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印度中产阶级的规模自经济市场化改革以来迅速扩大，其內部结构和生存状况存在极大差异，但整体特征表现为物质上的消费行为和社会文化资本上对英语的掌握。与其经济成就相比，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备受争议，表现为：观念上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同时并存；对政治缺乏兴趣，投票率低；缺乏公共责任，疏离底层民众。这一现象的形成除了深刻的历史背景外，也与印度独立后现代化的发展及中产阶级自身特征有关。近年来印度社会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证明了中产阶级如果不实现政治角色的转变，成为政治变革的参与者，就无法独善其身。
[关键词] 印度 申产阶级 经济改革
自1991年启动以实现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改革以来，印度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中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印度中产阶级的财富积累进一步扩大，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有了明显变化。他们在社会认同和政治态度等方面存在许多特殊之处。本文拟就印度中产阶级的现状进行分析。
一、印度中产阶级的规模
要对印度中产阶级的规模作出准确的描述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尽管中产阶级这一用语非常流行，但由于其概念历史流变的复杂，不同的学者在使用这一词语时的理论背景和理解各异，迄今为止仍缺乏一个明确统一的有关中产阶级的界定。中产阶级不仅是一个收入群体，也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阶层，同时还与消费市场联系在一起。这使得对中产阶级的考察存在迥异的结果。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通常有两个，一是职业，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以职业区分中产阶级，存在较多争议。更多的人，包括经济学家在内，倾向以收入作为中产阶级划分的主要标准。即使如此，究竟以多少收入作为标准划分中产阶级这一社会群体的边界，依然存在不确定性。
在印度独立初期，中产阶级人数极少，在3.5亿印度人口中约占1000万，其主要成员有政府雇员、商业经理、中等水平农民、知识分子(如医生、工程师、高校教师、记者)等，他们主要生活在城市。1991年市场经济改革以后，中产阶级崛起并引发了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有关部门统计，印度人口可分为富裕、中上、中等、中下和贫穷阶层。其中年收入在7.8万卢比的属富裕阶层，约占总人口的2.3％，收入在1.8万卢比以下的是贫困阶层，占人口总数的58.8％。收入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属中产阶层，占39.2％。
1994年，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the NationM Council of AppHedEconomic Research，NCAER)开展题为“消费者阶级”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印度非常有钱的人有600万或100万个家庭，构成印度的上等社会。其下是组成中产阶级的三部分，上中产有3000万个家庭或1.5亿人，他们可以批量购买各种耐用消费品。中中产是想努力挤进上流社会的一批，有5000万个家庭或2.75亿人。下中产同样也有2.75亿人。后两部分人先是消费商品，进而消费品牌。这一调查是基于消费模式而非单纯的收入水平来划分的。
很显然，这两组数据中的中产阶级仅仅是一个在收入水平上处于中间层次的社会群体，不涉及群体内部结构、文化或社会属性。考虑到这两个统计中的指标过于宽泛以及这一时期的印度经济发展状况，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也是比较低的。
到1999年，根据印度非官方统计的数据，印度中产阶级约有3亿人，包括3个层次，上中产有3千万人，年收入60万美元，中中产有1.5亿人，年收人2万美元，下中产有1.1亿人，是生活在农村的比较富裕者。总体上，印度中产阶级的规模以每年5％到10％的速度增长。
