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0年前那一刻起，重庆人天天在爬坡。经历了摩帮之间“血雨腥风”般的恶性竞争和奥妮、天府可乐等“重庆制造”品牌的沉舟折戟，经历了“重庆光谷”的尝试失败和三峡游的争夺大战，重庆人付出了代价，却也变得更加成熟。
今年一季度，重庆的GDP增长速度达13.5%，是直辖10年来的同期最高增幅。显然，这是一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尤其是在直辖市挂牌10周年庆典举行之际。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重庆的蓬勃发展也是用许多教训换来的。所以，在举杯庆祝的时刻，也不该忘记那些曾经的伤痛记忆。
其实，这样的教训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而本文只是将重庆作为一个标本而已。
摩帮大战
摩托业对重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1979年，嘉陵摩托横空出世，从此揭开了中国摩托车生产的新篇章。
上世纪80年代，以嘉陵、建设为代表的中国摩托业在重庆孕育、生长，重庆摩托产量连续8年在全国夺冠，产销量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
到2002年，重庆摩托车产销量占中国市场近三分之二，出口量也占中国的一半，且嘉陵、力帆、隆鑫、宗申和建设五大摩托车企业更是几乎垄断了中国摩托车企业各指标的前五名，也因此被业界称为“重庆摩帮”。
随着国内摩托市场的饱和，尤其是各地禁摩令的推行，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始，重庆摩帮将眼光瞄向了海外。
越南成为被重庆摩帮拿下的第一个国外市场。
越南8000万人口中，有2000多万人骑摩托车。在重庆摩托未进入前，市场一直是日本的天下。自1997年首家重庆摩托嘉陵进入越南后，3年间越南摩托市场的80%就落入重庆摩邦的囊中。
重庆摩托征服越南市场，靠的是低价政策，但低价策略又是一柄双刃剑，无度地使用，也能刺伤自己。出口越南的20多家重庆摩托车企业，先后有过10次大“放血”，恶性竞争的结果是，1999年一辆125ml摩托车在越南能卖700到800美元，2000年降到600美元，2002年只卖300美元，直到跌停于170美元。价格战最为惨烈时，一辆摩托的最高利润只有30元人民币，而最早时利润则高达300美元。
跨过2001年的门槛，重庆摩托车在越南的形势急转直下。从2003年2月起，越南甚至停止进口中国摩托车。重庆摩托车出口全面下滑，出现行业性整体亏损。
此后，重庆摩托企业又将眼光投向非洲、中东、巴西，任何一个机会都不错过，但又总是被价格战所伤。
而国内市场也有了一些新变化。2004年，以五羊——本田为首的合资品牌悄然调低其摩托车零售价。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是合资品牌向本土品牌发起大举反攻的信号。2005年初，原材料涨价、出口退税率下调和市场准入的实施，让许多本土摩企陷入困境，合资企业借势争夺市场。
重庆摩帮，不得不另寻出路。
为了避免高关税的封锁，重庆一些大的摩托企业纷纷到海外建厂。力帆2004年8月宣布，投资额达1500万美元的美国工厂“已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同时，重庆宗申发动机制造公司投资220万美元在越南设立独资发动机公司。
从2006年起，重庆摩帮依托数字化协同设计平台，开始走产品自主研发的差异化道路。
如今，重庆依然是“中国摩托车之都”，而重庆摩帮之间在经历了“血雨腥风”的竞争之后，能否找到一条良性发展之路，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奥妮之痛
一个城市的经济名片，应当是与之有地缘联系的名牌产品。人们一提到青岛，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海尔、海信；提起顺德，就会想到美的、科龙、格兰仕、万家乐。那么什么是重庆的名牌呢？
提起奥妮洗发水，想必很多人还有印象。奥妮曾是重庆的名牌产品，被称为重庆轻工“五朵金花”之一。如今，奥妮从重庆已彻底消失了。
重庆奥妮的前身是成立于上世纪70年代的集体企业——重庆红星汽车配件厂，1981年更名为重庆化妆品厂，生产洗发膏。1991年，重庆化妆品厂与香港新成丰贸易公司合资组建了重庆奥妮，随后几年，是重庆奥妮顺风顺水的时期。
1994年，奥妮年销售额达到1.5亿元，1995年又突破3.2亿元。1996年，奥妮推出刘德华做首乌洗发露代言人，“黑头发，中国货”的广告语深入人心。
1997年，是奥妮发展的顶峰之年，刘德华代言“首乌洗发露”，周润发代言“百年润发”，奥妮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12.5%，年销售收入达8.6亿元，仅次于飘柔。
转折点是1998年。这一年奥妮与奥美广告合作，重新包装推广“皂角洗发浸膏”。一年内广告投入高达8000万元，但市场效果并不明显。次年奥妮销售额下滑到5亿左右。 为挽回颓势，奥妮又先后投入大量资金推出“西亚斯”、“黄连牙膏”，依然难扭颓势。而此时，市场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国外著名日化品牌纷纷进入国内，蚕食了奥妮的市场份额。
