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挥手，离别家乡
金秋八月，晴空朗朗。十一位来自贵州六个地区、六所师专的应届毕业生，齐集贵阳八角岩宾馆。我们将离开生养的家园，代表贵州自愿去神奇的西藏高原当一名教师。那是大地复苏阳光明丽，处处展露希望和生机的公元1980年。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尽管只是师专毕业生，那也是时代骄子。我们考大学时，贵州录取率当时不到百分之三。教学好的中学也就能考上一两个。1978年我们田坪中学就考上我一个人。当时，谁家孩子考上了大中专学校，哪所中学有人考上大学，乡邻都很羡慕，极尽夸赞，学校也名震一方。我们毕业了，很多中学、单位都争着要我们。那时候各行各业都在发展，如春江千帆、百舸争流。缺人才，争人才也正是时候。当时学校动员毕业生去西藏工作，说西藏怎么缺人，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抱负，应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可报名的还是不多。原因是好多同学是结了婚才考上大学的，走不了。有的是带着工资有单位来上大学的，还是走不了。还有其他原因不能去的。所以爽爽朗朗能去的就那么几个人，而且去的人必须要道德品质好，身体好，学习好。我一看这些情况和条件，觉得自己很合适应该去。自己是高中时的班长，大学的团支委，绝对的中长跑冠军，学习成绩也过得去，关键是平时最信奉“为祖国的崛起而读书”，所以报名了，所以去西藏成了定局，舍我其谁。
在八角岩宾馆，贵州日报、贵州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我们为什么这样那样，我们每个人都说了心里话。记得我只说了两句：“国家每个月十九块五养我们，让我们读完大学，毕业了必须报效国家。爱国，就是要为国家做点事。”也有人说：“男子汉四海为家，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死在这里，有什么意思，何况国家召唤，正逢其时。”还有人说：“趁年轻闯荡闯荡，男人总是要有点经历的，西藏海拔高，看星星一定比贵州大，比贵州亮。”
热热闹闹的一席话，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悲悲戚戚，没有任何离开家乡的痛苦，没有任何去远方追求什么的欲望。我们心中非常坦然，也非常淡然，对待去西藏似乎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根本没有把进藏看成是关系到前途、命运、生死的抉择。一句话，国家需要，条件适合，必须去。
离开贵州的前几天，省教育厅领导带我们参观了黄果树瀑布等风景区，省领导设宴招待了我们。当时省长同志给我们敬了酒，与我们照了相，贵州日报以醒目的标题，配以赴藏人员的合影发了消息。八月初的一天，暮色已至，远近的村庄已经朦胧，我们上了火车，不约而同地伸出手，对生养我们的贵州大地挥手告别，突来的依恋之情，全部含在眼里，也尽在不言之中。从此，我们从云贵高原到青藏高原，踏上了伸向世界屋脊的路。
八千里路云和月
我们在成都西藏三所休整了几天，西藏昌都教育厅的同志来接我们了。客车驰过成都平原，过了雅安，山越来越多，川藏线的凶险逐步向我们招手。第二天我们开始翻越四川境内的二郎山，刚到山脚下，我们年轻的心开始激动，小时候我们就会唱“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今天我们要身临其境，并且要把它踩在脚下了，我们当然心潮澎湃，因此，忍不住同声唱起《二郎山》来。满载歌声的客车在山腰盘绕着，车到了半山腰，司机甩了一句：“你们爱唱，到时候我看你们哭都哭不出来。”车到了一定高度，刀削般的万丈悬崖横在我们眼前，我们以为还得从其他地方绕路过去，哪知车就朝着那悬崖方向开去。