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域中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选择行为探析

摘要:职业技术教育历来被人们视为一种“次等教育”,长期遭遇社会的忽视和冷落。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技工荒”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与此同时,政府与社会也开始逐渐转变教育政策与教育观念,职业技术教育逐渐显示出良性的发展势头。文章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和个案背景,以期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农村受教育者的职业技术教育选择行为,也为我们从社会学的视野来关注农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关键词: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教育选择

作者简介:原明明(1985-),女,甘肃甘谷人,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2006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09)04-0009-03

一、问题的提出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是当前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首要任务。我国由于环境、资源、人口等方面的不利条件,又面临着发达国家知识经济突飞的严峻挑战,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是走不通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必须把经济发展方式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而这一目标实施的关键在于培养一支高素质、有活力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使之成为推进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和动力来源。职业技术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专门人才的任务,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直接、最紧密。但是长期以来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举步维艰,未曾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我国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素质偏低和技能型专门人才紧缺的问题十分突出,不能适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迫切需要。为解决这一突出矛盾,近年来,国家为加强职业技术教育采取了积极的政策和措施。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和《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温家宝总理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从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从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也指出,国务院已决定在“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亿元,重点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充实教学设备,资助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

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在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模式。在教育的部分市场化背景下,选择一种教育服务成为一种实质上的投资行为,遵循着投资——收益的经济学逻辑。教育对于整个社会系统来说,是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对于个体来说,教育是一个人改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旨在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有效路径,是否选择某一类型的教育服务对于一个家庭、个体来说则是家庭的教育投资能否实现、其个人前途和命运能否如愿以偿的问题,两者是否能达到在不同目标追求上的一个契合点?受传统观念浸染的西北农村地区,他们对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观认知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有何种变化?国家的宏观政策导向对他们的教育选择行为有什么影响?本文正是基于笔者对甘肃省Y村职业技术教育选择现象的个案分析基础上,结合我国教育现状,以期从社会学角度来探讨职业技术教育存在的时代意义,并以此来解释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选择行为,也为我们从社会学的视野来关注农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二、Y村职业技术教育选择现状

(一)职业技术教育的涵义及其类型

职业技术教育是在一定的普通教育基础上,根据一定的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需要,通过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对受教育者进行从事某种职业或技术(或管理)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技能、本领和态度教育,使其成为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严明的职业纪律、宽广的职业知识和熟练的职业技能的劳动者,从而适应就业的个人要求和客观的岗位需要的一种社会活动。

我国现行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该系统由学校职业教育与培训两大部分组成,本文主要是从学校职业教育这个层面来展开分析的。通常情况下,按照不同的层次,学校职业技术教育分为初等职业技术教育(招收对象是小学毕业生和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少年)、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招收对象多为初中毕业生)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招收对象为普通高中毕业生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三种类型。在各种学校职业教育层次构成中,初职和高职所占份额不大,而中职则是当前职业教育的主体。[1]因此,本文的研究主体便是那些初中毕业后选择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农村学生。

(二)Y村个案概况及职业技术教育选择现状

Y村是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山区的一个村庄,村庄占地面积约38.6平方公里,人均耕地面积约1.5亩,居民250户,约1250口人,人均年纯收入约为1000—2000元,属于典型的贫困村。

在我国,职业技术教育一直被视为一种“次等教育”,社会评价也倾向于将那些选择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生看作是“学业失败者”,认为他们是因为没有能力进入普通高中教育而做出的无奈选择。在Y村,这一观点也曾广为流行,家长也普遍认为子女应走“初等教育——普通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的常规路线,并以此获得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以改变社会地位。对于那些被排挤在普通高中教育门外的学生,他们往往选择在家待业或进城务工,家长也很少对他们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的再投资。

然而,近几年来,在Y村却有越来越多的初中毕业生选择到各种类型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去接受教育。据笔者的统计调查,2003年,在Y地有2名初中毕业生选择接受中等职业技术教育;2006年,有5名初中毕业生选择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2007年则有9名学生选择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而到2008年,这一数字竟增长到14名(其中一户人家在此年同时将两个孩子送到某职业技术学校上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几个小数字,对于一个平均每年只有20几个初中毕业生的村庄来说,不能不说人们对于职业技术教育的传统认知已经发生了改变,职业技术教育正在慢慢为Y村的学生与家长所认可。

另外,从甘肃省总体情况来看,近几年甘肃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止跌回升,招生规模逐渐扩大,呈现出积极发展的势头。初步统计,2006年,全省各类中等专业学校招生11.3万人,在校生达到25.9万人,分别比2005年增长24%和18%;2007年,在校生人数达到124474人。[2]另外,职业技术教育就业情况也比较乐观,“2005年,甘肃省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了95.6%,其中外向型就业率占到了40%。另外,旅游服务、电子电工、机械加工、数控技术、建筑施工、采煤采矿、工程测量等专业的毕业生供不应求。”[3]

三、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选择行为分析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剑桥大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4],他认为人力资本的提升在人们获得自由的过程中又会产生许多积极的作用,他从“教育的扩展→人力资本的增长→经济收入的增加→自由的扩展”的角度论述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性。接受教育不但是社会成员完成“社会性断乳”实现自立的主要途径,更是获取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实现个人自由的重要手段。

