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周刊集》与民国现代医学的发展

[摘要]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西方现代医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的传入,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的医疗事业也显现出变与不变的融合、东方与西方的碰撞、专业性与公共性的结合,逐渐向现代医学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丙寅医学社主办的《医学周刊》是当时影响广泛的医学刊物之一,为医疗事业的科学化、专业化、大众化做出了贡献,推动民国医疗事业的进步。

[关键词]医学周刊集;现代化;医学

[中图分类号]R-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8-0074-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08.034[本刊网址]http://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医学处于重要的领先地位。清朝末年,西医学在我国传播,传播方式主要以办医院、建学校、译医书为主,西方的手术、药物等疗效明显,日益被人们所接受,这也促进了西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民国建立后,政府效仿西方的医疗制度,开始建立一系列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医学教育,推进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发展“科学”、“现代”的医学变得十分必要。在这个社会大背景下,由协和医学院的青年医生和学生自发组织的学术团体--丙寅医学社创办了《医学周刊》,为发展现代医学、传播现代医疗卫生知识服务。《医学周刊集》是《医学周刊》的合集,共六卷,时间跨度为1928年至1934年。丙寅医学社先后与《世界日报》、《新中华报》、《大公报》合作,其中与《大公报》合作的时间最长。1929年,丙寅医学社与《大公报》合作,创立医学副刊。《大公报》的专业副刊丰富多彩,适应不同读者群,且信息量大,又因介绍专门领域的知识动态而显示出学术性与前瞻性,在当时尤其对青年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公报·医学周刊》在当时众多医学刊物中有自己的特色、历时长久、影响力较大。本文以《医学周刊集》的内容为依据,并结合当时医学发展的背景,分析《医学周刊》是如何宣传并促进现代医学的发展。

一、《医学周刊》介绍

《医学周刊》创刊于1928年月日,《医学周刊集》现存共6卷9册,结集出版情况为:1928年1月出版了第1卷,收录了《世界日报·医学周刊》的第1期至50期;1929年1月出版了第2卷,收录了《世界日报·医学周刊》50期以后的文章;1930年4月出版了第3卷,收录了1929年在《新中华报》上的全部文章和《大公报》上的前20期;1931年2月出版了第4卷;1932年1月出版了第5卷;从第6卷起分为4期出版,第6卷第1期出版于1932年6月,第2期出版于1932年7月,第3期出版于1932年12月,第4期出版于1934年6月。其主编为丙寅医学社,他们是一些协和医学院的青年医生和学生自发组织的学术团体。“五卅运动”的爆发激起了这些青年的爱国热情,协和医学院的部分学生开始身体力行地以自己的学识去重新理解中国的现状,并力图为改革中国社会出力,因此于1926年(丙寅年)成立医学社。《医学周刊》的创办理念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科学”。丙寅医学社的成员们都受过正规的医学技能训练,他们旨在建立科学化的医学。他们认为中医有迷信的内容,不存在科学的依据,但其中也有合理的地方,因此要批判、整理中医学。另外,西医虽然被认为是科学的医学,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进行整改。二是“通俗”。丙寅医学社认为“一般人对于医学知识简直等于零,……所以不论从个人健康或从国家推行卫生行政方面论,医刊都是十分需要”。为了启发民众的科学知识,《医学周刊》采用多种途径,进行医学常识的普及工作,为传播现代医疗而服务。

在内容上,《医学周刊》设立“言论”、“译述”、“通信”、“医学小问题”、“医界新闻”、“短评”、“漫谈”等十多个栏目,涉及到医学常识、医界动态、医学教育、医学专业知识等多个方面,信息丰富多样。《医学周刊》的专业性和大众化特点,加上报纸在全国的影响力,使之流传广泛。《医学周刊》的内容和观念反映出当时的医学已经不同于中国传统医学,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逐渐专业化、科学化,并向现代医学发展。

二、《医学周刊》与现代医学

《医学周刊》内容涉及广泛,在卫生观念、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医生群体等方面,体现出了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下文就对此问题一一进行论述。