我们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前方。只见一条黑线在半崖间穿过，如一根横挂的绳子，飘在半山腰。我们明白了，那就是我们要通过的公路。心开始紧缩、手使劲地抓住牢靠的地方。车内半点声音也没有，似乎在等着死亡的临近。到了崖边的水帘洞，一挂水帘罩住了外面视线，只听到水声哗哗飞泻至崖底，真叫人心惊。那一段路真像司机说的，别说唱，哭都不敢哭。它深不见底，高不见顶。路是从悬崖中凿出来的，远远地看那段悬崖，就像老虎张开的巨嘴，我们从老虎的嘴里穿过。到了山顶，我们四处一望，尽收雄奇与惊险。山坳里有密密匝匝的丛林，崖上倒挂的枯木古树，几丝白雾处，几株苍劲的松柏傲然而立，真有无限风光的韵味，看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了那些用生命和鲜血凿开二郎山的英雄们，对他们肃然起敬。
还未到山下，大渡河就开始以咆哮的涛声迎接我们，我们燃起新的激情奔向泸定。泸定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古镇，它四面临山，整个开阔地沿河而下只不过五六华里。当年叱咤风云的冀王石达开率部来到这里，遭清朝重兵包围，全军覆灭。毛泽东率军北上抗日，蒋介石梦想着叫毛泽东当第二个石达开。可梦毕竟是梦，我们的红军以绝地重生大无畏英勇气势飞夺泸定桥，战胜了敌人，在我党我军的史册上、中国的军事史上都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我们站在泸定桥上看着翻滚如雪的浪花，心沉醉在金戈铁马、枪炮隆隆的历史遐思之中，无不赞叹红军的英勇。扶着铁链我们走过铁索桥，又在原红军机枪阵地照了相，心中滚过莫名的自豪感。
第三天，我们住在康定。康定那个小城真不错，民风古朴，小城典雅。服务员态度温和，尽管都是藏族，大都会讲汉语，而且语音很好听。特别是女性讲起话来温柔、亲切。她们跟我们闲聊，问我们是哪里人，为什么要进藏，女朋友同意进藏吗？还给洗了几件衣服，我们倍受感动，觉得康定的女孩子好漂亮、好懂人情，因此，我们都情不自禁唱起那首百唱不厌的康定情歌。特别是唱到“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呦”，那动情、那投入，无法形容。我们有些人还开起玩笑，说一定在康定找个女朋友。可惜时间太短，第二天下午，我们就离开了康定。后来谈起康定，还时时讲起那几个女服务员的美好以及康定的动情。
越走越荒涼了，车开几个小时见不到一个人，前面总是山等着我们，几天的颠簸跋涉，车里再没有了歌声，大家一脸菜色。车开始翻雀儿山，开了几个小时还没有到顶，转了一个山峰又一座山峰，我们开始感到发凉，后来越来越冷，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了，还是冷。
车到山顶，海拔5000多米。我们个个脸色蜡黄，脑袋闷痛，耳朵嗡嗡响，喘不过气来。恨不得车快点往下开。也怪不得我们那么难受，我们贵州说是高原，可我们去西藏这几个同学，家乡驻地超不过海拔600米，我们玉屏才海拔200多米。司机在鼓励我们：“坚持住小伙子们，一个小时后就好了！”来接我们的西藏昌都教育局的老刘说：“这是高原反应，是缺氧造成的，大家不要紧张。”可我们心里实在没底，大家都不敢闭眼，怕不知不觉地永远睡去了。离开成都的第八天，我们终于到了接近昌都城的喇嘛山，此时夜幕已经降临，我们伸出头往下看，迫不及待地想一睹西藏第三大城市的风采。只见昌都点点灯火映在昂曲河和扎曲河里，两条河把昌都分割成几大块。昌都并不大，根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宽阔和应有的规模。这是昂曲河和扎曲河带来的冲积平原，就像两条河在这儿奇遇后，生下的伟大的儿女。澜沧江汇流形成之后，从这里浩荡东去。看见了昌都心中有些怅然，也许是现实与想象的距离造成的落差。八天的路程，高山大河，雪野草地，披星戴月，日夜兼程，吃不好，睡不好，我们又大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心理上和物质上都准备不足，因此，身心疲惫不堪。不过终于顺利到达，心里也有一种踏实感和宽松感。