经过十多年持续的经济增长，印度中产阶级的规模有了明显扩大。但是由于划分标准上的模糊，直到现在，对于中产阶级的具体规模仍然存在许多各不相同且差距甚大的数据。2005年，印度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的一项报告中将年收入少于9万卢比的家庭定义为底层穷人，9万到20万之间为正在往上流动的中下层，在20万到100万卢比之间为中产阶级，100万以上为富人，其中，中产阶级家庭大约为1070万个。同时，中产阶级的规模将在未来四年以每年增加13.7％的速度扩大，超过前四年平均每年12，2％的速度。⑧全球管理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提出，如果以此为划分标准，2005年印度大约有5000万人属于这一阶层。这一调查数据充分显示了对印度中产阶级规模的保守估计。同时，麦肯锡公司估计，由于在2005，2025年间，印度人口会增长30％，中产阶级的数量大约会比现在扩大10倍。而在另一个极端，世界银行采用将70个国家的平均贫困线作为下限，以美国的贫困线作为上限的指标，指出在2005年约有2.64亿印度人属于中产阶级。2007年印度有线新闻及广播网络(Cable News Network—IndianBroadcasting Network，CNN—IBN)在一项基于消费指标对中产阶级的调查中指出，无论是以家庭拥有小汽车、助动车，还是彩色电视机或电话为标准，大约有20％或2亿印度人属于中产阶级。④这都是对印度中产阶级规模的乐观估计。
因此，在实行经济改革近二十年后，印度中产阶级的实际规模从8300万发展到4.4亿人，变动很大。讨论印度中产阶级规模的人倾向于将其欣欣向荣的发展速度和印度社会的普遍贫困联系起来，根据印度计划委员会的统计，2004-2005年间约有27.5％的印度人处于贫困线以下。但许多国际组织都对其统计数据表示怀疑。世界银行在2008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按新制定的每天1.25美元生活费的贫困线标准，2005年全世界贫困人口为14亿，其中印度有4.56亿，约占印度总人口的42％，占全球贫困人口的1／3。印度有8.28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占其人口总数的75.6％，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这一数据表明，即使是对印度中产阶级作最宽泛的划分，它也只占印度人口中的小部分。尽管这并不否认在经济改革以后，中产阶级的标准明显提高，其规模也不断扩大。联系到印度社会的整体状况，讨论中产阶级规模大小的真正意义不在于确定其具体的边界而在于其增长的速度，因为这意味着不断扩大的市场、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对政策制定者的挑战。
二、中产阶级的构成及其特点
由于中产阶级自身界限上的模糊，对印度中产阶级内部结构及其生存状况的准确描述就存在困难。从收入来看，印度的中产阶级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中下阶层和中上阶层。中下层的中产阶级包括年收入在12万～25万卢比之间的家庭，属于刚刚脱离贫困的阶层。他们不愁吃穿，家里通常会有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和手机等，使用的交通工具一般是公交车或摩托车。其子女一般都去当地的公立学校或收费较低的私立学校。购物和外出就餐次数并不频繁，部分家庭每年能在国内远游一两次。他们是印度中产阶级的主体。中
上层的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在50万卢比以上，主要由政府高级官员、大型企业的管理者、高级专业人士、跨国公司高级职员和富裕地区的地主等构成。他们大多有自己的房产，拥有私人汽车、私人医疗服务以及日新月异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能力，能到国外旅游度假。其子女一般都上当地昂贵的私立学校，家庭能雇用专门的佣人。他们是社会的成功人士，是时尚的引领者，也是印度社会的中坚力量。此外，印度社会自身的多元性也使得印度的中产阶级内部结构异质性非常高。印度中产阶级是由不同种姓、宗教、语言和种族构成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对中等的特殊群体。在印度社会的许多领域，例如在为表列种姓和落后种姓实行的保留制度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等问题上，中产阶级内部都存在巨大的分歧。
但是许多分析家都认为印度中产阶级的特点首先在于他们的消费行为，并把这种消费视作地位和阶级的社会标志予以强调，将其称作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传统的将消费财富视为罪恶的观念一去不复返，物质的成功和消费不仅意味着收入增加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作为中产阶级的成员，保持人们通常认为的生活消费水准被认为关乎自尊。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指出，2005年印度个人消费总额达到17万亿卢比(约合3720亿美元)，占当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60％。这一结果正是建立在印度有着庞大的中产阶级和繁荣的消费市场的基础上的。中产阶级的消费攀比和对上流社会的向往为这种繁荣提供了动力。在生活方式上，上中产阶级中的富人将目光盯在上流社会。极力拉开与下中产阶级的距离；中中产则追赶上中产，下中产则更是拼命模仿上面那些群体的生活方式，避免被抛人社会底层。与此同时，社会底层的人们也在努力向中产阶级靠拢，希求借助消费上的相似进入这个令人羡慕的阶层，获得盼望已久的社会地位。
