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然经济何时开始解体？
笔者查阅资料时，偶然读到曹立群老师的《谁消耗了这么多棉纱？》一文（《历史教学》2016年上半月刊第1期），其认为：“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主要表现是手工棉纺织业日渐衰落，并开始了纺与织分离、耕与织的分离进程。”对于这一说法，笔者心存狐疑，拟结合现行教材及学界观点，从学术史的角度作一辨析，不当之处，敬请诸位同仁斧正。
一、教科书的叙述和学术界的观点
中国自然经济何时开始解体，现行教材说法不一。人教版、岳麓版和北师大版均认为始于“鸦片战争后”，人民版似乎前后矛盾，正文主张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但“课前提示”又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出现变动，自然经济加速解体。”[1]
中学教材在内容表述上一般参照主流的学术观点。人民版的含混不清，实际上反映了学者们的观点不一。兹将“自然经济何时解体”的不同观点枚举如下：
第一，“鸦片战争之后说”，这是传统的主流观点。如夏东元认为，“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之后。”[2]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李侃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1840～1919》等书均持此论。
第二，“19世纪50年代下半期说”。《中国近代史稿》認为，“五十年代下半期外国商品输入的激增，表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已经在中国‘扎根’，中国牢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3]
第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说”。有人主张，“自六十年代起，中国自然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面前，完全处于不利的境地，而且节节败退，一步步地走上了分解和被迫改组的道路”[4]
第四，“19世纪70年代说”。有论者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大体上开始于19世纪的七十年代。主要标志是：手工棉纺织业日渐衰落，并开始和农业相分离。”
第五，“鸦片战争之前说”。有学者通过爬梳史料，得出了“鸦片战争以前，我国农村商品经济已有很大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断在分解、削弱，趋向于破坏”的论断。[5] 另有学人把这一观点具体化，认为明清时期自然经济已经向商品经济转变，因此明清自然经济结构开始解体[6]。
第六，“自然经济未解体说”，此说新颖而晚出。有论者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为依据，认为中国的自然经济“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7]
以上说法各执其见，让人无所适从。因为学术分歧，也就不难理解人民版教材的自相抵牾现象。曹老师主张的“19世纪70年代说”，乃是诸多观点的一种。
二、何以观点林立？
这一问题上何以说法各异呢？笔者认为，可从三个层面予以分析。
（一）在理论上，对“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表现”认识不同。
关于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判断标准，即自然经济解体的主要表现，现行各版教材表述上大同小异，但也不尽相同。人教版采用传统观点，强调纺织分离、耕织分离的两个阶段;北师大版则强调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和耕织分离;岳麓版对此基本没有提及，人民版则认为，“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败，标志着自然经济开始解体”。[8]
不同的文字表述的背后，暗含着编者不同的学术取向。显然学界观点同样不尽相同，简述如下：
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19世纪后半叶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耕织分离，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一是农产品的商品化。”[9]北师大版的表述贴近这一说法。
有学者则强调上述第一层面，认为“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就是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败及其与农业的分离”[10]，或许受此影响，人民版出现了“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败，标志着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这一说法。这一“简洁”的表述虽有商榷之处，但在近年高考题中屡次得到应验（例如2014年江苏历史卷第7题），逐渐成为中学历史教学界认可的“常规说法”。
另有人反对上述观点，指出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是衡量自然经济解体的首要标准而非唯一标准。因此，“不能把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程度与自然经济的破坏程度完全等同起来”，还应该考虑“农户获得除衣食以外的其他生活资料的方式及程度”、“农村占居主导地位的经济观念”等[11]。
此外，有学者把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分为三步——棉纺分离、纺织分离、耕织分离。其中棉纺分离作为自然经济分解的第一步，在鸦片战争前已有发展，表现为非植棉纺织户的出现。[12]这一观点实际上支持了上文提及的“鸦片战争之前说”。
（二）在史料上，互相抵触的历史材料的存在。
史料是史论的基础，无证不立，“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然而，中国地域广漠，各地经济水平不一，晚清以来，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之间地域上不平衡性加剧。加上资源禀赋、消费习惯、国家政策、言说立场等诸多因素，史料之间相互抵触也就不难理解了。具体到本文所讲的问题，典型的抵触性史料即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清朝官员敬穆、包世臣等感慨洋布洋纱泛滥的说辞和西方人对中国市场的悲观言论。
1845年时任福州将军的敬穆奏报中央曰：“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九空。”（人教版必修2第40页和北师大版必修2第25页）;1846年包世臣也提到松江、太仓“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岳麓版必修Ⅱ第46页）;时人冯奉初亦持有相似的言论，其主持编撰的咸丰三年（1853年）《顺德县志·卷三》曰：“斜纹布出桃村，夷舶四倍价令倍度织之，明年货至，洋织盛而土机衰矣。按女布遍于县市，自西洋以风火水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女工几停其半。” 2008年广东历史卷第9题引用了这则材料，用以论证“外国商品输入造成中国自然经济逐步瓦解。”
然而，英人米琪尔（时任香港总督府秘书）等人则反映了几乎相反的情形。1852年3月15日，米琪尔在致香港总督文翰的报告书中写到，“根据我在中国三个不同的省份居留了将近十年的经验，经过我对即将详加论述的这一问题，细心考察以后，我可以断言，我从未见过一个中国劳动人民穿过一件英国布做的衣服，除了我们家里用的中国仆役以外。”[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