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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对外贸易作为外向型经济的主要方式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不论是贸易额、贸易量还是贸易方式均取得了较大突破。然而，随之而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却显得愈发严重，环境恶化程度越来越不容忽视，外贸发展与环境恶化的鲜明对比使得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巨大隐忧。环境恶化主要缘于工业生产扩大、保护不力等因素，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发展方式或部门之一，虽然并不比其他方式或部门更多地造成环境破坏，但由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自然成为研究中国环境恶化经济因素的要点之一，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关联性也因此产生。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简称EKC曲线，下文均以此简称）的研究是研究外贸发展与环境问题关联的重要经济学方法之一。
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合理性与形态的争论
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通过研究一国收入分配状况与经济发展过程的相互变化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又称倒U曲线（inverted U curve）。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在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环境影响时，发现类似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那样，部分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也呈现倒U形曲线，于是他们在1995年的论文《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中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起步阶段，大规模的生产活动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从而使环境恶化，库兹涅茨曲线呈现向右上方倾斜趋势，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科技进步等因素的作用，反而有利于环境的改善，从而使得曲线掉头向下。在两种相反的趋势之间就形成了环境拐点，越过这个点，生产行为是有利于环境的。世界银行（1992）和Grossman和Krueger（1995）的估计，对于一般污染物而言，EKC的零界点大约会出现在人均收入8000美元左右（赵细康等，2005）。而中国2013年的人均GDP为6747美元，据此可初步判断，如果EKC的倒U型形态适合中国发展实情，中国还并未达到顶端拐点。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形态如图1所示。
在研究发展与环境问题时，对EKC的计算和形态判定是许多学者常用的方法，特别是在对发展中国家未来环境问题的判断与预测方面，学者们试图通过计算来判断环境优化拐点的到来时间。具体研究方法多集中于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如创建收入与环境变化的二次或三次方程回归模型，以某环境污染指标如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因变量，以不同的经济要素如收入、GDP、人均GDP、政府政策等为自变量，如Bhagwati（1993）、Lopez（1994）等研究认为EKC是存在的，在美国、西欧、日本、中国香港等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进行的诸多研究中，该曲线也得到了验证。然而，马尔萨斯主义、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其他学者则对EKC的假设提出了一系列的批判和质疑，Selden和Song（1995）通过研究认为污染排放量与收入的关系并非一定是EKC传统的倒U型，也可能存在多种形式和路径。也有学者认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描绘的并不是一国必然的历史状况，而是根据一国在各个时点上的数据绘制而成的，也就是说即使我们认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较好地描述了发达国家的情况，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以及自身发展条件的差异，从而很难通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来憧憬未来的环境质量（张真等，2007）。
另外，由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路径和基本国情存在差异，所以对不同地区EKC的研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对于中国而言，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对中国的EKC曲线形态进行了预测，认为中国的EKC曲线有别于传统的倒U型而呈现出其他形态。如沈满洪等（2000）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得到浙江的EKC为N型而非倒U型;曹光辉等（2006）发现中国目前正处于环境恶化阶段，没有证据证明中国存在环境库茨涅茨曲线;邓柏盛、宋德勇（2008）通过方程组，对全国数据和省份数据分别进行计算发现，就中国全国而言不存在EKC，但在局部地区EKC成立;佟婷婷、武戈（2010）选取了江苏南京市1990-2007年相关数据，通过模型计算认为环境污染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并未呈现传统的倒U型，而是倒N型或正U型。
综合来看，在现有的研究结果中，对中国EKC形态的测算存在不同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不同的学者采用了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污染物指标、不同的时间段，从而会得到不同的结论。二是常用的分析方法多采用基于数据分析的计量方法，而这是一种静态研究方法，而EKC曲线具有鲜明的动态特征，对EKC的分析需要基于经济发展指标和环境污染指标两者本身关联的动态走向来确定其基本形态，并由此进行预测。因此，本文将试图以中国现实情况为研究出发点和依据，合理选用相关指标和计量方法，以期得到对我国EKC形态的相对客观的判断。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计算
（一）指标选择
1.污染物指标。本文将选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污染物指标，一是该指标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较多学者在进行污染物测算时使用了该指标;二是二氧化硫主要来源于煤和石油的燃烧，而在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里，煤炭和石油占将近90%，而天然气却只占3.4%，水电、风电、核能等新能源加起来才只占7%，所以选取该指标具有一定代表性。
2.经济发展指标。对EKC曲线的形态进行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对外贸易和环境污染的关联，从而做出发展预测。由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沿海省市和内陆省市的对外贸易发展差距较大，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四省市的对外贸易额占同期全国外贸总额的70%。外贸欠发达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对沿海外贸发达省份的复制，所以本文并没有笼统地选择全国数据进行计算，而是以外贸发展代表省份——广东为例进行研究，更具说服力和经济预测价值。
（二）模型设定
由于数据获得的局限性，本文选取了从1985-2013年共29年的数据。以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因变量，设为E;以出口额为自变量，设为X。
为了使模型更客观，本文在进行模型分析时将从以下两步展开：首先在充分遵循EKC曲线的传统形态基础之上，对倒U型模型进行假设和代入检验，然后根据结果的好坏决定是否需要对模型进行调整和改善;其次是充分考虑我国实际情况，根据外贸发展与环境的实际数量关系反过来对模型进行调整，从而期望能描绘出最符合中国实际的EKC形态，并由此进行预测。具体步骤如下：
由于传统的EKC呈现倒U形形态，所以，初步可以设定模型形式为：