如果说中产阶级不仅仅从经济意义上，而且更多地从社会和文化意义上衡量的话，印度中产阶级作为整体的明显标志就是讲英语，尽管讲英语不是唯一的标志，但正是英语把不同等级、宗教、语种和种族背景的人统一起来。几乎自殖民地时期起，英语就是区别印度上层社会，尤其是中产阶级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标志。在印度宣布独立时，尼赫鲁是用只有少数人听得懂的英语而不是印度本民族语言发表讲话。独立后，英语仍然是政府和公共组织的主要用语。讲英语意味着较好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在本质上是中上层社会的社会资本之一。印度的官方语言种类非常多，同时为了保持各少数种族文化的自由权，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公立学校主要教授本地区的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这些学生主要来自贫困家庭。而中产阶级家庭有能力将子女送进以英语授课的私立学校。同时，使用英语还意味着在政府公共部门、跨国公司和新兴部门的就业机会，这是中产阶级最集中、发展最快的领域。在经济自由化中涌现出来的大量新兴产业更是要求其从业者能使用世界通用的商业语言进行交流。印度的中产阶级，无论是政治人物、商人还是知识分子都能说流利的英语。
经济改革以前，由于长期实行混合经济模式，有组织部门一直是印度中产阶级活跃的主要领域。到1991年，印度政府还是中产阶级最大的雇主。但中产阶级的内部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大量农业中等种姓群体开始进入中产阶级的队伍。随着以自由化和全球化为目标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新兴产业部门不断发展壮大，又诞生了一批新的城市中产阶级。塞思认为当前中产阶级的数量在1.5亿到3亿人，其成员主要是小工商业者(制造商和贸易商)、中农、企业家阶级、一大部分政府官员、自由职业者、各种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他们的收入相当于前几类人群)以及部分政治精英(他们拥有挣得的或不劳而获的收入)。除了传统的就业于公共部门的以政府雇员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外，当前印度中产阶级的构成有两个特点。
第一，农村地区在经济上成长起来的中等种姓及其他农业新贵跻身于中产阶级的行列。经过独立后20多年的经济增长，印度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尤其在绿色革命成功的地方，一些相对富裕的农场主由于拥有足够规模的土地，开始推行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他们大多属于中等种姓，人口总数不及全部农业人口的1／4，却拥有60％以上的土地。他们有足够的资本安装电力网络，购买设备，钻出有地下水的水井，因此受益于政府推行的农业发展计划，包括政府提供的贷款和补贴、支援的电力、灌溉水和农用物资，以及对农业资产和收入的税收减免等。农村地区富裕的农业经营者阶层开始壮大起来。一些农场主开始进入非农产业，例如制糖业和贸易等，形成新的“小资本家”阶层。他们关注农业生产以外的领域，带来了权力从一小部分富有的上层种姓农场主向广大的中等农民及中等种姓的转移，例如北部的贾特种姓、雅达夫种姓，南方的雷迪种姓和卡马种姓，西部地区的帕特种姓等更多原本属于中等种姓或落后种姓的群体通过经济成就巩固了他们在农村地区社会经济中强势集团的地位，成为农村地区的“新贵”，其首领成为“精英”阶层。在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力上升的同时，他们对向上流动的渴望也与日俱增。他们的孩子被送到更好的学校受教育，大多倾向于英文学校。其消费模式也发生变化，一些被认为是非农民必需的商品获得青睐，城市的生活方式得到效仿。然而，对中产阶级地位和生活方式的渴望却无法通过农业收入来实现。政府部门的就业机会能使人成为有组织部门的一部分，其权力及权威的光环有着特殊的吸引力。这对那些过去被忽略的，至少在大部分被上层种姓所垄断的政府官僚机构中被忽略的中等种姓而言，尤为重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农村中产阶级形成政治力量，开始影响印度政治。从1980年曼达尔委员会报告的出台到1990年辛格(V.P.Singh)政府宣布实施曼达尔方案对落后阶层实行更广泛的保留制度，正是这一社会阶层通过制度化途径实现向中产阶级迈进的斗争。②2005年，国大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上台执政后，在曼达尔报告的基础上通过了《第93次宪法修正案》，决定在所有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中单独为其他落后阶层(OBC，Other Backward Classes)增加27％的保留名额，从而使“落后阶层”(包括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阶层)的名额总体比例达到49.5％。这项政策在印度社会引起的广泛而长久的政治风波，正是富有的农业生产者中成长起来的新中产阶级为争夺由传统的城市上层种姓中产阶级垄断的资源的斗争。
