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人物是不容忽略的,这就是章太炎西医弟子余云岫先生,而今人恐怕只知道他是“反对中医”的“历史罪人”,这实在是历史的一个盲点。
三十年前,我在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室工作,时值八十年代初,百废待兴,北京正组织全国史学专家编写“民国人物传”,我对近代医学史颇感兴趣,于是报了撰写《余云岫传》的计划,也着实为此搜集了很多资料,走访了二十多位相关人士。后因工作变动,搜集的材料一直堆在书橱,直到近日才重翻阅,感到应该尽我所知写一点文字。
一、倡“医学革命论”
余云岫先生生于1879年浙江镇海的一个贫寒家庭,从小丧父,靠舅舅资助取得秀才功名,他聪慧勤奋,会吹箫弹琴拉小提琴,也会画画,尤善铁梅,曾任上海澄衷学堂教员,1905年保送日本留学,他携弟弟同往,他因少年时染肺疾,在日本治愈后,惊羡西方医学,弃艺从医。在日靠奖学金及卖画与弟弟共同学完大阪医科大学学业,是中国第一代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知识分子,1916年归国。
他在日本的十年,正是中国反满、反帝、反封建的风起云涌时代,他在日本广泛接触新思潮,课余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师从民主革命家章太炎,结识了一大批爱国志士,与鲁迅先生友谊甚深,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赤十字队”,返国参加救护,是一个很有血性和正义感的人,也是一个很激进的人。
归国后他开业行医,也办过学校,开过药房,由于他医道精湛,很受病家和同行尊敬,曾任上海医师公会首任会长。他对中医也深有研究,他研制了许多新药,药效远胜进口药,但药的许多成分是从中药中提炼的。他创办药物研究所,又创办《社会医报》,发表了大量医论,也发表了大量抨击时弊的文章,他文笔流畅,知识渊博,论说犀利,文字老辣,引人胜读,引领了当时医界潮流。他倡“医学革命论”,不断攻击医学领域的弊端,创医学界“革命”之先河,他当时发表的一系列医学革命文章,如此之大的影响了当年医界思想,俨然成为医界领袖,他推动的“医学革命”构成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一切是今人所不能体会得了。
他著述丰富,著有《余氏医论》(1928年)、《余氏医学革命论集》(1933年)、《医学革命论集(3)》(1951年),影响了整整三十多年医界舆论。他对中医的研究著有《灵素商兑》(1917年)、《皇汉医学批评》(1931年),另著有《释名病释》、《方言病疏》、《尔雅病诂》、《说文解字病诂》、《广雅病疏》、《十三经病疏》等,1953年出版的《古代疾病名候疏义》,洋洋三十五万字,更是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
在旧中国,不说慈禧光绪年代,也不说军阀割据时代,据1933年统计,欧美传染病死亡率是10%左右,而中国死亡率高达72%之多,卫生经费投入,中国是英国的千分之一,日本的一百九十分之一,美国的一百一十分之一,法国的五十分之一,所以欧美人平均寿命达58岁,而中国人均寿命是30岁……。这一切刺激了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起来革命,从政治领域到文学领域、经济领域乃至医学领域,都有一些先进人物带领革命。余云岫先生大声呐喊,批评陋习,批评愚昧,批评政府……,甚至批评中医,他把中医视为旧医,还提出了改造旧医计划,在他看来中国医疗事业落后,与中医有关。中医当时称为国医,有人称国粹,更有人将国医吹得天花乱坠,奉为玄学,称为神医,将十二经脉,五脏六腑、三部九候,吹得神乎其神,又以阴阳五行,无极太极,弄得玄而又玄,在缺医少药的旧中国,“江湖郎中”充斥于市,在所难免,故必采用“休克治疗法”,淘汰旧医,改造旧医,废止旧医……,他以为这样做了,医学就进步了,中医可以科学了。
1928年,余云岫带头提出了所谓的“废止中医案”,引起社会震动,引发广大中医抗议,引起一股风潮,至今没有平息。有意思的是,反对中医的余云岫对中医的了解与医术,比一般中医不知高出了多少,而如今高喊废止中医的人,却一点医学知识也没有,两个时代反对中医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在此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的,也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要消灭中医”。这中间有学术之争、学理之辩、病理分歧、制度之争,也有相互意气和彼此鄙薄。
