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城市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而要实现社区和谐，发展社区居民自治是必然的趋向和选择。要发展社区居民自治，就必须纠正社区中权威性自治组织居委会的行政化角色错位，发挥其自治功能。本文通过以上逻辑推导认为：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城市社区居委会必须充分发挥自治功能。
[关键词]和谐社会 和谐社区建设 社区居民自治 居委会 自治功能
作者简介：龚志成（1981—），男，甘肃敦煌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自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命题以来，社会各界对这一论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思考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城市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政府沟通民众的桥梁，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谐社区的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实行社区居民自治，符合社区居民内心愿望、管理成本低廉、能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且有利于社区民主建设，是建设和谐社区的必然选择。而要实行社区居民自治就必须纠正社区中最具权威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的行政化角色错位，使其真正发挥自治功能。由此可知，社区居委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担负着不可退却的责任，即：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城市社区居委会必须充分发挥自治功能。
一、和谐社区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城市社区，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共同体，应该是介于街道和现有居委会之间的、具有完整地域性和基本服务功能的生活小区。社区作为政府工作和社会事务的重心，能否以优良的服务惠及社区群众，以有效的综合治理确保社区的安全和稳定，以优美的环境促进社区居民与环境的和谐共生，以先进的文化凝聚人心占领社区阵地，以良好的参与机制推动社区民主政治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首先，和谐社区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平台。改革开放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对企业事业单位直接管理，城市社会由一个个企业事业单位构成。国家通过单位管理社会，并事实上覆盖着社会。在这种情形下，主流城市社会成员大都属于单位人。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传统的单位制开始解体，城市的人们也逐步从过去的“单位人”转变成现在的“社会人”，单位的社会职能也开始向城市基层组织转移。城市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大量市场解决不了、政府又解决不好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质上都关系到居民的切身利益，迫切需要新的社会组织来承担过去由单位行使的社会职能，以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社区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和重要活动场所，为社会人找到了相应的承接载体。社会人的许多需求，或者通过社区的社会服务和自我管理得以满足，或者通过社区组织向政府反映得以满足。 所以说，和谐社区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平台。
其次，和谐社区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和谐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社会管理体制运转有序。和谐社区建设的宗旨是以人为本，服务居民，即通过开发和动员社区资源，将社区建设成为安全、文明、和谐的家园，以满足社会成员不断增长和日益丰富的生活需要。只有直接生活在社区之中并能对满足社会成员需求负有责任的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能够最及时最准确地反映和表达社会需求。在城市社区这一层面，社区作用发挥是否充分，对于城市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转型、社会转轨时期，城市的改革、发展、稳定都依托于社区。政府各个部门只有依托社区这个基础平台，才能把自身的管理触角伸向基层，才能使社会矛盾在基层得到有效的调节和控制。可以说，要构建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健康运行和秩序良好的和谐社会，和谐社区建设是一条有效途径。
第三，和谐社区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人心向背决定着社会的和谐程度。虽然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完全消除社会矛盾与冲突，但是健康和谐的社会秩序是每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利益，也是其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就必须加强与群众的沟通联系，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增强党和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在城市中，社区是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基地，社会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在社区完成，社区处在党和政府了解民意的最前沿，是党和政府与市民沟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加强和谐社区建设，就能够充分尊重群众在法律范围内的表达自由，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合理解决利益诉求，倾听群众呼声，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以凝聚人心，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发展社区居民自治是建设和谐社区的必然选择