(一)介绍医学知识

当时的中国社会,医疗条件差,民众科学文化水平低,《医学周刊》以发展“科学的医学”为宗旨,向民众介绍了很多医学知识,提高民众的卫生观念。传播医学知识的主要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出版专号,包括“卖血与解剖”、“拒毒运动”、“猩红热”、“痨病”、“霍乱”、“羊毛疔”等专题,详细的解释一些医学现象,普及医学知识。以解剖为例,解剖是常见的医学现象。然而在中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观念妨碍了人们对医学解剖的正确认识。在当时社会,解剖也难为民众所理解。《医学周刊》利用这些机会努力宣传,对落后的观念进行批驳,阐述医学解剖的意义,力图扭转民众对医学解剖的误解。《医学周刊》认为医学解剖“乃是医学进步史上最重要的一条干路。医者对于生理的及病理的状态若没有明确的认识,医学就绝不能进步”。医学解剖的功用有三种:第一,“为医学本身计。科学的医学处处地方,必须有确实不移的证据,亲自见得到,亲自验得出,所说的话是方才有意识,所研究的理论也不是凭空想。这种用科学方法的精神就是20世纪的大进步”。在西医的历史上,“最近一二百年中间,有极大的贡献,以至于有如今日,也就是受到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医学之赐……讲到研究医学的科学上用的科学方法,种类很多,不过检验尸体,当然是一件顶重要的事”;第二,“为以病人计。身体是极复杂的一个机器,所以医学也就非常繁难。万病千异,变化无常,只靠‘望闻问切’,固然遗漏的地方很多,即使加上了各种新发明的帮助,如x光之类,也跟不上内脏病态的千变万化。生前没有确切诊断的病症,在死后若没有尸体解剖,那就是打不开的闷葫芦”,而这不仅会造成以讹传讹,也会给周边人带来健康隐患;第三,“为病家析疑计。病家求医,死因不明,对其家属也是一个遗憾。通过医学解剖,查出死因,就可弥补遗憾。”《医学周刊》更是积极倡导医学解剖,当《科学周刊》的编辑主任雷孝实的夫人在协和医院病逝,立下遗嘱解剖其尸体,以供医学研究。《医学周刊》非常赞扬雷孝实夫人的举动,认为“在今日社会里,视解剖如凌迟,认研究为儿戏,今雷夫人自动的献身科学,其思想之高超,识见之豁达,已可想见,况又出诸女界,尤为难能可贵。其影响于医学研究之前途,不可限量”。

二是开设各种专栏,普及医学常识,与读者进行交流。“一般卫生”、“卫生需知”专栏会关注人们身边的医疗问题,如“我国人目盲之原因”、“高跟鞋有没有害处”、“传染病家庭处理法”、“预防天花与种痘”、“疾病的求医与预防”等;“疾病常识”专栏通常会介绍各种疾病,解释发病原因及医治办法,如糖尿病、青光眼、流行性腮腺炎、寄生虫、百日咳、花柳病、麻疹等疾病。最受读者欢迎的专栏则是“医学小问题”,给读者解答关于医药卫生知识上的疑问。“医学小问题”当期提出问题,在下一期的“医学小问题上期答案”中进行解答,如什么虫子能吃牙呢?耳流脓是为什么缘故?青菜怎样消毒?伤风时鼻子为什么不通气?味精有毒吗?为什么眼镜必须要由医生来配?这些问题都是医学常识和生活常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这个栏目比较受读者关注。不过由于许多读者问病求方,这也让《医学周刊》的编辑们感到为难,最终由于不符合本专栏普及医药卫生常识的宗旨而被迫取消。

(二)医学教育的发展

清末,随着西医的传入,中国的医学教育逐渐兴起,直至民国虽有一定的发展,但伴随着诸多的问题:上世纪20年代,国人迟迟没能独自创立完全属于自己的医学校,主要的原因是经费不足、管理不善、中国当时也没有医学教育的专门管理机关。医学校各自为政,滥竽充数的医校也不少,医学教育理念的研究也没能及时跟上,因此改革成为该时期医学教育革故鼎新的必然选择。

