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广西有不解之缘。他从25岁起，先后六次亲临祖国边陲广西领导革命斗争和视察工作。200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我们撰写这篇文章，旨在让人们重睹邓小平在广西的历史足迹，以缅怀这位伟人对壮乡的关爱之情。
领导百色龙州起义
在领导百色龙州起义期间，邓小平曾两次来到广西。第一次是1929年7月，当时他25岁，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为发展广西的革命斗争，争取壮乡各族人民的解放，他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化名邓斌，从上海来到灾难深重的广西，负责领导广西全盘革命工作。他先在南宁与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等同志一起，重做广西当局上层统战工作的兵运工作，把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掌握在中共手里。至同年10月间，当广西政局因反蒋失败发生急剧变化时，邓小平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把这些“已带了红色”的4000多正规武装分别拉到左右江地区去，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当他筹划、部署好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工作后，于同年12月初，应中共中央电召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邓小平第二次到广西是1930年2月。邓小平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顾不得安葬被病魔夺去年轻生命的妻子，匆匆启程经香港到广西龙州。当时，威震南疆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已按邓小平的部署胜利举行。中国工农红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已建立，邓小平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政委和中共红七军前委书记、中共红八军临时前委书记(后由何世昌代理)。他先在龙州召开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批示精神，指出今后在左江地区的重要工作方针，并电令红七军、红八军立即停止进攻南宁的错误行动。接着，邓小平率红八军第一纵队从龙州向靖西进发，围攻靖西县城内的郑超叛军。同年3月中旬，邓小平离开靖西，赶往右江地区，4月初到达东兰县武篆，与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雷经天和红七军第三纵队长韦拔群等同志会合。因红七军主力已到黔桂边游击，邓小平便在武篆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和调查研究工作，他主持制订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等文件，以右江苏维埃政府名义颁布。5月，邓小平从武篆赶到河池，与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和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等会合，随即召开部队党员会议，传达中央有关批示，决定率红七军主力回师右江，以进行根据地的建设工作。6月，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部收复百色和右江沿岸县城后，便在根据地进行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经济、军事和党政等方面的建设工作，使右江革命根据地出现蓬勃发展的景象。11月，邓小平等奉命率红七军主力离开壮乡，踏上艰苦卓绝的北上征程。12月，红七军在湖南武冈失利后，邓小平认真分析形势，采纳张云逸的建议，立即折回广西，以最快的速度奔袭全州。占领全州后，休整四天，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和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问题。在全州城关岳庙内，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认真讨论关于攻打大城市的指令是否行得通的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邓小平、张云逸等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红军北上以来一路攻城夺寨、强攻硬打、造成严重损失的深刻教训，决定将部队转移到湘粤边境活动，休整扩大队伍，然后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这次会议是红七军历史上的关键转折。
邓小平早年到广西壮乡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非凡战斗历程，是他一生中几个重要、光辉时期中的第一个，是他独立领导一个省革命斗争的第一次，也是他后来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一个光辉起点。
长征途经桂北地区
邓小平第三次到广西是1934年11月下旬到12月下旬，当时他随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桂北的灌阳、全州、兴安、资源、龙胜等县。
在红军长征这部威武雄壮的史诗中，红军途经广西的战斗历程是这部史诗中的重要篇章。在广西境内，红军进行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大战役———湘江战役。当时蒋介石罗织了何键、薛岳、白崇禧等２６个师，共３０万兵力，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妄图在湘江以东地区全歼红军。在双方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红军经过一个星期的浴血恶战，胜利渡过了湘江，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但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使部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入桂7万多红军损失过半。其中负责殿后的红军３４师全军覆没，全师5000多闽西子弟，大部分战死沙场。29岁的陈树湘师长因腹部负重伤而被俘，他乘敌不备之时，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用力扯断肠子，因大量流血而壮烈牺牲，实现了他生前说过的“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1996年和1997年，《文史春秋》杂志曾先后发表过《突破湘江》和《红军三十四师桂北惨烈悲壮覆没纪实》两篇长文，详细地再现了“湘江战役”的经过。邓小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经过广西的。
邓小平在长征期间，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主编。他与编辑人员一道，一边行军一边与战士谈心、采访和收集资料，一到宿营地或行军途中休息时，就赶紧写稿或刻印，有时邓小平亲自刻写标题。《红星报》许多没有署名的新闻报道乃至许多重要文章、社论，都出自邓小平的笔下。
邓小平是在什么情况下到《红星报》做主编的呢?据他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介绍，1933年5月，邓小平遭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宗派主义批判，被撤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撤职后，邓小平被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做巡视员，不足十天又被调到总政治部任秘书长。两三个月后，因秘书长一职没有什么事做，邓小平便要求另调工作，于是总政治部分配他到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除了做一般的宣传工作外，还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直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前夕。
《红星报》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至1935年8月3日停刊，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出了３５期，第二阶段出了７７期。邓小平主编了第二阶段的70多期。《红星报》除了报道各种消息、战况以外，还刊有许多知识性的和生活常识一类的内容，例如军事机械知识、卫生防病知识，还有趣味问答和谜语、竞赛等。1934年11月25日红军进入广西后，《红星报》第五、第三版刊登了《实行连队写标语竞赛———看谁坐飞机》的短文，号召各连队进行写标语竞赛，提出了六条具体办法，要求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练习写熟一条至十条标语；每人每天都写一个(条)至五个(条)标语；标语可用毛笔、炭灰、粉笔、石灰块等书写(不管字的大小)；凡是宿营地及大休息地方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各连队每天写的标语数目要报政治处统计起来；政治部(处)要经常检查这一工作，随时给予指示，并将情形写给《战士报》。由于进行写标语竞赛，所以红军长征过广西时，留下了大量的标语，现存的72条，散布在灌阳、兴安、资源、龙胜等县长征沿途各地，例如：“活捉李宗仁白崇禧消灭广西军阀!”“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等。
在红军长征途经桂北地区期间，《红星报》先后刊登了《发扬阶级友爱》、《负伤不下火线，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模范的指挥员，值得大家学》、《“金”师师宣传队的活跃，值得每个宣传队学习》等文章。刊登在《红星报》1934年11月29日第六期第三版的《努力筹款工作；“行”团的挖窖潮》一文只有70多字：
(一)一营机关枪排挖窖得大洋２４０余元。
(二)八连挖窖得大洋９０余元。
(三)运输队挖窖得大洋７０余元。
“行”团挖窖空气正在各连连队盛行着。其他各部队呢?动员起来吧!与“行”团比一比!