十一根红蜡烛
昌都寺庙的钟声，袅袅飘散于四周的空间，显得非常悠远而宁静。在通往寺庙的路上，无数的善男信女在磕着长头，他们从千里之遥一步一拜，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匍匐丈量着自己的信仰。当然我们来到昌都绝不是为了朝圣拜佛。来干什么，尽管没有豪言壮语，但心里是清楚的。我们学的是师范，教书育人，理所当然，这应该是我们的心匍匐的目标吧。我们去西藏之时正是大批老教师内调之时，各中学急缺教师。因此，我们没有任何人提出要跳槽去干其他行业。没有哪一个不服从分配。这一点，深得昌都人事局领导的赞扬。说我们顾全大局，有事业心、有敬业精神。奔赴岗位前，一向豪爽的胡大哥，代表大家向领导表示：“请领导放心，我们贵州十一人来到西藏，是代表贵州来支援西藏教育的，我们服从分配，让我们去哪儿，就去哪儿，既然来了，就决心把一百多斤交给西藏。”几句话落地有声，表达了服从分配、努力工作的决心。
当天晚上我们十一人在昌都饭店吃了一顿，我们喝得酣畅淋漓，尽抒胸臆，讲了一些要为贵州人争光争气干好工作、同生死共命运的话，说到动情之处，男子汉们都放声大哭起来。现在回想起来还那么真切，感动。那天晚上，映在澜沧江的星子真大、真亮。
我们互相握手分别、叮嘱保重，登上了各县来接我们的汽车……胡、熊分到扎木县，余分到丁青县，杨分到察雅县，我分到左贡县。其他五位许、霍、殷、张，还有一位杨留在昌都一中和三中。从昌都到左贡，坐在解放牌汽车上颠簸11个小时，灰头灰脸，连吐的口水都是黄的，鼻孔里钻满细沙。在路上喝的那碗酥油茶全吐了，头重脚轻，脑袋又胀又痛，感觉自己可能撑不下去了。就想，“天啊，我什么也没干就受不了了，我能继续坚持下去吗？”到了左贡，学校领导早早等在那儿了，第一句话就是，辛苦了，黄老师，语文课终于能排下去了。学生和家长见有老师来了，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说：“这下好了，我们有人教书了，真感谢你呀老师。”洗漱完毕，又在藏族老师家喝了一碗酥油茶，吃了点东西，觉得心里踏实了，有了些精神和气力。
晚上，想起学生家长欢迎自己的热切面孔，想起校领导那期盼的神情，想起藏族老师招待自己的那份真诚，心里又涌起热血，不管怎样，也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当个好老师，自己暗自下了决心。
带着情怀，到西藏当老师有原始动力，尤其是体会到藏族学生和家长对我们的信任和对知识的渴求之后，更是增加了我们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也平添我要干好教育工作的决心和信心。我学的是中文专业，教三个班的语文兼一个班的班主任，忙得不可开交，一天都泡在工作里，根本没有什么八小时、课里课外之说。有时吃饭都是在办公室啃个馒头了事。修改作业总忙到十一二点，每天晚上都得同寝室的藏族老师催几次，才能躺下。也许是年轻，或者是有一种精神支撑，根本感觉不到累和苦。我们同学之间互相通信说：“看到学生懂了，听到家长在社会上表扬自己，那心里总有一种幸福感，有一种使不完的劲。”那时候我们确实干得很投入，很认真，真有一种蜡烛般的献身精神。
许某，老父生命垂危，想见远在西藏的儿子最后一面，可是终究没有见到，因为他的儿子在教着一个毕业班，实在脱不开身。当接到电报知道父亲去世后，他的儿子只有对着家乡的星空暗自流泪，作了三个揖，独自痛哭一场，第二天又给他的学生上课去了……
邓某，得了病毒性感冒。高烧40度，靠输液活着，可是他刚刚能走动，就拔掉输液管偷偷跑出了医院，走上了讲台……
杨某，为了不耽误学生上课，从芒康坐敞篷汽车到昌都，途中翻车于左贡，差点丢了性命，因为冬天水冷，最后还是落了个风湿性心脏病，好多年未能痊愈。
胡某，他学生在考试期间扭了脚。在掏钱给学生治疗的同时，还亲自从三里远外把他的学生背进考场去考试。
