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石头、布（中篇小说）
１
夕阳半落，天低下来，我加大油门赶路，摩托车前的影子越追越长。一辆运砖的卡车过去，尘土漫天，我不得不慢下来，把脸扭到一边，看见了路旁的两家小饭店。两个红衣服的女人站在各自的门前向我招手。我又慢一点，等着沙土缓慢降落，她们几乎同时向我跑来，说：“大哥，吃饭不？”
她们热情得都有点不怀好意了，我本能地加大油门，车向前跑了几米。肚子里叫了两声，我感到了饥饿难忍。随即慢下来，她们继续在身后喊：“大哥！”我扭一下车头，斜穿路面，在对面一家小饭店前停下来。饭店门口空空荡荡，污水都没有，门楣上挂着一块鲜亮的木匾，刀刻出来的三个舒同体红字：吉田家。一个女人听见车响，从屋子里走出来，两只袖子卷到臂弯，右手里捏着几根芹菜。
“吃饭么？”她问。
我点点头，停好摩托车走进饭店。
一共十五张桌子和我这个惟一的客人，我看墙上一只飞马牌挂钟时，她把菜单放到我面前。墙上的时间是五点五十七分，这是十一月初的下午，摩托车迎着风跑起来已经很有点秋天的味道了。我拿起菜单，再次看到封面上的彩色套印的“吉田家”三个字。
“你们饭店的名字？”我问。
“嗯”，她说，“我和我老公开的，他姓吉，我姓田。”
哦。这名字好。我就是冲着这个名字进来的，它让我想起当年念大学时，在城市的某个繁华地段才出现的日式餐馆“吉野家”。的确像个日本名字。我又看了看老板娘，不是很漂亮，但五官清爽，脸上有种硬和净混合出来的表情。当然不是日本人。
我随便点了两个小菜，一瓶啤酒，一碗牛肉面。她让我等会儿，从吧台后面的一个挂布帘的小门进去，接着就响起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如急管繁弦，但节奏温润。刀功不错。
手机响了一声，我从背包里找出来，看到陆鸣发来的两条信息，第一条是：我心里有点乱。第二条是：你跑哪去了？到底打算怎么办？第一条我已经看过了，同样的消息他发了两次。第一次在三点左右，我在一个叫辛庄的镇子上买水喝，刚打开矿泉水瓶盖手机响了。我没回。现在他又追着发。我突然就火了，恶狠狠地回了一条：你他妈的还有完没完！
当初是他动员我一起辞职的。才几天啊，一个月不到吧，就扛不住了，又回头捡起了扔掉的那个饭碗。他以为我不知道。十月初我们来到校长室门前，我问他：“真不干了？”他说：“当然，早就烦透了。”我说：“我也是。”然后一起走进校长室，一声不吭地把辞职报告放到校长面前，校长慢慢地翻出白眼来看我们，没等他下指示，我们已经出了他的办公室，如蒙大赦一般直奔宿舍，收拾东西从此滚蛋。自由了，再也不用看那些可怜的孩子和领导们的脸色了。我们都认为自己是为了反抗和良知才辞职的，那时候我们慷慨激昂，觉得自己义薄云天，甚至疑惑自己竟然能在那种环境下呆了四年。
真是太不容易了。工作忙从来都不是问题，年轻人么，别人一天上四节课，我们可以上八节课。问题是，在这个偏僻的小镇中学里，我们的工资实在低得离谱。地方上实行财政包干，我们的工资由镇政府统一发放，在这个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周围乡镇的地方，我们的工资水平可想而知。这还不算，镇里的领导决定，每个月只发工资的百分之五十六。也就是说，实际到手的工资都赶不上城里下岗工人的基本生活保障费高。还拖欠，正常情况下，十月份我们要排着队去领七月份的工资。为了活下去，有门路的老师就托关系求朋友调到其他地方了，只剩下我和陆鸣这样一穷二白的人死守在学校。就这样领导还不满意，又搞出个末位淘汰制出来，谁的班上期末考试均分最低，继续从工资里往外扣罚金；连续两次垫底，就请你走人。为了这个期末考试的均分，老师之间就差撕破脸动刀子了。能想的办法都想，恨不得替自己的学生进考场。暗地里挤兑别的老师和班级，几乎就是心照不宣的习惯了。这倒不是我和陆鸣辞职的直接原因。在我们俩，钱不是最重要的，不是不喜欢钱，而是对钱的需要相对小一些。都是光棍，钱多了也花不出去，又是那种偏僻落后的地方，整个镇子上都找不到一次可以花掉两百块钱的地方。
