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勃彦说：“摩天大楼如同美丽的烈焰”，单就这一点而言，重庆有很多烈焰了。直辖10年的发展，重庆一方面把坑洼的峡谷和山丘变成了一个巨大城市的骨架，另一方面，它又加速打通了自身的任督两脉，15年内，它将在崇山峻岭间建一个一小时经济圈，对于蜀道难的重庆，这当然是有革命意义的。因此，单就大楼和高速公路这些指标来看，重庆已经或者即将成为一座巨型城市。所谓“初长成”，也就是这个意思。利剑成型，只差淬火。
然而重庆要走的路还很长，这是一座外形已经成型内在仍需打磨的城市。正是因为重庆是突然起身作狂奔状，这座城市中的人们还都来不及学习怎样跟上城市的步伐。他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才不至于被城市甩在身后。他们在面对突如其来的鸿运有点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心甘情愿忍受着高速发展带来的种种不快，并希望城市的发展能给他们个人也带来憧憬已久的幸福。
他们的幸福真的会到来吗?或者说，这幸福到底是谁的幸福?这座城市里的官员因为市民发了几条不好的短信就动用警察抓人，这座城市新建的大桥和公路仍存在种种隐患，这样的城市，即使有幸福，我们也很难相信它会降临平民头上。
重庆缺的并不是“美丽的烈焰”，它缺的是，从一座地区小城市转型成大都市时，管理者们需要更高的智慧和修养，以及对于现代社会的认识和尊重，同时也有赖于高层次市民社会的形成。这当然不是朝夕的事。其实，这又岂仅是重庆的问题。
曾剑(2007年6月下《重庆初长成》)
涨跌中国，小悲大喜
猪肉价格能够周期波动说明市场供求在积极作用。目前，受市场价格拉动，养殖户仔猪补栏加快，存栏量将会增加，接着价格下降同样也是市场调节的结果。猪肉的涨跌牵动着肉食者的神经!其实有这样效果的又何止肉价。房价—直在上涨通道，似乎少有下降的时候。房价的上涨，是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结果，也是中央地方政府财政分权之后相互博弈的产物，更是地方政府政绩与经济利益冲动下产生的怪胎。诸多因素相互掺杂互相扭绑，注定了房价的长期上涨。此外，长跌的股市也开始涨了，股价的上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必然结果，是千百万股民和监管者共同催生的新制度的产儿，也是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以来积累财富的一次集中释放。
简单的涨跌，几样东西，折射出中国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增强和政府治理水平渐趋成熟，资本力量日益强大，政治博弈纷繁复杂，大国崛起逐渐根基稳健、路径清晰。
亚当斯密说过：“我们的面包和牛奶不是来自面包匠和牛奶工人的施舍，而是来自他们对自己私利的追求。”一旦看到并承认了这一点，我们过往的一切试错和争论就没有枉然。同样，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经济学上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亚当斯密是主张无政府的，凯恩斯是主张政府强力干预的，布坎南认为政府是会进行公共选择牟取私利的……我们的争论到最后往往会得出一个折衷的结论，这次也不例外：市场和政府都是会失灵的，需要各司其职。
在涨跌的市场中有为政府是真正合格的政府，有不为的政府是明智而伟大的政府。如果当真能够跳出作为一个微观个体的狭隘视角和悲喜体验来看待这一切，我们会为这个时代感到激动。
珠玑子(2007年6月下《猪肉涨价与脆弱的农产品链条》)
谁来呵护中小投资者的金融安全感
斯蒂芬·韦恩斯在(绝境与生机)中把股市恐慌分为假恐慌、周期性恐慌、传染性恐慌和真正的恐慌四种。他表达的观点之—是，疗治经济结构失衡、股市投机时，如何抚慰投资者脆弱的心灵并给其安全感，显得特别重要。
今年是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形形色色的回顾活动正在上演。遗憾的是，纪念的内容却呈现出“传染性务虚”的特征。事实上，国际社会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像现在一样重视金融安全，比“攘外”更重要的是“安内”，而“安内”的核心，则呈给人以愈加明确的心理预期，将人为制造恐慌的概率降到量低点。
政府在危机发生或苗头显现时对股市的调控是必要的，正如货币主义者一边认为美联储因控制货币供应量要对引起1929年暴跌负责，一边又认为政府在暴跌后在公开市场上回购政府债券的举止又是及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调控是朝着一个给人稳定心理预期的方向，还是加重了投资者心里的阴霾。1987年股市暴跌之后，香港当局关闭了股市，原因是，“这样会阻断外界对前英国殖民地所施加的压力”，结果是，压力暂时被缓解，却引发了重新开市后，更为恐怖的暴跌。
行情上涨时同样需要体恤投资者的心态。格林斯潘1996年12月5日演讲中仅仅使用了“非理性过激表现”这样一个对牛市姿态的描述词汇，就引得当时从东京到香港再到伦敦股价的暂时下跌。按照这样一种思路，2007年5月29日深夜中国财政部出台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的举措引起连续四五个交易日股市大面积跌停，是多么恐怖而又“正常”的事情。
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便在于各种内在不稳定的新力量、一些权力色彩浓重且“超常规”的恶性调控，正在被建构成或默认为一套金融新制度，从而通过对投资者心理的摧残成为威胁和破坏金融稳定的凶手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称“美国仍将胜出”，理由便是美国的金融与社会制度在演进过程中总能给人们以相对明确的心理预期，这种预期促生了信任，而没有什么元素比信任更值得一国的金融体系欣慰的了。
东方愚(2007年6月下《危机边缘》)
烈士还是卖国贼?