余云岫曾说:“不是夸口,我若挂起中医的牌子来,恐怕可以做成不可多得的有名中医,说不来要做上海第一等的中医”,“我不是和旧医们夺饭碗,而是批评旧医,唤醒旧医,要想整理旧医,改造旧医,陶铸旧医”。像余云岫先生这样从西方学习归来的人,抱着强烈改造旧中国愿望,追求所谓现代化与科学化,他们简单地认为只要将西方“先进”东西像搬家具一样搬进来,把中国古老落后东西像旧家具搬出去,中国就会好起来了。这样的“改革派”在当时是很多的,他们简单地把中国国情分为“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又如“国画”与“西画”、“旧医”与“新医”……,以为“西化”可以让中国摆脱落后和挨打,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制度,以及代表这腐朽制度的政府。余云岫提倡了几十年的“医学革命论”及“改造中医论”,只是他们高妙的幻想。
中医与西医完全是两个不同内涵不同概念的医学体系,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是没有取代性的,不是简单的“中西医汇通”可以“通”的,也不是笼统的“中西医结合”可以“合”的,任何以对中医的一知半解,欲以西医改造中医都是荒谬的,西医看不起中医,中医蔑视西医,都是“文化帝国主义”心理在作祟,是不可取的。如余云岫这样精通中医的人,“改造中医”的企图都无法实现,这再次证明两种医学体系的不可取代性。余云岫并没有能把中医改造掉,近一个世纪来中西医并没有结合起来,而中医一天比一天萎缩,已是不争事实,这是需要我们深刻检讨的,也许我们完全应该重新认识中医,重建中医。
余云岫先生作为太炎先生弟子,终身尊师重教,他说“先生倡‘行已有耻’,我以这四字为立行之范,倡医学革命二十余年,未尝不以此四字为座右铭”。太炎先生认为“中医诚有缺陷,遽以为可废,则非也”,“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前者则近于辞遁,后者直令人笑耳”,太炎先生并身体力行推动中医事业,先后任四个中医学院院长。余云岫很尊师,但学术上还是有自己的坚持。余云岫有七个子女,但他还是认太炎先生次子章奇为继子,取小名为“东年”。有一年余云岫女儿嫁太炎先生弟子王仲犖,东年作为“舅老爷”,俨然一人一桌,正襟南坐,众人陪附,成为趣谈。
余云岫先生致力医学革命凡三十多年,汪伪日据时代,他坚决不与汪伪同流合污,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严责政府腐败。新中国成立,他响应政府号召,带头成立“联合诊所”,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卫生事业中去,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市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多项职务,主动将东南医学院献给国家,将自己许多珍贵藏书献给国家,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会上受到卫生部领导的肯定与赞扬,甚至说他对中医批评“许多是对的,基本精神还是好的”。1953年,中央拟成立中医研究所(今中国中医研究院),准备请余云岫先生去担任领导,但他在1954年1月不幸病逝了。
二、医学界人士的评说
为写余云岫先生传,我走访了二十多位余先生的同事、学生、子女和相关人士,事隔三十多年,不少人都作古了,但对他们访问的记录,可对拙作有许多补充。
1981年6月7日,我访问了著名中医张赞臣先生,时年他已八十多了,早年他办《医家春秋》,与余云岫《社会医报》对垒,是医界反废中医代表人物,他说:“自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西医开始传入中国,中国人亦纷纷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医学主要是去英、美、德、意、日五国,回来后逐渐形成西医派,以英美派最有势力,他们后来结成团体,叫医师公会,后改为中华医学会,出有《社会医报》。自西医派形成,中医始受很大冲击,对中国旧有的传统医学形成了冲击,中西医的斗争,绝非是一种学术之争,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两种文化的斗争,也是中国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一场冲突。余云岫先生留日归来,对中国的旧医有许多批评,甚至反对中医,他的反中医言论后都收录在他三本《医学革命论》中了。余深通中文,精通国学,对经史子集均有造诣,也研讨了很多中医书籍,不能说不懂中医,但他受西医学影响太深,又受到太炎先生这些革命者的影响,带有强烈改革我国医学落后的愿望,强调以西医改造中医,他带了对西医的片面认识,就产生了对中医的片面认识,往往强调中医中不完整的地方来否定中医学的全部,混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他以中医“不科学”来否定中医存在的价值,不能全面客观对待这份中华民族文化的遗产,他这种观点绝非孤立,当时留洋派大多持类似观点,这不仅几十年前军阀时代有,蒋介石时代有,解放后也有,影响直至今天。余云岫医生只是这些观点代表人物,只是他表现更突出,更有代表性,更具影响。在他六十岁生日时,《医史杂志》和《中华医学杂志》为他庆寿出的文集,但过偏褒,而后来批判他的文章又过偏贬,都是不可取的。余的私德无可非议,每与接触者,无不敬从。