黄某1981年10月初的一天下午，在玉曲河畔，突然听到喊救命的声音，他跑过去一看，发现一名学生被大水卷走了。他毫不犹豫地扑进洪水翻滚的河里，凭着他从小练就的良好水性和坚强的毅力，总算把学生救了上来。当他穿着浑身湿透了的棉衣和皮鞋爬上岸时，嘴唇乌紫几近休克……那个学生是位藏族老干部的独生子，叫阿旺次成。
1982年全地区中等学校统考，我们十一人再度齐集昌都，见了面那亲切劲，孩子似的，你捅我一下，我拍你一下，师道尊严全然不顾了。我们在一起热热闹闹，什么都说，可就是没说给学生们复习哪些内容，怎么复习，实际上都是留一手。尽管大家一起來自贵州，但对彼此能耐了解甚少。因此，大家都把此次考试视为弟子“论剑”。难怪大家封锁信息，保密内容。
统考结束，弟子较量难分伯仲，但总的来说，我们各自所在的学校总成绩和升学率比上年有很大提高，我们管的毕业班，升学率在95%以上，很多学生考入内地重点中专，一时间在地区引起不小轰动。老教师见了我们说后生可畏，一些领导见了我们说这帮年轻人不错，有事业心。
统考过后，我有幸提为县中学教导处副主任，还入了党，我们一起来的老师大都评上了先进工作者。我们十一人像十一根蜡烛默默地燃烧着，燃烧的是我们青春的热血对教育的痴情和对学生无私的爱，无数的人在我们的一片温良的烛光里焕发出智慧的光芒，走向灿烂的人生。
向命运挑战
我要是死了/就在荒原上倒成一堆白骨/让不屈灵魂和燃烧的心/随意联想一部悲壮的故事。我要是死了/就在戈壁滩上变成不绝的驼铃/让桀骜的苍鹰和滴血的脚印/读懂一个跋涉者的追求。我要是死了/就在雪峰挺起不化的雪雕/给未来的攀登者/作为一面探路的旗帜……这是我后来发表在《民族文学》上的一首诗。它不仅是我精神追求的反映，也是我们这些贵州来西藏十一位老师的精神追求，它是永远进取向命运挑战的宣言。说实在话命运对我们并不青睐，这当然并不是指我们走上了西藏之路。可是既然走上了这块土地，客观上有很多艰难的命运等着我们。
记得在西藏第一年的冬天，零下20多度，可我连棉衣都没带。白天烤着火还冷得打寒噤，晚上被子薄，没大衣盖冷得睡不着。要进藏时听大学老师讲，进西藏的同志一般组织上都会发皮大衣，所以我也就没带棉衣。座谈时领导问我们还有什么要求的时候，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没有，我看大家都没提什么，觉得自己提出要皮大衣也不好意思，也就不提这事了。那年冬天好在我有一个在武装部当兵的老乡叫卯明忠，他看见我冻得缩头缩脑冷得受不了的样子，就把他的皮大衣送给我穿了，才度过一个寒冷的冬季。想起那时候的我们进藏，什么都不图，什么都不要，纯粹地为当老师而来，就像一个匍匐殉道者。
身处异地他乡的游子们，总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思乡之情。我们这一拨人都是干了两年半才批准休假的，那些日子，我们觉得好漫长，好想家，特别是分在县中学的我们乡思之苦更甚。每当学生放假了，藏族学生、老师都回家去了，校园空空荡荡，寂然无声，往往自己一个人看着瓦蓝瓦蓝的天空发呆，或者孑然立于大操场的白雪之中，灵魂却飞过千山万水，想贵州的家园，贵州的父母，兄弟姐妹，有时眼泪不知不觉地掉了下来。其实想和哭都没用，不过那也是一种排遣。假期是我们思乡最切之时，因此我们总是盼着假期快点结束。一开学大家都把精力投入工作，把感情寄托于学生，把对家乡的思念化作对学生的爱护和帮助。学生有了进步，工作有了成绩，自己从中寻到一种快乐和幸福，以此冲淡乡思的情感。
“这够呛，那够呛，最苦在路上”。在西藏生活上工作上的艰苦，我们都能克服，但现在想起几次川藏线上奔波的苦和险，还有几分余悸。每休一次假，总要经受一次生与死的考验，或者叫不死也得脱层皮的折磨。从昌都到成都漫长几千里，在路上得奔波一个星期，有时为赶路，十多个小时吃不上一顿饭，由于高山反应，还吃不下去。路上旅店卫生条件实在不敢恭维，一进店一股说不出的气味刺激得你吃不下睡不着。等困极了，眼睛刚合上，驾驶员又叫着起程了。这样折腾七八天，谁受得了啊。如果这样能安全到达也是万幸。倘若在冬天遇着雪封山，车困在茫茫雪野，前不达村，后不着店，那才叫苦啊。一困七八天干粮吃完了，又冷又饿，搞不好就得死人。有一次，我被困雀儿山五天，客车上所有的干粮都吃完了。最后只得号召共产党员积极行动起来，上山挖地老鼠用汽油烧了吃。最后，总算度过那一关。还有我们胡某有次休假时所乘的汽车在中途翻了，车翻时把他先抛出车外，而且抛进一个低凹处，车翻了几个身然后盖在他身上，由于他摔的地方地势低，因此，没压着他，唯独他大难不死……
