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民族地区成功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党在起义期间立足左右江地区革命实际，坚持理论掌握群众，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坚持民族平等，促进民族交融；坚持民族团结，带领各族群众共同奋斗、共同发展；坚持尊重差异，改革陈规陋习。这些探索是党早期在民族地区系统实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尝试，其经验为党在以后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为新时期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百色起义；民族工作思想；当代价值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7.02.012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7）02-0056-05
百色起义是党首次在民族地区成功发动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党在起义期间立足左右江地区革命实际，深入细致地开展民族工作，注重宣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探索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有效形式和方法，其经验为新时期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
一、坚持理论掌握群众，做好宣传思想工作
百色起义前后，党密切联系实际，围绕成功发动武装起义的任务，通过在广西各阶层广泛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用先进的理论掌握群众，吸引了一大批进步人士和杰出青年学习、接受、信仰、传播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使党组织领导的革命运动赢得各阶层人士的理解、同情、拥护和支持。百色起义是党首次在民族地区进行的武装起义实践，在民族地区进行革命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政策是一项基本内容。早在1921 年，壮族进步青年韦拔群就深入少数民族村寨，进行“反土豪劣绅、反贪官污吏、反军阀、反苛捐杂税”的宣传，发起东兰农民运动，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1925年，韦拔群、陈伯民到广州参加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成归来之后，积极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对近600名农运骨干和青年学生进行培训，宣传革命理论，启发群众觉悟[1]。1926年春，陈勉恕、罗如川、李省群召集成立了中共南宁支部干事会。随着党组织的壮大，中共南宁支部于1926年夏改为中共南宁地方执行委员会，隶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负责南宁及左右江地区的革命活动。1926年8月，余少杰、严敏召集成立了左右江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恩（隆）奉（议）特别支部。随后，中共东兰县支部成立，陈洪涛任支部书记，该支部发展了韦拔群等数名农民运动领导人加入党组织。这些革命先辈在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军校、工厂和农村等场所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青年学生、工人、农民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热情，吸引民族群众中的进步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或党领导的军队，不断壮大革命力量。
1929年8月底，中共中央派邓小平到广西领导党的工作，准备、组织武装起义。邓小平带领广西地方党组织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灵活采用诸如创办报刊、张贴布告、分发传单、现场宣讲及走访等方式，向各阶层人士宣传党的理论和革命主张：一是向士兵和群众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公开在部隊和群众中宣传我们党的主张” [2]，以启发其阶级意识与革命觉悟，改造和壮大革命队伍；二是向广西国民党左派上层人物俞作柏、李明瑞阐述党的革命主张，达成合作共识，取得良好效果；三是向少数民族头人等上层进步人士宣传党的革命思想和民族政策，争取他们的支持和靠拢；四是向商会和街道居民讲解党的政策，使他们理解、同情和支持武装起义。
这些卓有成效的宣传思想工作为党成功发动百色起义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牢固的群众基础，为党在以后进一步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百色起义以及其他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党始终重视和坚持以先进科学的理论掌握群众，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争取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团结和带领各族群众投身于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些宝贵的经验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正如历史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宣传思想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201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3]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宣传思想工作成为党完成中心工作的根本保证，成为完成各项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坚持民族平等，促进民族交融
党在百色起义时期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先后制订《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土地法暂行条例》《共耕条例》等文件，提出“壮、汉、瑶各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等各方面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权利，打破民族隔阂，促进民族交融。这些政策强调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一律平等。1923年6月至7月，韦拔群领导农民武装进攻东兰县城取得胜利后召开群众大会，他郑重宣布：“取消苛捐杂税、废除各种契约，提倡民族平等和男女平权。” [4] 1929年10月，韦拔群率领农军再次攻下东兰县城后颁布实施了《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系统提出了民族平等政策，明确提出各族人民“一律平等”，有同样的“居住、行动、机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5]93—95。
在这一时期，党在各项工作中都贯彻民族平等原则，增进了民族团结，壮大了革命力量，推动了革命事业发展 [6] 。一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障各族群众的平等地位、权利。如大量培养和吸收少数民族先进分子到左右江地区的党团组织、政权机关及军警队伍中工作，大量提拔和使用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到各级各部门任职。1929年6月成立中共右江特委，其10名委员中有8名是壮族。1929年12月，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右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11人中有韦拔群、黄大权、韦玉梅等壮族、瑶族委员7人 [7] 。二是在经济上将经济建设、土地政策与民族平等政策结合起来。1930年5月，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暂行条例》规定，在进行土地革命时，各民族一律平等分配土地 [5]265。同月颁布的《共耕条例》还提出平分的土地可以采取由农户“分耕”和由农户组成农业社进行“共耕”两种形式。三是在文化教育上确保各族群众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如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发起平民教育，开展识字运动，通过在城乡开办初级劳动小学、高级劳动小学、平民夜校、农民夜校，设立书报社，组织文艺宣传队等形式对各族群众普及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教育水平。
民族平等政策是党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解决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的主要依据。它的实施有效增进了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促进了民族间的团结合作，消除了民族间的隔阂，促进了民族间的交融，为成功发动百色起义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民族平等成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武器，它使党的民族政策与历史上的民族剥削、民族压迫区别开来，成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革命年代，全国各族人民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地跟着共产党革命，正是为了建立让各民族拥有平等地位的新中国——这是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向前的光辉旗帜[8] 。民族平等政策发展到今天，已经衍生出新的时代内涵。在新时期，要坚持用民族平等原则来协调民族关系，解决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也正是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工作要求，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注重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 [9] 。为此，要进一步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加大国家扶持力度，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
三、坚持民族团结，带领各族群众共同奋斗、共同发展
党在领导百色起义期间把民族团结看作是革命成功的根本保证，认为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是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明确了少数民族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在此期间，党将民族团结政策与宣传思想工作、武装斗争工作、政权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等结合起来，广大党员干部、政府工作人员、军队战士与各族群众打成一片，形成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鱼水之情。一是通过宣传思想工作启发各民族群众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热情，最大程度让各阶层人士理解、拥护和支持党的革命事业，组织和动员工农阶层跟着党为实现自身解放、求得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二是在革命队伍与革命政权建设中，注意在党、政、军、群团等各类机构中培养、锻炼和使用少数民族党员干部，通过少数民族党员干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推进各项工作。三是在土地分配与经济建设中保障各族群众的平等权利，取消苛捐杂税，禁赌禁毒，保护工商利益，恢复和发展手工业，让各族群众在经济上得到解放，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四是通过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提升各族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做好各族群众的日常卫生保障工作。总之，党通过各种举措保护好、维护好、实现好各族群众的权利和权益，使各族群众在亲身体验中切实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心实意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政党，从而从心底相信党、拥护党，愿意跟着党干革命。百色起义期间的民族工作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与重视。1930年3 月，《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指出，对于少数民族，“一定要站在整个的阶级观点上…… 要发动他们的自决权。……以求得本身解放”[5]239。