第二，新兴产业崛起带来就业于私有部门的中产阶级比重迅速增加。90年代经济改革以后，大量的跨国公司在印度出现，吸引了不计其数的从事技术服务的就业人员。与此同时，印度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迅速，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在软件外包领域，1994—1999年印度信息部门年均增长率超过44％，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软件大国。到2006年，印度软件出口到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已超过印度全国出口总额的2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5％。大量的IT及相关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每年有
将近10万名大学生进入这一行业，并加人中产阶级的行列。与此同时，在商业服务、零售、酒店和交通运输等行业就职的人员也不断增加，并晋升为中产阶级的一分子。这些被称为城市新中产阶级的成员大多是在经济改革中新成长起来的私有部门中任职的、通过知识或智力劳动获得中等收入、从事服务业的社会阶层。印度左翼政党曾对印度工人阶级的构成进行划分，指出工人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特征之一是知识工人的出现，即区别于传统的制造业的、就职于阳光产业中的工人，主要包括软件的程序设计者、分析师和管理者，从事软件的设计、发展、试验和完成。他们是印度在自由化、全球化时代工人阶级分化的结果。这些被左翼政党称为工人阶级分化结果的知识工人，大多来自城市、父母有稳定工作、受过教育的中上层家庭，在以英文教学的学校里接受教育。他们大多是大学毕业生。平均年龄为25岁，月收入接近其父母退休前的工资，对印度以外的世界持开放的态度，同时又深受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思想是全球性的，行动是地方性的”。
三、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
印度中产阶级在历史上承担了独立运动领导者的责任，在独立后也一直是自由、民主和世俗化印度国家建设中的统治阶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迅速发展令人瞩目，却因其消极的政治态度备受批评。具体来说，对印度中产阶级政治态度的争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观念上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同时并存
受老一代中产阶级思想传统及民主政治的影响，印度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崇尚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政体；提倡自由、民主、博爱，保障公民的自由、民主与平等的权利；公民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保护宗教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包括对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保留制度等。基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印度社会的多元性，中产阶级认同在印度建立一种能够超越宗教信念和传统的理性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世俗化和政教分离应当成为印度政治的基本原则。但是从80年代开始，印度社会兴起印度教复兴浪潮，中产阶级深受影响，政治观念倾向保守。人们参与宗教活动的次数减少了，对宗教认同的需要却增加了。这种变化从80年代印度知识界世俗化的反思开始，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在印度社会的许多方面找到痕迹。虽然中产阶级并不支持印度教复兴主义，也始终以印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为骄傲，但是在世俗化道路所构建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外表下，潜藏着强大的宗教热情。这种观念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或宽恕了那些旨在在宗教基础上获得政治收益的组织的发展。印度教教派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的领导层几乎都有科学背景，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作为印度教教派主义政党代表的印度人民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印度中产阶级密切联系在一起。印度人民党的支持者集中在上层种姓和有产阶级，在穆斯林和底层群众中的支持率最低。其许多口号都得到了中产阶级的认同。在90年代由印度人民党支持的“战车游行”以及巴布里清真寺被毁等事件中，中产阶级虽然不是直接的参与者，却间接默许或鼓励了教派冲突的发生，尽管他们并不赞成这种极端的行动。中产阶级在观念上表现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奇怪结合。
(二)对政治缺乏兴趣，投票率低