2002年，奥妮账面出现大额亏损。2003年，销售额滑落为2.8亿元。2004年2月，香港新成丰国际贸易控股公司追加114万多美元的投资，成了奥妮的大股东，拥有51.1%的股份。黄家齐依然是董事长，不过已不是中方的代表，而是被新成丰国际聘任的董事长。2004年12月，奥妮营销中心迁往广州。这时，重庆化妆品厂作为合资的另一方，却背上了8000多万元的债务。
2005年，奥妮在重庆彻底停产。一批债权人则相继将奥妮告上法庭，奥妮走向了被拍卖的终结之路。
奥妮走上终结之路，有人说是投资失误所致，而奥妮掌门人黄家齐则将原因归结为市场和体制两个方面。但重庆奥妮的职工却持有不同看法，觉得是当初的假合资埋下了隐患。
不管是什么原因，奥妮从重庆舞台彻底退出，的确令人扼腕。
与奥妮命运有相似之处的是天府可乐。
天府可乐诞生于1981年，是中国最早的可乐。其独特的中药保健作用，使其成为当时中国风靡一时的“一代名饮”。鼎盛时期，天府可乐不仅远销欧美、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拥有108家配套生产厂，是全国最大的饮料生产企业。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外国饮料的冲击下，天府可乐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求助于“外援”。天府可乐先与可口可乐谈合作，最终与百事可乐“联姻”成功。可是，几年之后，这场合作还是宣告失败，中方从合资企业中不仅未分得分文，还背上了2000多万元的亏损包袱。
一个个名牌在重庆的消失，暴露出中国内地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市场意识和产权意识的薄弱。近年来，重庆市出台了一系列重点支持和发展畅销品牌的政策，相关企业获得了财政、金融、贸易、技改及研发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并享受更加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
或许有了政府的引导，重庆会有越来越多在全国、在全球叫得响的品牌。
“三峡游”大战
“门面多于顾客、商人多于客人”；“到处是新房，很少见厂房”；“只有交通线，缺少生产线”。重庆库区“产业空虚化”，一直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为此，重庆提出要用100亿打造一个应对库区产业空心化的400亿的大旅游产业。
三峡旅游在重庆与宜昌两市的产业地位中都是举足轻重的。2002年，重庆市接待了海内外游客共4600多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210多亿元，相当于重庆国民生产总值的11.1%；同年，湖北宜昌市共接待三峡游客8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50亿元，相当于宜昌国民生产总值的11.4%。
三峡旅游这块蛋糕，重庆和宜昌都在极力争夺。结果是完整的三峡游被肢解了。三峡旅游资源分布在重庆和湖北两省市的奉节、巫山、巴东、秭归、宜昌等地，但重庆和宜昌推出的旅游线路都不全。宜昌推出“两坝一峡游”，重庆则推出从重庆到三峡大坝的“两峡一库游”。宜昌指责重庆推出的“环湖游”把三峡大坝以下的38公里西陵峡和葛洲坝丢掉了，是残缺的三峡旅游；而重庆方面反过来指责宜昌的“宜奉宜”线路只是让游客游览了狭义三峡，把奉节以上的众多人文景观丢掉了。结果让不熟悉三峡的人，尤其是海外客人一头雾水，搞不清楚三峡到底在哪里。
2003年9月，宜昌得到了“世界旅游日”中国主会场的承办权，借机举办了“中国宜昌长江三峡旅游节”，推出的主题是“新湖北、新三峡、新宜昌”，核心是推广宜昌成为新三峡旅游中心城市。
重庆来了个针锋相对，在宜昌举办“世界旅游日”和“中国宜昌长江三峡旅游节”前四天，在朝天门码头举办中国重庆三峡国际旅游节和首届世界大河歌会，推出与宜昌极为相似的主题：“新重庆、新三峡、新旅游”。
重庆与宜昌的三峡旅游核心区之争，随着宜昌市推出的“新三峡十景”评选达到顶点。“新三峡十景”候选景点为30个，将根据网友投票，把排名前十位的景点命名为“新三峡十景”。引起重庆质疑的是，候选景点重庆境内的只有3个，其余27个景点都在宜昌境内。
重庆和宜昌对三峡旅游资源的争夺战，结束于国务院对三峡旅游景点的确定。新三峡旅游精品景点由长江三峡（大三峡）、巫山小三峡、三峡大坝等15个旅游景点组成，其中重庆占据了11个。三峡旅游的品牌定位是“高峡平湖，峡谷风光”和多元的峡江文化，旨在打造“世界第一水电城”。
在有关方面的协调下，2004年9月，鄂渝两省市政府和旅游局曾共同签署三峡旅游合作协议，表示共同举办三峡国际旅游节。但2005年9月17日，第十届重庆三峡国际旅游节拉开帷幕，一周后的9月24日，第六届中国宜昌三峡国际旅游节也热闹开场。联办的愿望最终化为泡影。
就在重庆与宜昌为三峡核心区的归属争论不休时，三峡旅游却明显落后了，落在了同为中国旅游四张名片的北京、西安及桂林的后面。
2006年7月，国家旅游总局局长邵琪伟率队到重庆、湖北等地调研时说：国家旅游总局将着手理顺三峡旅游市场及各景区之间的关系，“为三峡游找一条出路。” 初步解决方案是，由国家旅游总局及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组织重庆市、湖北省及有关各方共同寻找一个有实力的业主，授权其开发、经营三峡旅游市场。目前三峡旅游市场中的各景区将可能以股权合并方式，成立一个大集团，景区之间相互参股，各景区不管接待人数多少，旅游收益按股权分红。
这一方案也许能兼顾各方利益，使联合开发三峡旅游资源从纸面协议走向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