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影视片与法律批评问题
摘 要： 由于艺术评判标准和批评意识的滞后，遂带来了涉案片创新的难度与困惑。涉案片一直在为“法律与文学”运动提供研究素材，同时也使法律批评日臻成熟。法律知识批评、法律文化批评、法律意象批评已经成为法律批评的主要形式。杜威的“司法式批评”思想为法律批评如何适用于涉案片提供了依据。作为艺术作品，涉案片必须实现艺术价值对于法律价值的超越。涉案片的目的在于通过案件来表现人。只有创造出经典的法律人物形象，超越案例的悬疑和模式，才能实现涉案片的重大突破。
关键词： 涉案片；法律批评；法律与文学
中图分类号：J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7）06-0042-06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7.06.007
围绕法律案件展开故事情节的影视片，不仅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还在奥斯卡等国际奖项中占有很大比重。但是扑朔迷离、紧张刺激的故事情节只能够带来一时的快感，涉案片必需挖掘自身潜力，回归法律本体，才能够抵达形上的精神境界，彰显其特有的社会价值。事实上，法律精神一直作为内在血脉，或显或隐却源源不断地滋润着涉案片。[1]
涉案片的评判标准和批评意识相当滞后。其百余年来的发展成果，主要表现在叙事的奇观、曲折与复杂方面。在批评方面始终摆脱不了“悬念”“惊险”等理论的局限。将一种政治化的批评强加给涉案片，以政治叙事遮蔽法律叙事是其最大的症结。新时期以来，涉案片着力于侵财、刑事、职务案件的表现，创作者基本上处于无拘无束自以为是的创作状态：肆意展现暴力血腥的场景；充斥陈腐落后的价值观；常识性错误层出不穷。终于在管理部门的几番播映“限令”之下，被迫退出了“黄金档”。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涉案片重新崛起，在创作数量和题材广度方面均有突破。但是，以上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涉案片观念的偏颇也十分严重。很多创作者将涉案片简单地理解为题材上的一种，认为其中很难出现高质量的大气之作，因此也就缺乏投入的兴趣。其实，很多经典作品都是来源于案件。比如，获得奥斯卡奖的日本涉案片《罗生门》，正是以体现出人性与灵魂深度而震撼人心。中国元代名剧《窦娥冤》也同样取材于案例。其他诸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哈代的《苔丝》，托尔斯泰的《复活》，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加缪的《异乡人》，卡夫卡的《审判》，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悲惨世界》等都无一例外地以案件来结构故事。
国内很多导演也曾经涉足过涉案片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陈凯歌的《温柔地杀死我》，冯小刚的《天下无贼》，陆川的《寻枪》，贾樟柯的《小武》等等。案件不仅是生命与灵魂的缩影，还赋予作品以艺术真实性的可能。但是，如今却很少有人会把涉案片作为长期的事业，更缺少寻求突破的野心。同时还误以为涉案片门槛低，谁都可以试一试水。于是，涉案片总是会在一阵“吸金”的喧闹之后迅速地失去轰动效应归于沉寂，被业界定义为“赚钱片”的一种，同时也被大众呼之为“文化快餐”。
然而，涉案片的创作者和研究者似乎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欧美等国家兴起的“法律与文学”运动，早就开始把目光移向涉案片，并且对其进行了多方位的法律批评，[2]也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果。但是，相关的成果似乎还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我们的研究就是想从中获得一些灵感，自觉地站在艺术的立场上审视已经客观存在的法律批评现象，对此加以批判吸收，进而寻找到涉案片创新的思路。
下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探讨为什么要对涉案片展开法律批评，即法律批评的必要性问题；二是对法律批评的现有成果进行整理和分析，阐释法律批评的主要形态及局限；三是解决法律批评的应用问题。主要探讨如何构建法律批评与艺术文本的良性关系，如何以此推动涉案片的繁荣发展。
一、对涉案片展开法律批评的必要性
为什么要对涉案片展开法律批评？在当今时代，法律批评究竟对于涉案片的发展和创新有何种意义？涉案片的发展是否会朝着法律精神指引的方向前进？想要弄清这些问题，就务必要把握住涉案片与法律之间的联系。
第一，法律精神是支撑涉案片的内在血脉。与涉案文学在文学中的地位相比，涉案片能够在影视时代获得巨大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影视时代与法治时代有一个同时到来，共同成长的历史。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的专制制度处于崩溃的状态，法治则成为进步思想家和人民大众热切呼唤的理论武器和治理工具。与此同时，影视艺术也应运而生，开始了漫长的征程。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影视创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法治”这种人类共同的精神文明成果渗透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无论是古装公案片，还是侦探片、犯罪片、警匪片、反特片、公安片、刑侦片、反腐片，其中都难以掩盖法律精神的涌动。虽然这些涉案片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以政治意识、暴力方式遮蔽法律意识的状况。但是法律精神正是在与之较量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在潜移默化中萌生并且巩固了法律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法律与专制、暴力、政治的融合、分裂、冲突、互动则成为涉案片内在的精神涌动。
第二，涉案片承担着为法律时代精神立言的使命。当今的时代是法治的时代，世界都在倡导以法律的方式解决各种纠纷和矛盾。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定义涉案片，就能够破除以往的忽视和贬低。创作者也应当自觉地以为法律时代精神立言的使命意识对待涉案片的创新发展。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提出了全面构建“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九大”更是提出了构建法治中国的具体步骤。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逐步完善的今天，如何提升民众的法律意识，培养全社会的法律自觉，则成为工作的重心。而法律信仰的形成，必须依赖众多案件得到公正解决和有效传播才能实现。
所以，涉案片应当发挥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不能再仅仅拘泥于暴力、色情、凶杀、追逐等形式趣味，借助法律资源挖掘涉案片可能抵达的精神深度。涉案片首先就要超越案例悬疑，回归法律精神的本体，以此作为提升整体价值的基础和动力。管理者也应当从建设“法治中国”的高度对涉案片予以扶持和引导，使涉案片迅速地摆脱困境，发挥正能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涉案片之中必将出现大作品，涉案片的研究工作也应当与法治的时代精神共鸣，为之提供充足的思想和理论准备。所以，對法律批评进行整体考察和反思的工作已经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