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碳生产率影响的理论建模和实证检验
摘要：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有利于制造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且具有生态效益。在短期内，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会引起碳生产率的降低；但随着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服务化对碳生产率的负向影响转为正，促进制造业碳生产率的提高。碳生产率与制造业服务化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呈U型。
关键词：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碳生产率；珠三角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6-0081-06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由于制造业链条上制造活动的利润空间缩减，全球的经济活动已由制造为中心逐渐向以创新和服务为中心转变，制造企业的竞争优势也不仅停留在产品本身，而是通过增加服务投入（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提供服务（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来增加其核心产品的价值。随着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和资源效率不断提高，越来越多企业实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发展战略。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投入服务要素而减少实物要素投入的现象，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不仅能提高制造企业生产效率，还能降低生产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从而减少对资源的过渡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
生产性服务被视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品。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证实了服务的中间投入、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制造业提高生产率。格鲁伯和沃克（1993）利用奥地利迂回学说提出，生产性服务在制造业中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这两种能提高最终产出增加值的资本导入生产过程，进而提高生产过程的营运效率、经济规模以及其他投入要素的生产率，促进制造业的发展[1]。Ethier（1982）则将D-S效用函数重新解释为一种生产函数，经过数理推导，他得出结论：新产品的引进能够提高厂商的生产率[2]。Siegel&Griliches（1992）认为，上世纪80年代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使用外购服务的多少成弱相关关系[3]。Francois&Reinert（1996）发现，制造企业对中间服务或者生产服务的需求与国家收入水平有着密切关系[4]。Karaomerlioglu &Carlaaon（1999）提出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生产率提高的基础[5]。Raa&Wolff（2001）提出服务中间投入的增长与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具有正相关关系[6]；Arnold et al（2007），Wolfmayr（2008）等利用投入产出表，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结论：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升级、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都有促进作用[7] [8]。
另外，国外学者从企业战略的角度出发研究制造业服务化的价值。Grawal et al.（2012）和Chesbrough（2011）认为服务化有助于产品本身性能以及顾客价值创造，非实证研究表明了制造业服务化战略及其经济利益的存在[9] [10]。Fang et al.（2008）和Suarez et al.（2011）研究证明服务化与企业业绩成U型关系[11] [12]。Visnjic et al.（2012）认为尽管对于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能否提高制造企业生产率的研究结果并未统一，但更多的研究证据表明了服务化具有提高产品价值和顾客价值的能力[13]。
然而，一些学者对制造业实施服务化持谨慎态度，认为服务化并非对制造企业总带来正面效应。Gebauer et al（2005）突出服务化的挑战，认为服务化所要求的文化和组织的变化往往导致公司无法充分利用服务化的机会，也就是存在“服务悖论”，认为服务化可能引起企业经营成本和管理复杂程度大幅上升，从而服务化所获得的收益增长的难度比预期高得多[14]。Mathieu（2001）也曾提出，实施服务战略的制造企业需要考虑两种可能出现的特殊成本：竞争成本和政治成本[15]。Cook（2006）认为采取服务化战略的厂商有必要对原有的组织实行重大变革，如优化人力资源、成立新的部门、掌握更全面的专业知识，这要求投入大量的管理时间及财务资源[16]。Neely（2008）认为服务化实施的决定能使得制造业利润提高，但其程度对制造业利润却有负面作用[17]。Fang et al（2008）认为直到企业达到特定的服务收入级别的时候，他们才能获得可观的财务回报[11]。实施的障碍包括管理层缺乏意识、组织设计和信息技术存在不足缺乏合适的文化[18]。
Mont（2004a）也赞成此说法。陈艳莹、周娟（2009）从生态效益的角度对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进行了研究，通过理论和实证证明制造业服务化确实能够产生生态效益[19]。
已有文献分别阐述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并未涉及两者的综合影响。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制造业升级战略的实施是为了同时实现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单独研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不能完整体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于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鉴于此，本文根据专业化和分工理论等得出相关假设，首次尝试以碳生产率（GDP/二氧化碳排放）作为体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经济和生态的综合效益的指标，参考环境技术理论，以能源、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要素，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和CO2分别作为合意产出和非合意产出，采用C-D函数构造包含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碳生产率的模型；最后用珠三角的数据实证检验所提出的的假说，以此研究制造业服务化与低碳经济之间的关系。
二、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
（一）理论假设
首先，奥地利迂回生产理论认为，越发迂回的生产过程使用更为专业的劳动力与更多的资本，并且其生产步骤增加，这样增加了中间投入的数目，从而能够提高生产力。格鲁伯和沃克（1993）利用此学说提出，生产性服务在制造业中实质上是在充当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传送器，最终将这两种能提高最终产出增加值的资本导入生产过程之中，进而提高生产过程的营运效率、经济规模以及其他投入要素的生产率，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另外，根据专业化分工理论，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企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无法单独完成所有业务，通过专业化分工的不断深化，各企业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取长补短，集中发展自身优势环节而将其他环节外包，再向外部购入所需的产品和服务作为投入要素，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增加产出，继而提高碳生产率。相对于没有制造背景的完全服务性企业，产品制造商对于服务进入制造环节的方式、时点和内容等方面都具有很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