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度、高密度的比赛和无处不在的身心压力，使“球场民工”逐渐加入了高危人群的行列，一些患有心脏类疾患的球员，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维维安·福的暴毙．到哈尔克的猝死。这些噩耗的背后，是亟待重视的球员健康问题。当然．就此断言“珍爱生命．远离足球”有些荒唐，君不见早在1996年被查出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尼日利亚球星卡努，至今仍活跃在绿茵场，且在伤愈后取得了令人艳羡的佳绩。心脏疾息本不可怕，只要各国足联能适当削减超负荷的比赛场次．各俱乐部加强对球员健康预防和治疗机制的建设。球员不再因为功利目的服用禁药导致身心受损，卡努式的重生战士．绝不会成为难得一见的“日全食”。
重生的心
1996年8月，头顶奥运男足冠军光环的尼日利亚前锋卡努刚迈入国际米兰的更衣室，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就让他如置冰窟。国际米兰俱乐部的医疗监护在体检时发现卡努有着先天性心脏病，对于职业球员来说，这不啻为一场灾难。“你完蛋了，卡努!”这是彼时诸多媒体不约而同发出的声音，这一年，卡努刚满20岁。
卡努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正是心脏疾患及时被发现，他才避免成为了猝死球场的悲剧主角。意大利有着全世界唯一的球员心肺功能检测机构、唯一预防补救的标准化规定。所有球员都被要求定期接受意大利运动医学与科学研究会的专门检查，针对心脏问题，心电图扫描，呼吸功能检测和尿液化验能发现一切潜在的危险。一旦球员的测试结果呈阳性，他将被要求立刻中止训练和比赛。卡努没有通过国际米兰的例行体检，他为此休养了整整一年，却赢得了继续在绿茵场上冲杀的“新心”。
国际米兰没有抛弃卡努，慈父般的奠拉蒂给尼日利亚人在美国找到了最好的医生，卡努的心脏瓣膜矫正手术也进行得很顺利。1997年4月，术后痊愈的卡努已经能随国米一起训练。接下来的一个赛季，他随队参加了11场联赛．攻入一球。在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上，我们也看到了他矫健的身姿。1999年初离开国际米兰后，卡努在英超开辟了新的天地，他辗转效力于阿森纳、西布罗米奇和朴次茅斯等多家球队，两个英超冠军和三个足总杯冠军，是命运对他不辍努力的最好回报。
卡努式奇迹的诞生，与意大利完备的球员心肺功能检测系统、及时的医疗救助和球员自身的良好素养不无关系。术后两年．卡努再次赢得了非洲足球先生的荣誉，术后12年，坚强的卡努依然在世界顶级联赛效力，没有一颗健康的心脏，这一切是不可想象的。2000年，卡努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专门帮助那些身患心脏疾病的非洲儿童。当然，幸运如卡努者毕竟是少数，其他有心脏疾患的球员大多提早退役，极少数人在球场上心脏骤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球员直到撒手人寰，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有着一颗百孔千疮的心。
哈尔克式悲剧
今年夏天，西班牙人队奔赴意大利进行季前的热身训练。8月8日，26岁的西班牙人队队长哈尔克像往常一样参加了下午的例行训练，随后他返回酒店给家人打电话。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哈尔克的心脏突然出现异常并逐渐停止跳动。为抢救哈尔克的生命。在场的工作人员使用了诸多手段试图让他的心脏恢复跳动，但都没有成功。事后据多家媒体披露。哈尔克死于心力衰竭，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一个年轻的英魂飞人了天堂。
两年前，同样在西甲效力的塞维利亚球员普埃尔塔因为突发心脏病辞世；如今，哈尔克的死亡再度令世界足坛警钟长鸣。普埃尔塔事件之后，西班牙各俱乐部就曾反思过他们在体检方面的漏洞，并前往意大利取经，但这并不足以阻止悲剧再度上演。预防和检测的制度、设施不完善，治疗硬件落后，这是造成有心脏病隐患的球员猝死球场的一大因素，这在南美、东欧、非洲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比较普遍。当然，仅仅依靠单纯的体检，很难完全杜绝心脏疾病。据权威机构数据表明，体检只能发现3％～15％潜在猝死的危险，而心源性猝死是运动员最常见的悲剧，不管是紧张的对抗抑或剧烈的活动，都可能导致具有心血管病和心脏结构异常的运动员突然发生心源性猝死，而足球是猝死发生率最高的运动项目。
哈尔克式悲剧缘何在足球场上屡见不鲜?密集的赛事是罪魁祸首，这在欧洲赛场表现得尤其突出。欧洲联赛大多采取主客场双循环制，一支球队单赛季一般得打三十多场比赛，加上国内的各项杯赛，以及豪门将参加的欧洲赛事、俱乐部之间的热身赛、商业比赛、洲际比赛等诸多赛事，球员特别是明星球员注定将成为疲于奔命的“劳模”，这还不包括球员所在的国家队会参加的洲际赛、预选赛或友谊赛。如此密集的比赛安排，对于靠身体吃饭的球员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考验，接踵而至的伤病和林林总总的压力，也容易成为诱发致死疾病和心理疾患的因子。