1981年5月4日,我访问了余云岫先生解放后合作创办联合诊所的著名中医钱今阳医生,他说:“解放后余云岫先生转变很大,愿意收中医弟子了,连他病危时还恳请我开中药治疗”,“余云岫先生待病人认真极了,无论何人,必细问细察,病历记录总在五百多字,字恭语确,从不马虎,深受病家爱戴。他要求所有医生也是这样,有次他看到一位同仁边为病人看病边抽烟,他马上予以批评,他认为对病人不利对科学不利的,他都不怕得罪人。他正直无私,疾恶如仇,但只要你的主张是对的,他又会立即接受,马上更改,他总说他一生向真理投降”。
1981年5月21日,我访问了上海中医学院资深教授殷品之医生,他说:“余云岫先生的做法太激烈了,极大伤害了广大中医的感情,广大中医将对旧中国的不满统统发泄到他的头上,也有偏颇。余对中医深有研究,发明的余氏膏药等,比进口药都有效,是用中药制造的,他开过药房,用中药研制过许多新药。他有‘神药废医’思想,崇拜中药,不崇拜中医。”
1981年6月11日,我访问了上海中医文献馆馆长,八十多岁的著名中医董廷瑶医生,他说:“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可持一而否彼,我们应该展开讨论,而不是开展斗争,不同观点可以让后人去评说。”
1981年5月27日,我访问了上海名中医“张聋膨”的传人——著名中医张存权医生,他说:“全面肯定与全面否定余云岫都不是客观的,余云岫与丁福保都是西医中对中医有研究的人,他与恽铁樵论医,被中医视为反对派领袖,他认为中医理论不科学,这问题迄今不能说已经解决了。”
1981年5月27日,我访问了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副院长刘同坡医生,他是著名西医,已八十二岁高龄,他是余云岫姨姑亲戚,他说:“因为这样亲戚关系,他没有少受白眼。余云岫先生笔头很利害,让许多中医钳口,而心中日益忿懑。余笃信科学唯物,对中医中玄而又玄的近乎道家的理论格格不入,而中医总过分抬高自己的理论,而黄帝内经,三千年了,一无变化,也无长进,但西医理论日新月异,所以中西医结合还远远没有解决。”
1981年5月21日,我访问了余云岫弟子张子鹤医生,他是留德归来,被称余“四大弟子”之一,也已八十多岁了,他说:“多少年了,有些人还视我是余的余孽,而党组织是深深了解我的,经常鼓励我。”他认为“余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他完全是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中医,是好即好,是错即错,不固己见,不执私心”。我最后问他:“您对大家对余先生的批评如何看?”他思索良久,只说了一句话:“我认为他是对的!”
看来,对余云岫先生的争议还会继续下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
写于2009年8月16日
(作者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责任编辑殷之俊
·相关链接·
余云岫(1879～1954),号百之,谱名允绶,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澥浦余严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就读于浔溪公学。后公费赴日本留学。辛亥革命,一度返国参加救护工作。1916年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国,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翌年,在沪开业行医,兼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曾任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顾问,东南医学院校董会副主席,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医师公会第一任会长,《中华医学杂志》主编等职。
余氏结合近代医学考证、查异、诠释中医源流、病名等,研究中医古典文献。1925年赴日本出席远东热带病学会议,发表《中国结核病历史的研究》报告,提出“瘰疬与肺病同源说”,指出中国唐代《崔氏别录》即有记载,较法国林匿克氏之说早1200余年,引起国际医学界之瞩目。余氏积15年写成《中国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一书刊行,于中国疾病史之研究颇有价值。余氏提倡国产药品,治病常用中药,在诊所内开辟化学研究室,研制中药制剂,整理中药方书,著有《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研究国药产物刍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