欧美国家的经验和比较政治学研究证明，中产阶级由于拥有较大的经济自由，对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问题感兴趣；他们的交流范围及吸收和传递信息的渠道广泛，政治参与的积极性高。他们相信自身有能力通过选举来提高其利益，是政治变迁的主要行动者和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经验相反，印度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比底层民众消极得多。首先，从投票行动上看，中产阶级的投票率普遍低于下层民众。尽管中产阶级已经初具规模，也普遍被认为在印度政治中的影响力举足轻重，但前提是他们愿意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并参与政治中。事实上，过去这些城市精英总体上对政治冷眼旁观，其中许多人对选举敬而远之甚至不参与投票。他们普遍认为参与政治没有任何回报。一般来说，地区越富有，选民的政治热情越低。因此印度城市中心区的投票率最低。每隔五年的大选中，各政党争取选票的重心都在农村。破产的农场主、失地农民和城市贫民就会受到各大政党的竞相“追捧”，数量上的优势和积极的投票行动使他们成为各政党争夺的对象。印度历次大选的投票率都在60％左右，而大城市(那里是中产阶级集中的地方)的投票率要远低于不发达的邦或农村地区。2008年11月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后，中产阶级抗议政府无能的行为使许多观察家认为精英阶层已经意识到国家需要作出改变，恐怖事件会提高城市年轻人的公民参与意愿，并预期到2009年的大选孟买的投票率会大幅提高。事实证明袭击事件并没有激发孟买人投票。在2009年的大选中，全国的投票率是56％，而孟买地区的投票率却只有44.21％。其次，从投票模式上来看，印度的中产阶级似乎是政治倾向分布最为平均的阶层，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单独获得这一群体的多数支持。在全国性政党的竞争中，中产阶级的上层倾向于支持印度人民党，而中下层则倾向于支持国大党。近年来，一些中产阶级也开始组织自己的政党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竞选。但总的来说，他们对政治抱着冷漠的态度，立场游离，是印度投票行为最缺乏稳定性的群体。但是由于中产阶级规模庞大，他们在选举时的立场和行动成为影响大选的重要因素。在2004年的大选中，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可喜成绩，决定利用大好形势解散人民院提前大选，谋求连任，却遭遇选举失败。作为印度人民党传统支持者的中产阶级，从改革中得到了实惠，却并没有积极参加投票，这使得从中下层群众中获得更多选票的国大党重新上台。
(三)缺乏公共责任，疏离底层民众
与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消极冷漠相呼应的是其在社会公共活动领域的退却。中产阶层是一个直接和社会底层接触的群体，如医生、律师、公务人员和企业白领等，他们在经济自由化的改革中积累了财富，面对依然广泛存在的贫困，却采取了逃避或忽视的态度。印度的政府机构和法律部门为中产阶级提供了庞大的就业机会，中产阶级却以无孔不入的腐败回馈国家。印度政府用于补贴和救济穷人的资金和项目总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转移到那些不该被救济的人手中。印度计划委员会和新德里发展社会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印度政府用于救济穷人的公共粮食被“转移”偷窃的平均数约占总数的1／4至1／2之间。中产阶级抱怨小贩免费侵占了城市的公共空间，但是这些最底层的小贩却必须将微薄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行贿。水、电等原本应享受到的公共产品大部分被中产阶级享用，而穷人却不得不通过额外的渠道支付更多的资金来购买，穷人就成了富人使用公共产品的资助者。无处不在的腐败除了维护特权阶层的私利外，只能是对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还增加了那些最贫困的人口的生活成本。在印度的许多城市，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世界顶尖的超六星级酒店、豪华的别墅与垃圾遍地的贫民窟、成群结队的乞丐比邻而居。作为亚洲国际大都市的孟买，摩天大楼林立，却有60％的人
生活在贫民窟，没有公共厕所和自来水。2005年孟买市实施“赶超上海”计划，拆迁造成30多万人无家可归引发了贫民的强烈抗议，却受到因拆除贫民窟而得到更多公共服务的中产阶级的支持。2007年，印度国民平均识字率为66％，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这样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印度政府多年来投向为中产阶级而设立的高等教育的预算拨款几乎和初等教育一样多。而在印度政府决定扩大下层种姓的教育机会而实现更广泛的保留制度时，中产阶级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孩子上大学机会的减少。在宝莱坞的电影市场上，反映印度“社会现实”甚或印度农村的场景从印度电影中消失，中产阶级在宝莱坞影片严重脱离现实主义的虚假繁荣中自我陶醉。有分析家指出，印度富人的道德危机在于忽视穷人的苦难，甚至认为贫富差异合法合理，公共意识的减少成为印度的毒瘤。中产阶级企图在普遍的贫困中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繁荣孤岛。