(一)教育设置中的被剥夺者

我国社会在其复杂的历史发展轨迹和特殊的社会设置安排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二元”结构。伴随着这种社会结构而存在的教育体制同样呈现出“城市——乡村”的二元分割特性。一方面,西北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乏力导致在教育投入上严重不足,直接导致了西北农村地区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教学质量提升等方面的落后局面;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和升学考试的“筛选机制”的严格控制,使得农村学生获得的教育资源和实现社会流动的机会在两方面均处于一种“被剥夺者”的境地。

虽然,近几年来义务教育的普遍实施为农民子女享受完整的基础教育作出了制度性保障,但在农村,仍有相当规模的农村初中毕业生在完成义务阶段的教育后就又被重新甩在教育体制的大门之外,并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的行列。另外,由于职业技术教育自身发展的缓慢性事实,它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在农村发挥应有的效应。新生剩余劳动力群体由于无法以专门的渠道获得相应的知识资本与技术资本,最终导致他们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

这种“被剥夺者”地位的累积效应在面对国家政策的大幅度调整时必然会形成“释放”之势,我国近年来的一系列旨在扶持职业技术教育的有效措施不断落实,对于农村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刺激,职业技术教育相对宽松的准入机制给了那些无法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学生一个很好的机会。

(二)新的悖论:农村剩余劳动力——技工荒

在我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继续推进过程中,农村出现的剩余劳动力已成规模。“推拉理论”告诉我们,在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的博弈过程中,城市的天然优势往往会对农村造成很大冲击,最终出现农村大批量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从理论上讲,大量农民工的出现会贴补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空白。事实上,在绝对数量上,我国劳动力已呈现出了供大于求的态势,而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却日益突出。技术工人特别是中高级技工严重不足,有关人士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技工荒”,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序进行,在生产领域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再适应迅猛发展的现代化要求。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走以人才和技术为核心发展动力的集约型经济发展的道路,因此,培养一批有知识、懂技术的专业人才便成为当前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目前的情况也表明技工在社会中待遇普遍较高,获取相应的职业资格认证对于求职者来说就是可能获取较为理想的社会地位的有效凭证,这对于农村青年无疑是一有效的刺激,如此,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个人追求的目标之间就可能会形成一个的契合点。

(三)职业技术教育选择的合理性意义

职业技术教育历来被人们视为一种“次等教育”或“二流教育”,这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职业价值取向。作为职业技术教育的产品——“工人”,无论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还是职业声望来说,都不大被人所认可。在农村,许多学生和家长将接受高等教育视为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唯一途径,并把它看作是“跳离农门”的主要选择;另一方面,受主流社会价值观导向的负面影响,社会中过于片面地宣传高职称、高学历人才的重要性。我国教育体制历来偏重“文凭教育”,却不大重视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从而导致对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忽视。[5]这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导致了人们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消极评价从而使职业技术教育的声望大打折扣,进而出现普教“车水马龙”、职教“门庭冷落”的场景,体现在市场上则是“中高级技术人才”与“高学历人才”或“农村剩余劳动力”之间的事实上的供需矛盾。[6]

然而,新形势下的经济发展趋势使得社会对那些具备中高级专业技术的人才有了较大需求,这为职业技术教育的重新兴起不仅奠定了社会基础,而且同时也使职业技术教育的“教育意义”在这个层面上充分凸显。理性选择理论告诉我们,“一个行动发生的可能性是行动者所期望从多种可能的行动结果中获得的功利函数。”[7]行动者在行动选择的过程中,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效用计算。而农民正是在这种“理性化”的扩大过程中对职业技术教育发生了从“排斥——接受——认同”的认知转变。他们不仅认同了对子女在接受职业技术教育过程中的投资行为,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其看作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投资。另外,作为那些已经选择或将要选择职业技术教育的一代年轻人,他们自身也会因“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的获得而逐渐占据劳动力市场的有利位置。如此,一方面他们享有了更多的“扩展自由”的机会以实现人生价值;另一方面,随着职业技术教育在农村社会获得广泛认同,职业技术工人群体的规模将会呈现出扩大之势,他们作为区别于“传统农民工”的一代新生劳动力群体,将会对推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小结

人——作为现代化的主体,其自身的发展水平直接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诚如李斯特所言,“教育是未来生产力”,教育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知识存量的多少、国民素质的高低和人力资本的现状。[8]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据着全国总人口的2/3以上,但长期以来却面临着“人口资源丰富而人力资源匮乏”的困境,这种困境也成了一直以来制约我国农村发展的重要原因。根据社会学“增促社会发展,减缩社会代价”的深层学科理念,我们可以将加强农村教育水平视为“减缩发展中的代价”的一条重要途径,据此,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便具有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意蕴。在当下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开发农村智力资源、培养适应新型工业化社会需要的现代农民是必然选择,如此既可以有效地解决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劳动力转移问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而加快推进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最终实现城乡之间的和谐发展与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姜军.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建构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05:24.

[2]甘肃省教育厅,甘肃省教科所.甘肃省教育年鉴[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79,120.

[3]甘肃教育信息网http:///structure/gsjygk/jygkgd.

[4][印度]阿马蒂亚·森著.任颐,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292.

[5]钱民辉.教育社会学——现代性的思考与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6-89.

[6]叶茂林.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89.

[7]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377.

[8]梅肖冰.甘肃省教育投资问题研究[D].甘肃农业大学,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