的埃博拉疫苗进入临床阶段，成为继美国和加拿大之后第三个进入临床试验的埃博拉疫苗。
二 科技界：回归科学，规范制约，勇于科普
新兴生物技术面临舆论责难，“让科学回归科学”也许是科技界的最优解决方案。首先，应该回归的是遵循自然的科学之心和忠于事实的科学之道。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没有人能容忍被寄予厚望的科学家也束手无策；在一个所有人都急于要结果的时代，没有人愿意听取科学家冗长乏味的求解过程；在一个需要不断视听刺激来彰显存在感的时代，没有人会记住一个朴实无华的科学家。于是，某些研究的意义被过分拔高放大，结论被肆意夸大推广，甚至研究结果被篡改伪造。虽然有些并非科研工作者的本意，但默许和纵容无疑也起到了推泼助澜的效果。科研工作者必须谨记，科学技术是建立在自然规律之上的，追求“吸引眼球”式的研究和宣传极有可能给科技界整体带来负面影响。同时，科学技术作为一门可重复的实证科学，编造或夸大数据虽然可能获得一些短视的利益，但在信息高度透明的现代科研环境下，此举无疑饮鸩止渴，同时也将极大损害整个科学家群体的公信力。科技界需要进一步倡导勇于质疑的科学精神和允许挑战学术权威的科学文化，惟有如此，新兴科技的传播和发展才能在百家争鸣中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不浮夸、不急躁、遵循自然、忠于事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才是推动科技发展的最快通道。
其次，应该制定科技道德及伦理规范并强制科研工作者遵守。科研工作者普遍被认为是一个高度自律的团体。尽管没有成文的规定，但世界各国的科研工作者普遍遵循着“以谋求公众的健康、安全、幸福为宗旨”的社会责任。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研队伍的不断扩大，非常有必要制定一套适合于我国国情的、详细的、可操作的管理规范，通过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签署协议，强制相关科研工作人员遵守，如违反则需承担法律责任。比如，针对广为担忧的生物安全问题，对于从事微生物合成生物学的科研工作者，可以规定只能对生物安全级别为I级（最安全）的微生物进行基因改造；只能在实验室或者工厂等限定范围内使用人工改造的微生物；需对人工改造的微生物做完全灭活处理才能排放到下水道等等，以期将可能引发的危险降到最低。再比如，对于涉及伦理的基因克隆、基因筛选、合成生物学等技术，应严格禁止用于人类克隆、新生儿优选、合成特种人等用途。
再次，应该有效发挥科学共同体的作用，在新兴科技的问题上主动、理性、公正且客观地发声，重塑科学家的整体公信力。事实上，从网络刚刚出现“反转”之声，到掀起全民反转高潮的“崔（永元）方（舟子）之争”的五年中，科研工作者据理力争的声音总是显得很小，而个别不明就里的明星或媒体人士的声音则被放大，最终让“挺转”失去了舆论的主阵地。在现实中，科学家往往因为工作繁忙、被要求保密、担心被媒体曲解等因素，在舆论漩涡中常常选择沉默。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的作用。例如，可以由多名具有较高公信力的不同领域科学家组成一个委员会，不定期地组织联席会议，并根据需要邀请相关领域的法律工作者、社会学研究者、有影响力的社会公知等，这样既能对有争议的新兴科技充分讨论，又可以准确反映各界诉求，最终可以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获得争议背后的一些最基本的共识，并以整个科学共同体的名义公布于众。这样一个科学共同体，给新兴科技的传播和发展增加了一个过滤器，同时也在个体科学家和公众之间加入了一个缓冲区，无疑会起到加强正确引导、防止激烈冲突的作用。同时，中国科学院学部、中国工程院等科学共同体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为新兴科技及时设立咨询项目，项目报告一方面应及时传递到政府决策部门，充分发挥政府决策参考的科技智库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对社会公众发布，利用其权威性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最后，科学家应该主动履行科学普及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好比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可或缺、不可偏废。这明确了科研工作者是科学普及责无旁贷的主体。据调查，2010年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是3.27%，仅仅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国民平均较低的科学素养，加上在国内由于社会信任的普遍缺失，新兴科技极易既成为谣言传播的温床，也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于是，才会出现最大的“反转”群体是那些连基因为何物都不知的市井妇孺这样荒唐的情景。其一，对于社会广泛关注和公众普遍关心的新兴科技问题，科学家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和充分的科学证据来消除疑问和解答问题，有时甚至需要让自己的科研工作更加透明，以便社会公众了解并监督。其二，科普作为一项耗时长、见效慢、难度大的工作，也需要合理的方式方法来推进。比如，面对“越是坚持科学性不能含糊，普及效果就越差”的科普悖论，对于习惯写作学术论文要求科学性不能有丝毫走样的科学家而言，应根据受众的需要，在保留“科学基因”的基础上适当牺牲一些科学性来创作科普作品，以使新兴科技得到更有效的传播。再如，可以运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开展科普，方便快捷，容易传播。第三，科普还应该兼顾受众的民族习惯、风土人情等来顺势而为。