1929年,教育部、卫生部联合组织医学教育委员会,讨论医学教育改进事宜。《医学周刊》作为当时著名的医学刊物之一,也对医学教育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第一,《医学周刊》极力提倡进行医学教育改革,并说明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发展医学教育,可以培养三种人才:“1、造就一种专攻卫生行政的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实施改良社会,和改善城市乡村的卫生生活,使民众可以减少或避免病魔缠绕,和减少死亡率,同时希求人口的增加,宣传卫生常识;2、造就一种医治疾病的人才,即所谓医生。使民众极为不幸在传染了疾病的时候,有靠良好医生医治的机会,可以力求痊愈的机会,不致有误投庸医而遭意外的危险;3、培养一种关于医学的科学人才。因为各国的科学,都是与日俱进,发明也层出不穷。我们号称四万万同胞的华人,自然是不甘落伍,应当急起直追的。”上述三种都是国家急需的人才,因此开办医科学校,扩大医学教育迫在眉睫。第二,《医学周刊》对于医学教育制度的改进,建议普及医学专科教育,而后进行医科大学教育,循序渐进。因为当时“国穷民困,有志于求学,而受经济束缚终止的学生,何止万千!像协和医大等需要八九年卒业的学制,只有少数又少数的贵族子弟,才相宜……同时,学校本身一方面的经济损失亦太大,所以为国家财政方面及学生供费方面打算,均需缩短年限”。实行这样的办法,一来可以循序渐进,先从医专着手,为将来提升大学做准备,“既无蹋等妄求欲速则不达之患,复有积渐以累,阶升级上之利”;二来对一些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省份来说,开办医专学校也较为容易。第三,《医学周刊》上的部分文章提出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内容包括医事人才的训练、医校的经费、师资力量、学生的入学程度、求学费用、肄业年限、编制课程的要点、教材的预备、实习设备等。这些方案显示出借鉴西方的医学教育制度的重要性,在教育上要求医者以救济病人为目的,服务社会为宗旨;在教育理念上要求学生在学习医学理论的同时,也要注重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学校的安排下增加实习经验。

(三)医师群体的规范化

民国二三十年代,医院建设和医学教育发展迅速,医师群体已经成为了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医学界开始以各种方式对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重新定位。《医学周刊》认为在医学界,医生应该意识到行医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种职业,明确地提出“医生与人类的关系比任何职业都要密切”。医生,以治愈各种疾病在社会上作为一种职业,在医学界中占一定的位置,但这种职业,与普通的职业相差甚远。第一,这是一种与学术密切相关的职业,医生这个职业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职业者,他们是具备专门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的专业型人才。医生的行医行为如同一种营业,但是这种营业却是利用科学的原理和方法,以为人预防或治疗疾病为目的,以减少病人痛苦为原则的服务大众的营业方式。所以就这个职业来说,这和只以营利为目的狭义的“营业”出发点完全不同,因此医生是社会上一种学术性的职业。其次,在医师们的观念中,这种职业是其他职业完全替代不了的。因为“它是直接为人类谋健康的幸福,它一切的设施都是关于人类本身而作的。换言之,就是医学的一切设施都是关于人类的健康问题,生命问题,生死问题”。医生的责任非常重大,地位也比其他职业来说要高出许多,这个职业与国力民生息息相关,是重中之重。这些观点早就是医学界的共识,在这方面,西医尤其认识清醒。他们认为医师的责任重大,小到可以挽救人命,大到可以左右医学的前途,这关系到民族的健康,关系到民族的复兴。所以,医生群体的责任重大,非同一般或远大的追求,而是应以最大的努力来共同工作,以求推进个人与全民的健康。