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密尔在其著作《论自由》中写道：“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关切最深的人；除在一些私人联系很强的事情外，任何他人对于他的福祉所怀有的关切，和他自己所怀有的关切比较起来，都是微薄而肤浅的。”[1](p.82) “有许多事情，虽然由一些个人来办未必像政府官吏办得那样好，但是仍宜让个人来办而不要由政府来办；因为作为对于他们个人的精神教育的手段和方式来说，这样可以加强他们主动的才能，可以锻炼他们的判断能力，还可以使他们在留给他们去对付的课题上获得熟悉的知识。”[1](pp.118-119)密尔从人性偏爱的角度说明，任何事情交由与其有密切利害关系的人来办理总比交由与其毫无关系或关系不大的人来办理好。按照密尔的逻辑，社区内的事务都是些与居民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这些事务交由居民自己来办理，总比交给其他人来办理好。社区实行居民自治既能够提高居民自我管理水平，又可以培养居民关爱社区的情怀，使邻里间和睦友善，亲密合作，从而最终促成和谐共处的社区环境。
首先，社区居民自治是应对全能政府“失效”，构建和谐社区的内在诉求
社区居民实行自治，可以间接地帮助政府改进工作，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密尔认为：“所要办的事，若由个人来办会比由政府来办要更好一些。”[1](p.118)因为政府工作呆板、单一，缺乏灵活性。中国疆域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只有因时、因事、因地制宜，才能求得最佳效果。社区实行居民自治，自治组织可以结合实际情况，选用恰当的方式方法来为居民办好事，服好务。更重要的是，城市社区建设是在全能政府体制“失效”基础上产生的。行政导向的社区建设可以在较短时间整合社会，但所构造的社会与传统体制具有同构性，即社会仍然为政府所吸纳，社区的工作主要是落实政府任务。在这一体制下，政府难以超脱各种利益群体，专事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能，也不可能长期持久的包揽所有社会事务。自治导向的社区建设将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分开，由社区组织承接政府和市场都难以承接的社会事务，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管理体制的创新。它可以促使结构合理分化，政府专事公共管理，市场专事营利，社区专事非政府非营利性社会事务，从而达成社会和谐。[2]
其次，社区居民自治是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区的必要路径
任何一种体制只有当它能够不断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才是有活力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全能政府为什么会“失效”，其重要原因就是需求信号不灵，无法及时迅速了解社会需求，并提供有效供给。我国现在既是经济的黄金发展期，又是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凸显期。社会转型必然要造成利益格局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变化。影响社会稳定的所有因素都可能发生在社区。城市社区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新的挑战，处在所有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风口浪尖，所以会经常出现矛盾和纠纷，而矛盾纠纷和分歧争端正是隐藏在社区内的不和谐因素。当这些不和谐因素处在萌芽状态之时，就要协调解决，让不同的意见表达、沟通与交流，最终达成一致。社区只有提前做好防范工作，才能最大限度地把各种问题消化在基层，才能够防患于未然。[3]而在这方面，市场的反应往往是“盲点”，且信号容易“失真”。 而政府由于其体制的“科层性”特点，也使其难以及时有效了解社会成员大量具体、细致的社会需求，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冲突并提供有效服务。那么，谁能够最及时、准确地反映和表达社会需求呢?是直接生活在社会之中并能对满足社会成员需求负有责任的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实行社区居民自治，社区成员通过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满足政府和市场难以满足的社会需要，参与解决社区发展问题，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从而最终建成和谐美好的社区家园。
第三，社区居民自治是发展基层民主，维系社区和谐的必要保证
人民是构成一个国家的重要要素，没有一定的人口也就无所谓国家。国家的兴衰成败与本国人民的努力程度是分不开的。国家的福祉由人民分享，国家的建设要靠人民奉献。要焕发人民的爱国热情，激励人民的爱国之志，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使他们能真正当家作主。[4] (p.92) 对于一国的建设是这样，对于一个社区的建设亦是这样。社区居民是社区的主体，和谐社区的建设因之于居民、依靠于居民，社区和谐的福祉为之于居民、分享于居民。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是政府沟通基层社会的中介和桥梁，在社区实行居民自治，可以有效地培养居民的民主精神，使居民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投身于与自己相关的政治生活中去，并在这一政治生活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政治热情，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得到良性和谐的运转。可以说，社区居民自治是发展基层民主，推动国家政治民主化建设的战略起点。同时，也只有在社区实行居民自治，保障居民们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出自己满意的自治组织，让居民通过居民会议（居民代表会议）来讨论决定自治区域内的所有大事 ，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才能反映大多数居民的意愿，避免居民的权利被僭越，达到民心顺畅，从而形成社区内真正的和谐，并为维系社区的长久和谐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
三、社区居民自治要求居委会发挥其自治功能