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批支援塞拉利昂医疗队负责人之一的高福院士曾感叹，塞拉利昂之所以成为西非埃博拉病例数最多的国家，除了公共卫生条件差以外，也跟当地的风俗也有紧密联系。按照当地丧葬习俗，亲友要对尸体进行清洗、抚摸和亲吻，极大增加了埃博拉病毒的直接传播机会。第四，要倡导学术大牛或权威放下身段积极投身科普，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科学大家的影响力和权威性非一般科研人员所能企及，因为科学大家一般是所在领域的学术权威，都成就斐然，许多青年后学甚至少年儿童都将其作为学习的榜样，科学大家对新兴科技进行科普在社会公众中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不妨试想一下，假如社会公众知道研究转基因的学术大牛自己吃转基因食品，相信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认识会客观许多。
三 新闻媒体：求真求实，立场公正，正确引导
新闻媒体在科技传播与普及、舆论引导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将艰深晦涩的科学语言解码成普通民众能够理解的语言，还须依赖科研工作者和媒体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长期磨合。首先，有必要培养出一批具有较高科学素养的新闻媒体工作者，媒体既可以招聘一批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记者，也可以对现有人员加强科学知识培训。这样既能理解高大上的科学研究，又能接地气的把这些知识转述给普通大众，实现新兴科学技术的客观传播。
其次，新闻媒体应恪守真实公证的职业操守，避免为了吸引眼球而拔高科学意义，或者过度解读。事实上，近几年关于合成生物学伦理的大量激进言论，都源于新闻媒体的不实报道。比如，支原体基因组的人工合成与自主复制这一研究成果被很多媒体解读为“人造单细胞生物”，甚至是“人造生命”。但在笔者接触的多名相关领域科研工作者的眼中，这一成果完全不是公众理解的人造生命。比如，该工作并没有设计出新基因组，而是按照一个天然微生物基因组序列，采用化学方法进行了合成而已。另外，该工作并没有创造新生命，而是将化学合成的基因组导入另一天然的微生物内，证明了这一化学合成的基因组可以自我复制并实现生命延续。可以设想，如果对这项工作的报道采用“人工合成的基因组可在生物体内自我复制从而实现生命延续”，而非“人造生命诞生”，或许能避免很多不必要、不明真相的恐慌。再如，权威媒体如央视等应避免使用“非转基因食品”或“非转基因更安全”等容易引起误导的用语，报道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情况应该客观准确地把美国、欧洲等地的实际情况说清楚，科学内容相关部分应请科学家把关，避免因报道不实而误导公众。
最后，面对巨大争议，新闻媒体不应该选边站，不妨厘清正反双方观点，将最终选择权交给公众。值得借鉴的是，针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美国的“智能平方”（Intelligence squared）辩论组织于2014年12月3日在纽约举办了一场真正平等和理性的辩论。两名正方选手分别为全球最大转基因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兼世界粮食奖获得者，以及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员兼美国农业部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而两名反方选手则是长期致力于评价科学对农业影响的华盛顿州立大学教授，以及可持续农业等方面的科学政策咨询委员兼美国农业部生物技术顾问委员会委员。经过每人七分钟的陈述、自由辩论和观众答疑、以及每人两分钟的总结陈词，赞同转基因的观众从辩论前的32%提高到辩论后的60%，未决定的人数从辩论前的38%降低为辩论后的9%，反对人数则几乎不变，从30%到31%。这样一场被评为不吵不闹、不撒泼不喷狗血的辩论，也为新闻媒体开启了一种理性对待争议、正确引导舆论的新模式。对于国内犹如闹剧的转基因争论，媒体可以搭建交流平台，帮助各方建立一定共识，以回避各方以低层次纠缠的方式吵架，避免拿一些已被证明虚假的流言作为论据，这对争议的解决会起到实质性推动作用。
四 公众：客观认识，理性表达，重拾信心
公众越来越多地参与重大国计民生问题的建议和讨论，本是极好的事。比如在PM2.5的监测和防治方面，公众就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综观网络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各种科学谣言，一个又一个江湖骗子被民众拥上“大师”的神坛，不得不承认，目前我国大部分公众尚无力甄别“伪科学”。虽然科学素养的提高并非依靠一己之力，也不能一蹴而就，但作为一个理性的公众，至少可以做到在不能辨谣的情况下，不造谣、不传谣。
另外，公众同样应该看到，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诸多问题，但客观来说，对人类绝对是利大于弊。因为可能的风险而抹杀某一科学技术无异于因噎废食。相反，人们应该坚信，只有科学技术不断向前发展，才能解决现有问题。比如，汽车在便捷我们出行的同时也会因车祸夺走无数无辜生命，那么作为公众的你，是宁愿禁止汽车使用，还是愿意让科学家设计出智能汽车，将车祸的发生降到最低？再如，塑料制品在便利我们生活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那么作为公众的你，是宁愿销毁所有塑料，还是愿意让科学家研发出可降解塑料？
最后，公众应该重拾信心，相信无论是政府，还是科研工作者，宏观上、主体上始终是以保障公众利益为前提及宗旨的。对于自身并不熟悉的新兴技术，表达诉求绝非简单粗暴地封杀，甚至是谩骂。呼吁立法，参与监管，积极建议，才是合理的诉求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