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雅狂人 尹明善


  
  他,12岁以5毛钱投身商海,青年时期因为“狂言狂语”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囚禁近20年后41岁重获生命青春;
  他,48岁扔掉“铁饭碗”再次投身商海,在离退休年龄一步之遥的54岁以20万元创立“力帆”摩托,自称此时仅有30岁心脏的他在激情创业之后的62岁因为对足球的狂热花巨资金进军足坛;自2000年起,他以18亿身家跻身《福布斯》“中国内地50位富豪排行榜”;
  他,65岁步入政坛,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成为全国民企高官第一人;66岁时开始造汽车,成为继汽车狂人李书福之后的“第二个汽车狂人”,67岁放言进军作为禁地的国防工业,并定下两个100亿元目标;
  他,是今年2月“非公经济36条”出台后明确透露有意进军禁地的国防工业第一人;
  他,几次受到前国务院总理朱基表扬“是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的尹明善,一个充满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官员老板是怎样书写了一部创业传奇?这成为我采访他的直接原因。
  2005年4月,一接触尹明善,我就被他的言行举止所吸引,无论谈古论今、政论、商业、文学,在轻松的谈笑间,在你感受这位知名企业家幽默风趣、豪情万丈的言语时,透过感觉总是歪戴着的眼镜,透过谦和儒雅的外表,你总会感觉到他扑面而来的对事业的狂热。
  
  年少轻狂志气比天高
  
  1938年1月10日,尹明善出生于重庆涪陵。由于按“家庭成份”划分,他属于“小地主家庭”,没想到这便成了他的“原罪”。
  解放初,父亲溘然离世,因家庭出身的原因,12岁的尹明善便随年过半百的老母亲被“运动”到郊外的一座荒山上,住在一间被人弃置的茅屋里,家境自然极为贫寒。为了谋生,尹明善做起了被当时的人们所不齿的货担郎,从一个好心人那里借了5角钱,卖起针头线脑。不管刮风下雨,起早贪黑,独自穿梭在重庆至涪陵的乡场城镇间,以养活母亲和自己。尽管很辛苦,但从重庆城里以一分钱5枚针的价格买进,再到乡下以一分钱一枚的价格卖出,一年下来5毛钱的本钱居然变成了几十元钱。这让尹明善品尝到了勤奋和智慧的乐趣,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卖针线完成了他最初的商业启蒙,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学会了资金的调用和拆借。
  “我起先是在乡下卖掉针,赚着钱后再到重庆进货。一位相识的卖鸡蛋的年轻人则是先在乡下拿钱收购鸡蛋,然后运到重庆卖掉。我便和他商量,把两人的资金合在一处,我把在乡下卖针线得来的钱都交给他,这样他可以多收购一些鸡蛋,到重庆他卖掉鸡蛋后再把钱交给我,我又可以多进些针头线脑。当时这样做只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想到的办法,没想到这一套融资的办法在我以后的经商中非常受用。”
  12岁的尹明善“做生意”就做得这么成功,与其说是他的聪明能干,还不如说是他少年时代的艰辛困苦逼迫使然。而这样的经历,无疑为他后来的大器晚成锻造了不可缺少的素质。
  尹明善天生好学,嗜书成癖,小时候曾梦想当科学家。因此在他有了一定的积蓄,母亲的生活也有了着落之后,没有后顾之忧的尹明善便赤手空拳来到重庆求学。不仅考上了公立中学,还因成绩优异获得助学金。
  
  “在校园里,我如鱼得水,成绩年年最优。高一上半学期便自修完高中阶段所有数学课程,下半学期学完大学数学专业的课程,高二甚至解答出当时数学界的一些顶尖难题。为了‘全面发展’,我还刻意在其它方面下功夫。中学时就在报上发表文章;自学音乐、作曲,写了很多为同学称道的曲子;酷爱体育理论,对排兵布阵有天然兴趣;18岁,我成为重庆一中女子篮球教练,率领球队比赛一举夺冠。这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因为经过我的努力,我第一次走出了命运的夹缝,驶入人生的快行道。直到今天,重庆一中一位老教师见着我还不无惋惜:不是历史的错误,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数学家。”
  这位老教师所说的历史错误发生在1958年,那年春天由于“反右”复查,正在读高三的尹明善因被揭发有“右派”言论而被踢出学校。1961年升格为反革命,坐了9个半月牢,被发配到塑料厂监督劳动。从此牛鬼蛇神一当就是近20年,进步年年无望,运动场场有份。在这期间,尽管尹明善非常委屈和痛苦,但他并没有退缩。由于“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大家总是敬而远之,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坚强些,让人生更多一些乐趣,他便坚持日日苦读,在书中寻找一方自由天地。
  “有一则寓言说:一只猫刚走进一间屋子,一阵风吹来,门自动关上,猫被困在屋里。怨天尤人,困兽犹斗是徒劳的,聪明的猫会时时保持蹲伏的姿态,等待一阵风再度吹开这扇门时,一跃而出。那个时候,我就是这样一只待机而动的猫。在工厂劳动期间,我有两大怪:一是学什么都特别快,当时学车工是三年出师,我只要一个星期,两星期就可以带徒弟。原因很简单,别人下班休息的时候,我却整夜整夜地读有关车工的书籍;第二怪是工作效率特别高,别人给鞋修毛边一天撑死30多双,我却能修150双,说穿了也不稀奇,我在工作前先花时间设计和改造工具,工具改进了,速度自然有保障。”
  
  眼光独到书市激流勇退
  
  时光如电,岁月如梭,时间一晃到了1978年。那年尹明善大病了一场,身体恢复后他仔细地回想了自己的此前的所有经历,感到只是“读万卷书”还不够,还得“行万里路”。于是,尹明善带着小儿子从重庆沿长江而下,先到上海,后又从上海乘船到大连,再从大连到北大荒。当他走到北大荒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文革结束了。
  1979年,尹明善的“反革命”帽子终于被摘掉了,他开始堂堂正正做人了,而此时的他已经41岁了。
  文革结束后,随着国家落实政策,尹明善先去做了工厂的英语资料译员。接着,又以优异成绩成为重庆广播电视大学英语教师,并担任教研组长。1982年,重庆出版社公开招聘编辑,尹明善前去应聘,他又走上了做专职编辑的道路。尽管如此,闲不住的尹明善,由于做了近20年的牛鬼蛇神,郁郁不得志的他总在寻找机会,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创业机会。当重庆外办下属的一家涉外科技咨询公司亏损30万元时,经人举荐,尹明善走马上任,通过两年的打拼,企业扭亏为盈,给公司赢利100万元。那时,当许多人还做着铁饭碗残梦的时候,1985年底,从小就尝到经商甜头的尹明善毅然决定放弃“铁饭碗”自己创业,离开涉外公司下海创办了厚积薄发的私人企业——重庆长江书刊公司,成为重庆最早也是最大的书商。这期间,他编辑发行的《中学生一角钱丛书》发行突破千万册,遍及大江南北,名噪一时,深受出版界、读者以及书商的好评。《中学生一角钱从书》不仅让尹明善一下子挣了几十万元,其创意后来还被上海出版界演变为80年代风靡中国的“五角从书”。
  但让很多人都大跌眼镜的是,在出版行业做了3年之后的1989年,已经成为重庆市最大的民营二渠道书商的尹明善突然宣布退出出版业。“我当时的想法是,尽管当时这个行业活跃异常,但已是一眼见底,就当时形势而言,它注定是一个做不大的行业。我退出非常干脆利落,以至于当时有整整一仓库书没销售完,就直接把它们拉到废品收购站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