民族团结政策与民族平等政策一样，都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解决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的主要依据。百色起义期间，党采取这两个政策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团结和带领左右江地区的民族群众建立起中国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区域红色革命政权。这种实践经验对党将民族团结理论与国家统一结合起来，“实现民族团结理论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區域自治’的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10]。这种实践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各族群众要“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9]。新时期推进民族工作，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改善民生；必须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促进民族地区各方面事业的进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共享发展成果。
四、坚持尊重差异，改革陈规陋习
中华民族是由各族人民在长期共同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1]。党在百色起义时期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强调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遵守少数民族公约，从而得到各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韦拔群、邓小平、张云逸等人在深入少数民族村寨宣讲革命思想时，非常重视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常与当地群众同吃同睡，与少数民族群众一起唱山歌、跳铜鼓舞庆祝节日。他们还时时告诫各级党员干部和军队官兵要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和革命纪律，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了解少数民族风土人情，不要做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事，如韦拔群在东兰瑶族地区开展革命宣传时，从来不会在东兰瑶族地区杀狗或吃狗肉[12]。党在民族地区的这些做法令少数民族群众感动万分。
革命年代，党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勇气带领各族人民寻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道路，以改造旧社会、建立让各民族拥有平等地位的新中国为目标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激励各族人民跟着党走。百色起义期间，党以这种革命精神带领各族群众打破影响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的陈规陋习，制定了许多政策宣传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及妇女解放等新思想。如1929年10月，《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提出要“废除一切不良风俗习惯”。1929年12月，右江苏维埃政府妇女会提出“打倒多妻制！……取消旧礼教”[5]120。1930年，《为右江苏维埃政府大会告贫苦妇女书》提出“男女一律平等！废除买卖式婚姻及禁止童养媳的制度！”等口号[5]253。党通过思想宣传和社会改造工作，组织、动员左右江地区民族群众走出来参加革命运动，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反抗帝国主义欺压和侮辱，使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在左右江地区生根发芽、深入人心。
百色起义期间，正确认识民族差异，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改革陈规陋习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坚持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原则的体现。在党和各族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左右江根据地呈现出团结祥和、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这使党在左右江地区赢得各族群众的赞扬与认同，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更加紧密和睦。这些做法对新时期开展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差异性基础上寻求统一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和基础。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强调“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9]。新时期开展民族工作，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立足不同民族地区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因时因地推进民族工作，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采取相应的工作方法和措施。同时，要在差异性基础上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强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价值共识，以中国梦坚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决心。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开始探索如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民族自治的问题。1926年12月，毛泽东领导召开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解放苗瑶决议案》提出了民族平等思想，主张解放苗族、瑶族，“使其与汉人政治经济一律平等”[13]。1927年12月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制定了《少数民族问题大纲》，提出了党对少数民族的政治纲领。1928年6月至7月，党的“六大”作出《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提出民族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百色起义时期，东兰县革命委员会发布《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首次在民族地区以局部执政的高度实行党的民族政策，使党之前关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原则性规定得以具体实施。回顾历史，党的这些关于民族工作的思考、讨论与决议中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实际，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而进行的探索与尝试。就党在百色起义期间的民族工作实践而言，它是党在早期从局部执政的角度在民族地区系统实践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尝试，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党政军各级组织开展民族工作确立了政策依据，其经验为黨在以后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奠定了实践基础，为新时期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根源与经验借鉴。当前，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过程中，同样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好民族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使各族群众紧密团结和围绕在党的周围，齐心协力共筑中国梦。
[参考文献]
[1] 张建春，张志巧.党在百色起义时期的统战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百色起义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之一[J].百色学院学报，2016（6）.
[2] 中共百色市委党史办公室.右江风雷——邓小平与百色起义[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221.
[3] 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EB/OL].（2013-08-20）[2017-04-02].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0/c_117021464.htm.
[4] 左右江革命历史调查组.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第一辑：史料综述）[Z].[出版地不详]，1978：18.
[5]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6] 牙远波.论邓小平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对我党民族政策的探索与实践[J].河池学院学报，2007（4）.
[7] 本书编辑组.中国共产党广西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133—141.
[8] 何龙群.百色起义与广西民族团结传统[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9]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京举行[EB/OL].（2014-09-29）[2017-04-12].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
-09/29/c_112683008.htm.
[10] 刘绍卫.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对构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的贡献及启示[J].广西地方志，2009（6）.
[11]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12] 徐魁峰，徐洪刚，黄梅珍.百色起义与民族工作[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106.
[13]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2.
责任编辑：潘宏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