20世纪90年代以来，足球比赛的强度越来越大，对抗亦日趋激烈，球员的生存环境较以往更加恶劣。加之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眼球经济方兴未艾，国际足联、欧洲足联和各国各地区足协都希望赛事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赞助商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俱乐部赚得盆盈钵满，观众也大饱眼福，而唯一的牺牲品就是球员，他们在享受着高收入的同时，也不断透支着体力，甚至生命。不是每支球队都像豪门那样拥有多套阵容，也不是每一名球员都能享有轮换的权利，只要体制的不合理、赛事安排的不科学、人性化的缺失等现实依然存在，“猝死俱乐部”的成员注定会不断增加。
除了上述原因，服用违禁药物也是造成球员猝死的因素或隐患。为对付日益密集的赛事，一些欧洲俱乐部不惜铤而走险，它们私下让球员服用肌酸、EPO等禁药，因为这些药物有保持球员活力、迅速恢复疲劳、作用持久等效用。对于俱乐部来说，只要能取得功利意义上的成功，球员的身体损害并不重要，毕竟猝死球场的“大事件”几率不大。英国的BBC曾披露过一条惊人的消息：包括荷兰国脚戴维斯、斯塔姆，以及葡萄牙球星科托这样的顶尖球员，都曾依靠服用违禁药物甚至吸毒来保持自己的竞技状态。捷克教头泽曼揭露的尤文图斯禁药丑闻曾闹得满城风雨，经过意大利足协的调查取证，发现尤文图斯队医阿格里科拉在1994年至1998年间的确对球员使用过违禁药物。随着足球商业化进程的加速，足球运动对力量和速度等身体指标要求也持续加强，现在的豪门球星每年比20年前要多踢接近一倍的比赛，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球员被迫服用激素、兴奋剂甚至毒晶等违禁药物用于保持状态，他们的身体机能自然每况愈下，且越来越像一枚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了。
生命高于一切
哈尔克的辞世，使人们再度将视线集中在了绿茵场，一个个年轻生命的早逝，为“世界第一运动”蒙上了一层阴影。
2003年6月26日，在国际足联联合会杯喀麦隆对哥伦比亚的半决赛中，喀麦隆队球
员维维安·福因心肌梗塞在球场的中圈突然倒地。虽然现场的医护人员用尽了各种抢救措施，但都没有挽回维维安·福的生命，喀麦隆人的空洞眼球和恐怖表情，令目睹了悲情一幕的球迷久久难以平静。猝死球场的维维安·福震惊了世界，大家都希望这是足球场上的最后一出人间悲剧，然而不幸的是，潘多拉盒子才刚刚开启。
2004年1月25日，效力于本菲卡队的匈牙利球员米克洛什·费赫尔在一场联赛中猝死，死因也是心脏病发作。本菲卡队将他的29号球衣退役，以示对他永远的怀念。2006年8月31日，埃及足坛也传出噩耗，该国阿赫利俱乐部后卫阿卜杜勒一瓦哈卜在训练时猝死，尽管有报道称该球员是死于过度劳累，但其主治医生表示他的死因是心脏突然停止跳动。2007年1月10日，巴拉圭球员西斯托·罗哈斯在训练时心跳骤停去世，他的年龄也永远定格在了24岁。
2007ff8月，是世界足球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月份，总共有三名球员在该月与我们阴阳两隔，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是西班牙年轻国脚、效力于塞维利亚队的普埃尔塔。8月25日，在西甲首轮塞维利亚对赫塔费的比赛中，普埃尔塔在无球跑动的情况下突然倒地，后被送往医院抢救，但终因医治无效于三日后死亡，死因是心脏病突发。普埃尔塔去世前八天，英甲沃尔索尔俱乐部青年队的16岁球员安东·里德在训练场倒下后再也没能站起来；普埃尔塔与世长辞后仅仅一天，以色列乙级联赛贝尔谢巴哈普尔队的赞比亚国脚恩索瓦在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下训练时晕倒，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离世，年仅28岁。同年12月29日，苏超马瑟韦尔队队长菲尔·奥唐奈不幸去世，媒体称他是因为体能消耗过度引发的身体机能衰竭而死。
维维安·福、普埃尔塔、哈尔克……他们为挚爱的足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世人为他们的遭遇唏嘘感怀之时，相关机构是否应该做些什么?有圈内人士仗义执言，称俱乐部应该重视心脏病方面的检查，而不应该把责任全部推给球员和医生，毕竟球场猝死事件虽然发生几率小，但死亡率很高。在法国，有识之士提出由官方指定医院或诊所，由经过相关资质认证的医师对球员进行检查，并强制俱乐部出资组织球员参加。权威专家也指出：“如果球员被查出有先天性心脏病，或者有心脏方面器质性隐患，就一定要好好治疗，而不能继续参加足球训练和比赛。”专家的话不无道理，卡努的例子就是鲜活的佐证。
迄今为止，全欧洲范围内没有一部保障球员生命健康的法律，俱乐部只能按照内部标准来对待球员的健康问题，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洲赛场是球员猝死的重灾区。因为种种原因，一些不够健康的球员必须被迫上场．这为他们的悲剧埋下了伏笔，普埃尔塔此前就有过两次昏厥的经历，但第三次他终于没能醒过来。西班牙体育高级委员会心脏病专家波莱塔表示：“现在到了必须为保障球员生命健康立法的时候了，否则发生在足球场上的猝死事件会越来越多。”法国心脏病专家茹旺则呼吁，法国体育场馆都应强制性增设治疗心脏病的除颤器，以减少运动场上猝死事件的发生。此外，还有多国体育医学的权威也希望国际足联和欧洲足联能尽快完成相关立法，以切实保障球员的安全。生命高于一切，任何一名球员都不希望因为身体的意外而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从这个层面来讲，与时俱进的现代足球运动确实应该作出以人为本的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