我们有几个同学来西藏后，对象嫌太遥远就吹了，开始痛苦得喝酒洒泪，慢慢的只得接受理解。在西藏也的确不适合与内地女子处对象，别说人家进藏不方便，就是写封信也得半个月才能到。等待爱情成了我们的宿命。
贵州进藏的十一位，在西藏生活、工作、婚姻方方面面都留下了沉重而艰难的步履。但我们没有后悔，没有沉沦，没有屈服于命运，只是义无反顾地走自己选择的路，努力给自己的心一个有说服力的交代。
悠悠西藏情
从世俗的物质利益来讲，我们的确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回首西藏，总有剪不断的悠悠之情。总怀有很多的美好和怀念。我们谁没有喝足了那儿浓香的酥油茶、青稞酒，谁没有享受了那可口的牛羊肉，谁没有得到藏族同胞深切的关怀和帮助，谁没有得到那儿领导的鼓励和安慰。西藏给我们的恩惠很多很多，给我们的情意很厚很厚，我们从心底感激那块土地，感谢那儿的人们。
想起藏族老师们对汉族老师的深情厚谊，他们放假回校，总是不忘给汉族老师带上家乡的土特产，农区的带桃干、梨干、葡萄干、青稞酒，牧区的带牛羊肉、奶酪。吃好了喝好了，拉着我们唱起歌跳起欢快的踢踏舞、锅庄舞，让我们幸福其中，欢乐其中。
西藏八月耍坝子，好热闹，好有情趣，也特别体现对教师的尊敬，尤其是对内地援藏教师的尊重。一般在“八一”这一天，全县机关干部放假到绿色的大草原欢乐一天，各家都带上好吃的，人人穿上节日服装。蔚蓝的天空下，草原上凸起朵朵白色的帐篷，到处是歌舞，到处是欢笑。喝酒时，首先县委书记、县长带头给援藏教师敬酒，接着是机关干部，牧民群众。敬酒时个个情真意切，盛情如火，叫你不得不喝。有时还给你唱起自编的敬酒歌：“远方的客人，你来西藏传播文明，教育我们的子弟千辛万苦，敬你这杯酒啊，表达我们的一片心情。”这情景常常感动得我们热泪长流，也激起我们效命边疆教育的热情。
几次我病了，学生、家长请医送药，送吃送喝，看我的人络绎不绝，几个藏族学生陪我至深夜，直到看着我睡着了才悄悄离开。还有藏族老大妈特意为我到寺庙祈祷，愿我早日恢复健康。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我在西藏干了八年，有的干了十多年。这期间，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但也得到了很多很多，我们无怨无悔，我们做了该做的一切，我们没有愧对家乡父老，没有愧对西藏这块热土，我们为这一段生命历程内心感到丰满和骄傲。我们至今想念西藏，让我们由衷祝福：西藏，我们感谢您给我们的一切，并愿您在繁荣昌盛、文明富强的路上迈开更大的步子。
我们一生一世深情地注目那方天空。
1980年，代表贵州援藏的大学生是：胡天灿、熊钊、杨彰业、杨艳紅、许义良、张鲁军、余朝全、殷复军、霍文祥、邓则刚、黄松柏。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今年，是庆祝共和国七十周年诞辰的美好时刻，我写下这些文字，算是对我与我的祖国一段人生故事的回顾，也是祖国儿女对祖国母亲心路历程的汇报。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和我的祖国》里的几句歌词：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我和我的祖国，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海的赤子，海是浪的依托……
责任编辑 陈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