过去几个月发生在加沙的事让人震惊：阿托法特的画像被哈马斯武装人员从墙下私下扯得粉碎，哈马斯随后控制了加沙。这正是西方政策的失败之处，它的一边倒政策使得伊斯兰分子像烈士而世俗主义者像卖国贼。在过去几十年里，凡是被贴上“温和”标签并和美国走得很近的中东领导人，都面临着被看作卖国贼的风险。埃及前总统萨达特还为此送了命。而那些烈士们所做的一切毫无建设性，他们只是不断地拒绝，但却获得了好名声。因此，对美国来说最现实的做法就是使它的中东盟友展示出真正的能力，如让阿巴斯说服以色列拆除定居点，因为这是哈马斯做不到的，它的火箭阻止了以色列和它的谈判。仅仅给与他们金钱和援助是愚蠢的，因为这只会让盟友们收获憎恨和鄙视。
美国电信业复苏
7年前，由于环球电讯公司和世界通信公司等大公司的破产，美国电信业遭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打击，这次不仅是个周期性的下滑，而是一次全面的产业灾难。它减少了50万个就业机会和2万亿美元的美同股市市值，大批工人被迫失业。一些曾经暴涨的股票价格顷刻间缩水了95％以上。于是有人预测，美国电信业要想重新崛起，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然而最近几年，受惠于网络视频、音乐下载及其他免费网络
服务需求上升带来的宽带互联网连接业务的增长，电信行业已经重获新生。今年美国成年人的宽带安装率有望突破50％。该行业的资本投资不断上升，并获得了私募基金的热烈追捧。预计今年电信业的利润将达创纪录的720亿美元，首次突破1998年650亿美元的最高点。
想起了肯尼迪
目前美国的领导阶层，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领导力都在下降。因此国家的前景变得空前复杂和困难。在此情况下，或许我们可以从已故总统约翰·肯尼迪那里获得一些启示：如何在复杂危险的情况下作出正确的决定，如何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信念。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人类首次面临世界性核战争的危机，事件中肯尼迪的表现可圈可点，美国的强硬态度无疑对化解危机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推动民权运动方面，肯尼迪兄弟更是功勋卓著。1962年当第一名黑人大学生试图到密西西比大学注册时，引发了当地白人的激烈反对，全美国的目光都聚焦在民权运动的这个焦点，肯尼迪毅然下令出动400名联邦执法人员和3000名国民警卫队护送这名黑人学生上学，此举震惊美国社会。
台湾自杀死亡率创新高
据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公布的报告，去年在60亿的全球人口中，6％～7％约4亿的人们罹患严重、长期、甚至需要慢性照顾或安置的精神疾病。在台湾约有1／5的人曾经罹患各类的精神疾病，若以现有的1800万成人人口来看，患各类精神疾病的人高达360万人。忧郁及自杀，已是21世纪的新病了。2006年，台湾自杀死亡人数飙至4313人，创下50年新高，也让台湾的自杀死亡率挤进世界前15名。自杀位居台湾15至24岁的青年族群10大死因第二位。自杀的成因中，经济因素虽是主因之一，但有超过三成的人是因为情感自杀的，显示台湾人际网络出现严重断裂。目前台湾“行政院”正在设计制度，准备拨180亿元的经费，解决失业失亲等高风险家庭的心理问题。
中国如何走出货币陷阱?
在中国现行的货币体制下，为了消化规模庞大的贸易顺差，国内货币供应量—直被迫以过快的速度膨胀，而这种膨胀本身又起到了进一步加大贸易顺差的作用。就这样，货币膨胀推高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反过来又加剧货币膨胀。两种趋势彼此推波助澜。使中国如同置身货币陷阱，越陷越深。
过去3年中，中国_直在不遗余力地抑制陷入失控的货币供应增长，但收效不大。央行去年虽先后4次上调利率，但中国目前的利率水平依然太低，还需要经过多次上调才能产生央行所预想的效果。而中国的银行业目前却坏账缠身"利率上调将加剧银行的困境，从而加大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如果人民币继续以目前这种缓慢的速度升值，那么货币失衡的局面还将持续许多年(如果不被金融危机所打断的话)，而最终为纠正这一失衡将付出巨大代价。留给中国央行的唯一选择就是对人民币币值来一个突然的一次性重估，并继之以一个可靠的钉住目标。这一重估应一步到位，可一次性升值10％到15％。而不必拖上两到三年。如果操作得法，这一币值重估将只会对中国的出口产生微小影响，却会对进口产生显著影响．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将更为巨大。这些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央行外汇储备的增速将会放缓，甚至会转而下降。
采取这一行动是会付出代价，但中国在解决货币问题上拖延的时间越长，最后付出的代价就越大。虽然大幅度的币值重估现在可能不会为各方所普遍接受，但它迟早会成为人们在考虑货币问题时讨论的焦点。这种情况越快发生，对中国就越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