Et=α0+α1Xt+α2Xt2+u
其中，Et为历年二氧化硫排放量，Xt 为历年出口额。
首先，根据数据使用Eviews6.0计算，得到散点图和计算结果如图2和表1所示。
结果可以表示为：
Et=25.49+0.07Xt - 0.0000124Xt2
（8.034299） （12.79707） （-8.924118）
从结果可以看出，从数据上看，结果符合EKC的倒U型形态，但中国的实际情况表明，其经济发展的环境拐点并未到来。另外，虽然各项指标尚可，但二次项系数太小，经济意义不明显，模型不算理想。所以结合散点图形态，笔者尝试使用对数函数模型进行估算，用Xt1表示lnX，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结果总体来看，模型拟合较好，可用公式描述为：
Et=-78.84+23.41lnXt
（-5.59）（10.84）
R2=0.84 F=117.56
计算结果用图形表示如图3所示。模型说明，出口额每增加1%，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0.23万吨，出口的增加依然会带来二氧化硫排量的增加，但是增加速度在减缓，这是比较符合中国现阶段实情的。
结论与启示
（一）“环境拐点”仍未知且对外贸易造成的环境问题依然严峻
根据模型形态，结合传统倒U型曲线可看出，首先，中国的EKC曲线可以看成为传统倒U型EKC的一部分，即环境随经济发展而恶化逐步加深的阶段，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传统EKC形态来判断中国目前的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其拐点并未到来，也无法准确预测其拐点位置。其次，由于对数函数模型自身特点，曲线顶部趋于平缓，说明我国EKC顶端出现持续延伸状态，可视为传统EKC顶端部分被延伸。而这一状态正是在已有阶段中外贸发展与环境问题的矛盾最为突出的部分，表明了我国目前对外贸易带来的环境问题依然严峻，这种状态有可能还将持续。
（二）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方式是造成环境恶化的主因之一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承接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开展加工贸易。然而，产业转移是把“双刃剑”，接受产业转移的确有助于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同时也往往伴随着内涵能源的外流、环境污染的转移、加剧和扩散，使承接地面临不同程度的环境恶化风险。产业转移体现出鲜明的经济发展层级性，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差异决定了产业转移的垂直方向。发达国家将高能耗、重污染和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自身则朝科技研发、文化创意、金融商贸、专业技术服务领域转型，居于产业链上游，而中国在承接产业转移中一直充当着全球制造业工厂的角色，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不仅如此，中国在加工贸易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却停留在国内。2004年10月，英国廷德尔气候变化中心也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结论，该中心初步评估并发布了对中国出口产品和服务中二氧化碳排放的研究结果，结果表明，在2004年中国净出口产品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约为11亿吨，约占中国排放总量的23%，这一数值只略低于同年日本的排放量，相当于德国和澳大利亚排放量的总和，是英国排放量的两倍多（李虎军，2007）。
（三）“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径在中国不可行
“先污染、后治理”发展方式的前提在于肯定了EKC曲线的倒U型形态，即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越过顶点（拐点），环境自然会改善。照此思路，我们无需过多考虑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只需坐等拐点到来即可。通过前文研究足以证明，我们目前还并不能准确预测EKC拐点的位置，这种方式在中国行不通。具体原因有三：一是EKC形态主要是依据年度对外贸易额的数值和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测算得到的，而环境恶化是社会发展多因素综合造成的，如制度缺失、资源的过度消耗等，所以完全依赖EKC形态来判断环境变化趋势会存在偏差;二是许多环境恶化造成的后果具有不可逆性，环境的破坏具有积累效应，环境的承载力是有限度的，环境代价并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增量予以补偿，通过期盼经济拐点的到来而带来环境自动改善更显牵强;三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与日俱增。近年来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的申诉和争论也愈发激烈，中国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将面临内外重重阻力。
（四）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并继续加速外贸高质发展
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人口密度高的问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人口密度意味着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低下，不利于环境质量水平的提高，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相同的环境质量水平，高人口密度的发展中国家要投入的更多，这与人口相对较少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环境改善是一个连续而长期的过程，其主要动力应来自于经济运行质量的不断提高，我们应该在继续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尽管“环境拐点”并未到来，但决不能因为某些原因而减缓经济发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发达国家的实践都已表明，不论EKC形态如何，不论当前处在哪一阶段，都应该不断通过加强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努力来减轻环境资源负荷，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不断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推进经济改革和外贸转型。
（五）不断强化相关法律和规制的环境制约作用
1998年以前，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平均每年4%的速度增长，是当时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1998年后，情况得到了缓解，当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约3.7%，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仍然取得了7.2%的增长率，得到这样可喜成果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削减了每年对煤炭工业的140亿美元的补贴（希拉里·弗伦奇，2002），由此可见，政府的相关环境政策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相关部门应该针对目前外向型经济中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进一步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本国利益并规范市场行为，使我国经济能在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中更好地发展。首先，应该扩大出口关税征收范围，加征高污染产品出口环境关税，实现出口产品的环境成本内在化。中国生产的大量产品特别是出口产品，其成本核算中往往并未考虑其隐性的环境成本，然而环境成本确是真实存在的。其次，应该要求将贸易的环境管理效果通过市场价格机制传递到生产与消费环节，从而改变目前不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并最终实现全方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最后，应设计和实施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市场准入和准出制度，综合运用产品出口关税、市场准入与准出、投资等手段，加强环境管理，以环境保护优化贸易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