是为了让辍学的孩子重新回到课堂上来。新学期开始，我和陆鸣配对的班上突然少了十四个学生。刚入学时是五十，初一上学期结束时走了两个，下学期走了四个，现在初二，刚开始竟然只剩下三十个。原来坐在破课桌后面满满当当一教室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地分散在教室的各个角落，稀落，荒凉，像那些掉色了很多年的课桌一样让人伤心。其他班也多少流失了一些，但都比不上陆鸣和我这个班。就为了这一学期的学费，２９８元，他们家里拿不出，或者不愿拿。
我们决定去学生家里把他们都找回来。这也是学校的要求，学生流失要被上面狠批的。这是惟一的办法。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这么小就冲进社会里，才十三四岁的年纪。谁都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样。
一天我去买烧饼，烧饼店老板在炉子前打儿子，因为他儿子少收了别人五毛钱。那孩子是我的学生，初一上学期退的学。我说偶尔错一次是正常的，谁能不出个错。烧饼店老板说，他不是错一次了，错了很多次了。再错下去，烧饼炉都得赔进去。我说那你们为什么还不让他继续念书？老板说，头脑好不好使，跟念书有个屁关系，你看我小儿子，就是他弟弟，才上五年级，从来没替我算过错账。出去找学生时，我还跟陆鸣说了这事。陆鸣说，真巧，十四个学生里，就有烧饼店老板的小儿子。
到了烧饼店，老板正在教他小儿子贴烧饼，大儿子挎着篮子出去卖烧饼了。见了我们，老板立马让小儿子到另外一间屋里去，那孩子揉了一脸的面粉，骨碌碌地转着黑眼珠不想走，老板喝了一声，还不过去，那孩子抽了一下鼻子消失了。
“两位老师要买烧饼？”老板说。
“不买。”陆鸣说，“让孩子接着念吧。”
老板斜着眼睛看我们：“接着念？拿什么念？”
“不就298块吗？多贴几炉烧饼不就来了？这孩子成绩挺好的。”我说。
“你以为我贴的是钱哪？”老板说，“成绩再好，能当烧饼吃？”
“念好了考大学，你连烧饼都不用贴了。”
“考大学？老师你说笑话吧，咱这地方还能出大学生？出了也轮不到咱们家。我儿子我知道，老祖坟上就没长这根蒿。不想了。”
“万一考上呢？”
“万一考不上呢？这些年钱哪来？还不是得我一个烧饼一个烧饼贴出来？我一天到晚把脑袋插炉膛里容易么，你看看，这毛都被烧得不剩下几根了。”他让我们看他稀拉拉的头发。
“起码多学点知识吧。”
“有什么用？卖烧饼又不是造原子弹。这孩子五年级就没算错过账，这两年都白上了。一学期一两百块钱，你算算，多少个烧饼啊。”
老板像烧饼炉一样不为所动，怎么说都不行，和烧饼炉一样他只认烧饼。没办法，我们失望地出了烧饼房，出门时看见那孩子躲在院子里的大树后头，伸着脑袋偷看我们，黑眼珠还在骨碌碌地转。我转过身对他看一会儿，想起他最后一次数学试卷考了九十八分，比他高的只有一个。
还有一个女孩，辍学的原因是为了省钱以后给弟弟盖大瓦房娶媳妇。我们到她家时，她弟弟只有四岁，还被母亲抱在怀里，抓着母亲的大乳房叫着要吃奶。我问她父亲，为什么不给她继续念，她父亲说，这还用问么，一个丫头，不会学好的，学好了也是人家的，你们看我儿子都四岁了，不攒点钱以后拿什么给他说媳妇。她学习好？那你们供她念吧，反正我没钱。那男人简直就是一个真理在握的无赖。我们依然无功而返。临走的时候，那女孩一直跟着我们走到村外，一路流眼泪。可是没办法。我们上了车子要走的那一刻，她才哇地哭出声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有了甩手不干的念头。真是太没意思了。
十四个孩子我们只找回来两个，也是磨破了嘴皮子才成功的，我们甚至因为让其中一个回来，担保他一定能考上大学。出了他家门，我和陆鸣面面相觑，我们拿什么去担保？我们又凭什么去担保？总之我们是充分地尝到了荒诞的滋味，几天跑下来，我直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