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标识
有鲜明的、独特的个人标识，即使蒙住名字，也能让阅读者从你文字所透露出的独特信息中找到你，把你认出，是每一个作家、诗人都希望能够达到的“高标”之一，用诗人奥登的说法就是“为个人的缪斯画下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面部表情”。它是作家们在写作中极为注意和重视的，没有人愿意自己是“渺小的后来者”，没有谁愿意自己的写作是跟在某某某之后的写作，因此上诸多的作家会为自己如何呈现“独特面目”而处心积虑，他们甚至有意将自己的擅长加长让它更显赫一些，而弱点部分则改造成特点，变成标识的部分……
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另一股潜在的力量，它同时影响着作家，影响着我们的写作：就是规范化、标准化和统一化。许多时候作家们会否认这一力量的存在，否认它对自己的影响（共同性的否认本身即是标准化和统一化的表现），言称自己是为自己写作，为自己的心和欲写作，为展现自己的个性写作等等等等——我依然觉得它含有规范化、标准化的成分，它并不是审慎思考过的结果。规范化、标准化倾向本身并不是一个天然地垄断了“粗劣”“低质”的坏词儿，它的里面同样包含着合理性。它让我们确认文学的共通价值，并在影响中趋向这一价值;它也让我们较好地学习和使用属于文学需要的技巧原则，即使作家们来说“他可以不知道这些法则，关键是他应当遵守这些法则”（埃德温·缪尔《小说结构》）——这些法则自有它的规范性诉求。还有更重的一点儿，就是同时代流行思想的内在影响，这种流行思想有时是以极为正确和合理的面目出现的，对它的抵御和反驳就更让人忐忑。为自己写作、为自己的心和欲写作、为读者写作或不为读者写作等等说法都有某种时代流行的影子，它未必真的经过了心。
唐朝时期所谓“诗”的勃兴其中有规范化、标准化和统一化的力量的作用，古风在那时的渐渐式微，诗经式、汉赋式写作的退场也与这一力量的作用有关;至宋朝，在唐朝未占主流的词的写作慢慢显彰，成为写作的主体、审美的主体，这里面也与暗暗的规范力量有着相当的关系。骑士小说的兴起与衰落，现实主义小说的出现和兴起，现代主义小说的演进和后现代思潮的推澜，无一不有这种潜在力量的渗入与影响，仅仅否认这一力量的存在是不审慎的。
其实任何一个作家在他的写作过程中都会遭遇到这两股强烈的力量，它们相互撕扯、影响着他并始终作用于他的写作。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作家在他的风格形成之前那种潜在力量的影响会更重些，它会更多地显现，他的所谓“个性”就像无法展开翅膀的蝉的幼虫，有迹象但不明显。而到达他的成熟期和风格形成期后，他的个性会得到强化与确认，而那种潜在的规范化力量就变得小了，他的“个性”会更多地吸引到我们的注意力。然而在这时，所谓的规范化力量其实还在着，它在作家的内心里起着作用。对于大多数的作家和写作者而言，潜在的规范性力量往往是极重的，它甚至可能在整个写作生涯中压制住“个性”的显现，更谈不上所谓的个人标识了——尽管所有人都试图拒绝承认它的存在。
张爱玲是那种极具“个人标识”的作家，她甚至创造了一种写作的体式：张爱玲式写作，或简称“张体”。在张爱玲的短篇《封锁》中，她的那种所谓“张体”的个人标识显露得足够充分。在我看来张爱玲的“个人标识”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用词新艳，善用奇妙的有特点的比喻，有一种重彩的“艳妆”之美，其包裹的却往往是“苍凉手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爱玲的某些句子确实可以不依借上文下义，也能独自闪烁，自含光芒。譬如大家时常提到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天才梦》）;“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金锁记》）;“整个世界像一个蛀空的牙齿，麻木木的，倒也不觉得什么，只是风来的时候，隐隐的有一点酸痛”（《沉香屑：第二炉香》）;“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玫瑰与白玫瑰》）。
在《封锁》中，最有张氏风格、最能体现她文字特点的应是对女主角吴翠远的描述：“她携着一把蓝白格子小遮阳伞。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然而她实在没有过分触目的危险。她长得不难看，可是她那种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仿佛怕得罪了谁的美，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弛的，没有轮廓。连她自己的母亲也形容不出她是长脸还是圆脸。”然后，还有从吕宗桢角度的观察：“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
張爱玲的文字是用力的，但你不会特别地在意她的用力所在，而且她的用力绝不显露生与涩的痕迹，她总能打磨得平滑、可鉴。她的语言也是一袭华美的袍。她创造了一种影响悠远的美文范式，从这点上称她为“祖师奶奶”并不为过。
让她语言跳脱的是精妙、奇诡却又准确的比喻，它让人在惊艳的同时又会有某种的会心，感觉她“入骨三分地”说出了你的想说而未曾说出，尤其是那种女性感受，有着微和妙。她的语词不会给人重击，不会让你震颤，而是以一种浸染的方式渗入，艳中含凉，她的语言有一种阴性之美。“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整个世界像一个蛀空的牙齿，麻木木的，倒也不觉得什么，只是风来的时候，隐隐的有一点酸痛”——这里的比喻是概括性的同时也是东方化的，它和我们习惯的思维紧密相连，它所唤起的“共感力”往往也与我们的东方思维、东方意趣相连，这里所体现的是东方式的聪明：它定义生命，定义世界，其中包含着深刻也同时包含着“片面”与非理性，它的定义并不在意及物而在意“意会”之妙，把“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当作是自我生命映照的人并不真正在意自己的生命是否是袍、是否华美过。是故，对张爱玲式语言有强烈偏爱的人多是东方人，女性，有不及物的幻美情结，情绪多于理性的那个群体——我说的是“多是”，并不绝对。当然她的比喻中有非常及物的、描述性的一类，譬如说吴翠远的手臂“像挤出来的牙膏”——这样的比喻也很具张爱玲的特点，小突兀和大准确强力黏合，新鲜而含妙趣，它的光就是在那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