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视批评的中国化发展

　　电视批评是电视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它“是以电视节目欣赏为基础，以各种具体的电视节目以及同节目相关的电视现象、电视思潮、电视受众、电视创作等为对象的研究活动。其主要任务是对电视节目进行分析、判断和评价，指明作者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西方电视起步较早，与之相适应的，电视批评也较早地发展起来，形成了多元化的批评模式，理论建设也相对比较成熟，这对于自由度较高的西方媒介是一种理论指导和实践约束。原因在于，对于相对自由、独立的西方媒体而言，在监督政府、探视社会、审度制度等的同时，却很少被监督和被约束，一度的“黄色新闻”泛滥恰能证明这一点。电视批评恰好补了这一空位，使电视的发展能够正规、有序，能够在自我反思、自我调整中建立平衡、向前迈进。
　　中国电视起步较晚，中国的电视批评无论是从理论建设还是从实践效果上看，都存有局限和不完善之处。在电视批评的探索中，也存在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区，即对西方理论的照搬较多，对本土理论的创造，哪怕是西式东化的理论都少之又少。“对西方批评理论的简单移植和教条式的运用。一些电视批评文章借助于西方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电视媒介以及电视作品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作用、意义做了反思性的分析、解读、阐释和批评，但忽视了跨语境的理论移植最忌简单化地照搬运一理论研究的规则，断章取义地套用西方电视理论，在关照中国电视文化时明显缺乏中国意识和中国视角。”
　　电视批评需要中国化的发展，即在中国电视体制的大背景下，审视中国电视自身存在的矛盾及问题，对其进行中国化的电视批评。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电视不同于西方，其发展历史较短，发展较快，这种根基浅、成长快的特点造成了中国电视存在种种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即是被当前的繁荣蒙蔽，忽略了埋藏的危机。“当下的电视业尽是满足于现状的行而下式复制、剪贴和不思进取式的哗众取宠，它在与潮流的同谋过程中声势大造、名利双收，却在声名雀起的同时成为最为短视的行业，其真正的实力与巨大的潜力被当下的短视行为严重抑制而不得彰显。这种‘势利’的短视最突出的体现在对实践效果一味趋附的同时对理论研究批评的忽视与回避。对理论建构和反思的视而不见暴露出了目前电视业幼稚的发展动向，这种幼稚的趋利式发展虽然在实际效应上并未对电视业造成显在的利益损伤，反而像是给行业贴金，但却在深度上严重制约着电视业的发展力度和行业品位。对于原本太年轻的电视业，这种低级的幼稚无疑就变成了致命的毒药！提倡理论的自觉性与批评的自发性，重视电视批评的指导性作用是当前电视业提高行业品质、健全行业机制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电视年龄小的特点，势必需要领路人，需要具有中国化的电视批评，来修正其路线，指导其向何处走、如何走等。
　　其次，中国的特有的经营制度，使其对电视批评的需求情况是不同于西方的。西方的电视制度多为私营，高度自由是其需要电视批评的原因，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而中国则是另一种情况。中国的媒体是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管理。这种体制造成的电视产品特点是，既要符合事业性单位的政治需要，又带有企业性单位的商品化特征，而这二者之间却常常相悖，无论是从定位还是从风格都不尽相同，甚至相反。因此，电视产品常常出现矛盾。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是，电视节目如果要符合主流倾向的政治要求，则普遍缺乏对观众的吸引力：而如果是遵从企业化管理向商品性靠拢，就要向市场靠拢，从收视率出发，则很容易“媚俗”。如何解决这种矛盾，所谓体制改革只是短期内很难实现的美好愿望，而电视批评则可以补进这个空当，担当起解决中国电视产品的定位及尺度问题。而在这种特定情况下的中国电视批评，必须符合中国的体制特征，才能对症下药，收到良好的效果。
　　此外，中国的电视批评的目的与西方有异，从而形成的电视批评的尺度和标准也会不同。西方的电视批评，可以针对具体的电视个案，也可以针对整体的电视风格走向，甚至可以直指电视制度。而中国的电视批评，似乎只可以在小范围内活动，可以抨击个案，抨击当下的电视风格，电视趋势，却不可以究其根源。中国的电视批评，就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下寻求电视最好的发展途径。这种差异将造成中国电视批评的难度，也是必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批评理论的原因所在。在这种情况下的电视批评的标准也需要中国化。毕竟，与西方批判挑剔的资本主义市场化的眼光和认识不同，西方的电视批评的目的可以是击垮一个栏目甚至一个集团，而中国的电视批评则是为了让电视节目更加耐看，让电视媒体更加发展。与西方的优胜劣汰不同，中国要通过拯救以实现共同发展。因此，西方的电视批评可以是站在电视的外部来审视，挑剔，甚至抨击。而中国的电视批评，必定是立足电视本身，以求长效发展。
　　那么，中国的电视批评到底应该从那几个方面入手，才能做到电视批评中国化呢?
　　首先，电视批评主体应为业内专业人士和学术研究人员。西方的电视批评主体的构成是多元的，其中观众、民众担当了很重要的部分。民众的声音也许不够专业，也不能上升到理论认识，但却十分有效，这在视观众为上帝、视收视率为天的西方电视体系中是很容易理解的。因此，某报道称国外一老妪针对色情泛滥的电视节目发动长期抗议最终获得满意答复，这也不足为奇。但与之相比，中国要出现这种情况却很难。在中国，民众不掌握话语权，他们的声音很难被听到，也很难被放大、被重视，更别说让民众来影响或主宰电视。因此，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电视批评的主体最合适人选即是从事电视工作的业内专业人员或是研究电视理论的学术研究人员。二者进行批评的侧重方向不同。根据电视批评可分为电视理论批评和电视实践批评的分类，电视业内的专业人员从事的电视批评方向主要侧重于前者，而学术研究人员的批评方向主要为后者。
　　1．业内专业人员主要从事的是电视实践批评。这点不是说业内人员就不应或不宜进行理论批评，而是说在电视实践批评这一块，业内人员更有发言权，也更有说服力。在中国的土地上，存在这样一种心理，当事人的叙述更为值得人信服，而旁观者的发言常被理解成为“站着说话不腰疼”。业内人士指出业内的不足和缺陷时，较之外界的评论更有说服力。这也是不久前崔永元振聋发聩的电视批评引起巨大反响的原因，作为央视当红主持人，指出业内甚至是央视主持人群体的缺陷，必定会被大家关注，引起绝大多数人的信服，同时给以支持和鼓励。因此，在电视实践批评上，业内人员更应挑起重任，在自我反思、互相审视的批评视角下，自觉地寻求出更有利于电视实践的道路，同时为电视理论批评提供更为新鲜的案例支持和理论支持。
　　2．学术研究人员应担当起电视理论批评的重任。当然，如上所说，这一点的意思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