四、印度中产阶级现状述评
尽管受到广泛的批评，但是早已有许多印度学者指出，中产阶级的政治冷漠和道德欠缺并非与生俱来。第一代以国大党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承担了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国家建设的责任，甘地所代表的社会道德追求和尼赫鲁代表的议会民主精神在中产阶级那里都得到了认同。对穷人的关心不仅是道德情感上的需要，也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老一代中产阶级大多来自上层种姓家庭，大部分在英国接受过教育，使用英语交流，羡慕西方的物质和制度文明并对印度的过去怀有深厚的感情，在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等各方面，他们与印度社会的其他阶层都是脱节的。中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统治阶级，他们所拥有的权利和资源及他们所处的政策制定者的位置又使其倾向于维持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这使得他们在观念领域的激进却与其行动层面的保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继续使用并成为中产阶级排斥底层民众进入公共领域的工具；一方面宣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方面又依赖于贱民提供的服务维持本阶级的优越生活。独立后，缓慢的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的无力、政治腐败的泛滥使掌握权力的中产阶级逐渐丧失了理想，沦为自我利益的追逐者。经济改革以后，中产阶级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对经济成就的追求中。他们在政治上的冷漠和道德上的自私并非一夜之间形成的。要准确评价印度中产阶级的现状和未来，必须理解印度现代化发展的深刻背景。
首先，从观念变化上来看，中产阶级在宗教观念上的复兴，本质上“显然是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化状态的反应”。独立后的40年中，国大党政府没有把印度从一个落后的、宗教对立的国家转向一个真正的、发达的、世俗主义的国家，它甚至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设，宗教、种姓、民族的冲突使得形式上统一的印度社会实际上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分裂。而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程使得传统的认同和权力体系存在的根源瓦解了。缺少理想主义的中产阶级需要新的认同根源、新形式的稳定社会，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规范。面临物质时代的日益增长的不安全感，中产阶级需要宗教的情感和寄托以寻求安慰。⑧国大党所代表的、基于西方经验的印度民族主义不足以提供这种情感和精神需要，就会有其他的组织来行使这个功能。基于古老传统和本土特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即使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没有满足无根基者的感情和社会需要，也会有其他宗教或政治团体来这样做。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展开，同时也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这场宗教复兴运动首先兴起于伊斯兰世界，然后影响到所有国家的穆斯林和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作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印度教的复兴就很好理解了。在印度这样一个80％以上的人口信仰印度教的国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复兴不过是激发了中产阶级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虽然印度中产阶级在宗教观念上的回归多少帮助了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上台，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愿意支持建立一个类似于伊朗的宗教国家，也没有证据表明印度人民党会这样做，经济的稳定增长、参与国际竞争、开放的政治体系，最终会导致印度朝着更加现代化和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在那些基督教国家，宗教也是经历了漫长的世纪才逐渐从公共领域退出最终成为个人的自由选择。