城市居委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产生的。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在基层社会建立了居民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并通过《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确认了居委会的群众自治性质。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城市居委会一直没有发挥民主自治的载体作用，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计划经济所塑造的“单位制社会”下，基层居委会的生活空间和公共管理作用被超强的政府完全“替代”和“真空化”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全能政府”的计划行政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逐步削弱，同时政府的直接管理深入到基层社会细胞也需要巨大的成本。市场经济的发展扩展了公共生活的空间，需要通过社会自治体的培育发展管理公共事务，满足群众的各种生活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居委会的群众自治在新一轮的社区建设大潮中开始逐步酝酿发展。
从法理上讲，城市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宪法第111条规定：“城市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委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款进一步明确规定：“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城市居委会不属于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它是城市居民在本居住区域内自己组织起来直接管理自己事务的组织。然而，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的城市居委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行政化的特征：实际运行中，居委会更多的是承担了过多的行政性事务而演变为作为政府“一条腿”的准行政组织，发生角色错位，使其应有的自治功能受到很大的拘束而难以有效发挥。据调查，目前居委会所承担的工作有十大类近百项，其内容包括小区环境卫生、小区社会治安、物业管理、民政帮困、计划生育、宣传教育、迎接考核评比、收款、人口普查等方面。而且，这些工作任务主要来源于政府。对居委会干部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有93.3%居委会干部认为各项事务主要来自于街道办事处，相比之下，只有6.7%的人认为来自于社区居民。[5]
城市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造成居委会自治组织角色发生错位，使其应有的自治功能难以发挥，由此不仅导致基层民主建设迟滞、政府行政管理成本上升、社区资源无法有效利用，而且也致使社区自治理念匮乏、公民自信心降低、政府与社区关系扭曲。所有这些，都会对社区居民自治产生致命的冲击，并最终损害到和谐社区的建设，进而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不利影响。
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中，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内的权威性自治组织，是国家承认的社区内组织的最高代表机构，负责管理社区的一切公共事务，负有说服社区内的组织与国家合作来实现政策的有效实施的责任。同时，在社区中，居委会与其他的社团组织相比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如它的自治性质受到了专门的法律保障，在与居民长期的交往互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与居民之间相互掌握的信息大体对称，已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运作方式等等。因此，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载体，居委会在发展社区居民自治的进程中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居委会在社区居民自治中要发挥有效的作用，就必须打破目前的行政化趋向，纠正角色错位，成为真正的由社区居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民意的社区群众自治组织，使其受到束缚和压抑的自治功能得到解放和有效发挥。只有如此，才能使居委会真正成为代表民意沟通政府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和纽带，促成国家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形成社区的有效自我治理机制。也只有如此，才能使居委会成为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中心平台，成为城市社区发展居民自治的有效载体，从而有效推动和谐社区建设，并最终促成和谐社会的构建。
总之，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在这项系统工程的实施中，城市和谐社区的建设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因为城市社区是构造社会的基本细胞，只有达成社区的和谐，才能小和谐促成大和谐，最终形成整个社会的和谐。而要建设和谐社区，从长远来看，实行社区居民自治是必然的趋势和选择。因为只有实行居民自治，让居民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情，才能真正畅通民意表达渠道，使社区内、居民间的矛盾冲突及时得到解决，而不致使不和谐因素产生积累效应，对社区，进而对社会产生大的冲击和震荡。要发展社区居民自治，就必须有效利用城市社区内权威性自治组织居委会的平台载体作用，打破其行政化倾向，纠正其角色错位，开发其自治功能，使其成为城市社区中真正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只有这样，才能使社区居民自治有可能实现。因此，我们可以说：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城市社区居委会必须充分发挥自治功能。
参考文献
[1][英]约翰·密尔，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
[3]杨玉萍，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居民自治问题初探[J]，中州学刊，2006（6）
[4]王邦佐，居委会与社区治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桂勇、崔之余，行政化进程中的城市居委会体制变迁[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