在医生的职业道德建设方面,1929年,由上海医师公会发起,征得中国医药学会、中华医学会、杭州医药学会以及内地县立医师公会之赞同,成立全国医师联合会(简称医联会)。根据医师联合会的章程,在里面明确指明了“(1)促进医药研究;(2)会员之间在权益受侵害时互相支持,保护开业医师;(3)提倡成立促进卫生设备的组织;(4)协助政府制定关于管理医师业务的法规。专业的医师团体的形成也标志着医师群体要进行行业自律,并且维护群体的形象和利益,实现自身抱负的工具,规范医疗市场、并将此作为追求专业性的重要途径。《医学周刊》中有专栏讨论医德问题,揭露北京医学界部分医生职业道德缺失,刊登虚假广告、卖假药,大量庸医充斥市场的现象,痛斥这些有医师头衔的人们,“仍是醉生梦死唯利是图,专心努力于私人的营业”。同时还提倡行医应遵循三个原则:一是有责任心,“对于所诊治之病人应负完全责任,且需明了病者之情形,竭力施治”,应该以病人的利益为原则;二是在职业方面,守护病人的隐私。当医生询问病人病史时,“对此病人之一切私情,均应有详细之认识,……吾人问此,乃系欲治愈其病起见,而病人告我,亦希其得适宜之治疗,而必不欲医士之以此私事宣之于众”,所以保守病人的病史也是医生的职业操守之一,应该得到国内医生的重视。三是要有合作精神。医师之间不应嫉妒竞争,争抢病人自由选择医师的权利,也不应用广告来沽名钓誉,而是应发展友谊合作的精神,共同进步。

(四)重视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

较之欧美德日等发达国家,我国卫生行政体系建设时间晚,政府投入相当有限。1905年清政府设立卫生科,隶属巡警部警保司。1906年,巡警部改为民政部,下设卫生司,置保健、检疫、方术三科。1912年,北洋政府于内务部设卫生司,总理全国卫生行政事宜。1927年,南京政府设置内政部卫生司,但很快被裁撤。1928年设卫生部,部内设总务、医政、保健、防疫、统计等五司。1931年卫生部裁并于内政部,改称卫生署,先后隶属于内政部、行政院,下设总务、医政、保健三科。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卫生政权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变动频繁,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缓慢。丙寅医学社的青年医生们受国外医学观念的影响,认为“促进公共卫生保障民众健康,实为民生问题中之基本要义”。他们一方面通过自身努力促进卫生行政的建设与发展,一方面利用《医学周刊》开展卫生观念传播,实现“卫生救国”的理想。

《医学周刊》认为所谓公共卫生,“简而言之,它是拿科学医学所找到的原理来大规模的去预防疾病的发生,积极的来提高民众的康健。”公共卫生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改良社会卫生状况,以预防疾病,减少死亡;二是提高民众健康程度,以增进其生活力,充裕社会经济”。因而公共卫生建设与国家建设有密切关系,不仅是出于慈善的动机,而且是改善关系到“国家的经济,民族的发达”的国民群体的健康状况。《医学周刊》所提倡的公共卫生建设涉及到:(1)救护医学,即战时卫生工作,包括战时救伤机关的组织工作、医师针对各种病症实施救护的方法、召集医护人员,加大宣传工作等(2)乡村卫生建设,指出乡村在衣食住行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人口多且医疗条件差,并提供促进乡村卫生发展的对策。(3)城市卫生建设,包括学校卫生、妇婴卫生、防疫工作的进行等。

三、结语

丙寅医学社创办的《医学周刊》主要的宣传平台就是《大公报》,也是抗战前《大公报》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个专业性副刊。与有的刊物日渐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医学周刊》越办越火,深得读者青睐。从读者需求而言,当时中国人体质赢弱,对医药知识有迫切需求;从刊物质量而言,当时大多医学专业副刊充斥版面的只是医药广告,而《医学周刊》专业的编辑团队、严谨科学的宣传内容和是其畅销的品质保证;从社会环境而言,当时中国国虚民弱,西方现代医学观念所呈现的整洁、秩序、强壮的社会模式使得政府与医界精英将其视为救国良方,试图以此契机增强国民体质,提高国力,实现社会的西方化与现代化。

这些思想和观念在自上而下的传播过程中虽缺乏群众基础,部分提议即使有国家政府的参与,也还是难有成效。但《医学周刊》在诸多实践中为提高社会民众的健康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现代医学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推广,推进建设近代卫生行政体系与城市卫生基础设施的进程。这一过程客观上也促进了医学事业的发展与国民生活习惯的改良,为研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另一种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