其次，从政治变革来看，中产阶级并非生来就是民主政治的积极参与者。自亚里士多德开始，中产阶级就以其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在社会两极中的缓冲作用作为其特征。马克思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出发，认为中产阶级“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20世纪50年代，米尔斯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和政治作用的研究认为，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可能采取的战略使他们成为历史性变革的后卫，而不是变革的倡议者和主力军”。直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新兴国家中产阶级推动威权体制向民主政权的变革，有关中产阶级在政治变革中的角色才引发人们的重新思考。在政治上，印度的中产阶级几乎从一开始就是统治阶级，独立后普选权的实现和民主政体的建立，使得他们从来不像一些后发国家的中产阶级那样经历过漫长的为民主权利斗争的历史。自由和民主似乎是生而就有的，权力和制度按照既定的轨道来运作。中产阶级不是特别珍惜自己的这一张选票。在经济上，不像穷人需要用选票迫使政治家对他们许诺从而获得某些好处，印度的中产阶级本身就是自由化改革的政策制定者和受益者，他们不需要利用选票就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全球化的加速，让他们有更多的渠道实现生活方式的改变。因此，中产阶级虽然对现实政治的腐败强烈不满，但是却无意去改变。在社会结构上，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印度总体上还是个贫穷国家。中产阶级的壮大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的，经济上依然相对匮乏，身份地位缺乏稳定性。在民主政治的权利人人平等面前，只有经济的保障是维持中产阶级身份地位最重要的标志。特权和物质成就弥补了他们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正如许多分析家所指出的那样，中产阶级不改变现状，那将是他们用国家长期发展的代价换取自己的眼前利益。事实上，近年来印度社会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证明了中产阶级如果不实现政治角色的转变而成为政治变革的参与者，不仅牺牲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而且最终也无法使自己独善其身。
首先，从政府管理体制来看，中产阶级如果不积极推动政府机构和治理过程的变革，也会使自己成为受害者。印度政府的腐败和低效多年来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2004年辛格政府上台以来，曾将政府机构的改革列入团结进步联盟的议程，但毫无进展。2008年的孟买恐怖袭击事件至少证明了两个结论。第一，印度社会过去所发生的不计其数的爆炸袭击事件大多发生在农民或贫民区，受害者都是底层贫民，中产阶级及以上者不受影响。而这次是发生在中产阶级聚居的都市区，攻击的对象从底层转向上层。第二，恐怖事件发生3个小时之后才有第一批毫无经验的警察赶到现场。而反恐特种部队更是行动迟缓，9个小时以后才到达。这使得印度精英阶层发起了一场状告政府软弱无能的官司。但是除非中产阶级意识到自己也是这场改革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并以实际行动来改变，否则批评和反抗政府的行为就不会起作用。
其次，如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资源分配上不能惠及下层民众，中产阶级的繁荣梦想也会受阻。落后种姓，尤其是表列种姓数量庞大，许多人长期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各政党为了拉选票一味在保留政策问题上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最终失去教育和就业机会的也包括中产阶级自身。近年来，印度政府企图借鉴中国的经验，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在2006年甚至通过了《经济特区法》，时隔一年后，经济特区委员会就叫停特区建设项目。2008年，在首都新德里市中心甚至爆发了数万贫穷失地农民要求返还因“发展经济”被征的土地的事件。民主政权下圈地运动的失败充分体现了民众在与政府权力斗争中的力量。无论如何，经济特区的获益者首先是中产阶级。而这些新建的工厂提供的就业机会很少，当地人平均要失去四个人的谋生手段才能换来一个就业机会。①表面上的经济特区问题实际上是印度底层民众如何在中产阶级大步前进的同时也能获得出路。
随着低种姓的崛起，地方政党在联邦政府中权力的扩大和底层民众的积极参与最终将改变印度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民主制度下多数决定少数的选举机制让那些在数量上占优势的集团拥有行动的能力。政党迫于压力被迫向他们许诺，这必将导致民粹主义盛行。这是印度中产阶级必须思考的问题。
编 辑 毛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