在《红星报》上发表的社论，署名和不署名的各占一半。邓榕说：“不署名的据我分析大多为父亲所撰写。这些社论的题目有：《猛烈扩大红军》、《与忽视政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向着游击赤卫军突击》、《五一劳动节的工作》、《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彻底消灭开小差与个别投敌的现象》、《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政治的最高点》、《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面胜利》等等。”邓小平编《红星报》的时候，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只有两个人，所以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都是邓小平亲自所为。邓榕说：“父亲在编辑这份报纸时，真是把全身心的力量都使上了。他是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十分认真地，全心全意地做好这份工作。有的老前辈告诉我，你爸爸总是很乐观、能上能下。”
关心广西经济建设
邓小平十分关心广西的经济建设。解放后，他曾三次到广西视察，一次是1958年10月，那时他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到柳州市和罗城县四把乡视察；另一次是1973年10月，他当国务院副总理时，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桂林参观访问；再一次是1986年1月，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时，与国家副主席王震等同志一行到桂林休假。这次他畅游了漓江和芦笛岩、七星岩、伏波山、甑皮岩洞穴遗址陈列馆等风景名胜。
1958年，为响应中共中央当年实现钢铁产量翻一番的号召，广西城乡曾掀起了一个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浪潮。《人民日报》曾就广西环江县和鹿寨县大放钢铁产量“卫星”发表了两篇社论。社论发表后，轰动了全国，各地纷纷前来“取经”。早年曾在广西这块热土战斗过，深知广西工业基础薄弱的邓小平迫切盼望广西能生产更多的钢铁来。为深入调查研究，取得第一手材料，邓小平便与杨尚昆等同志一行来到柳州。他们到达柳州的当天晚上，便驱车到柳州东风通用机械厂和柳州永丰利刀具厂视察。邓小平一边听取厂领导的简要汇报，一边走到高炉边与工人们亲切握手交谈，特别赞扬了刀具厂发扬艰苦奋斗生产出国内先进水平刀片的创造精神。他还勉励淬火老师傅把技术传授给年轻一代，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第二天，他们又到罗城县四把乡(今属融水县)钢铁基地视察。邓小平迎着滚滚浓烟，逐一察看了小“高炉群”。在基地指挥部，当罗城县委领导汇报该县将超过日产10万公斤铁时，邓小平略有所思地问：“你们的产量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县委领导回答是由各地小高炉估产合计出来的。邓小平转过身对随行的冶金专家说：“你们看，这些铁的质量怎么样?”一位专家分别指着地上堆放的产品说：“这种质量还比较好，那种算是烧结铁。”最后，邓小平拿起一块杂有矿石和木炭的烧结铁，恳切地说：“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很高，精神十分可贵，但这种烧结铁还不能算是铁。今后，要设法炼出像专家说的那种质量较高的铁来!”他的话，既赞扬了群众的可贵精神，又给人们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问题。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发出了关于增加沿海城市开放的重要指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党中央和国务院于同年4月做出了包括北海(含防城港区)在内的我国沿海14个城市进一步开放的决定，并在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广西北海市和自治区的领导出席了这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的重要指示。4月6日，邓小平会见了全体到会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广西北海市成为进一步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这给北海注入了蓬勃生机和巨大的活力。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广西迅速拉开了北海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的历史序幕。如今，北海已逐渐成为广西乃至大西南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和口岸，这个“后起之秀”，前景广阔。
广西是我国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在右江河畔的平果县附近，铝土矿储量最为丰富。兴建平果铝厂不仅能满足国内建设的急需，而且对振兴广西、促进右江老区的经济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眼看这个项目就要上马了，却因供电及资金问题，平果铝项目的立项基础动摇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平果铝的开发和建设，1986年9月13日，邓小平亲自听取了平果铝等项目的准备情况汇报。当姚依林副总理等说到“搞铝没有钱”时，邓小平强调指出：“广西平果铝要搞!”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同年11月，李鹏等亲临平果视察，并提出将平果铝项目纳入国务院领导小组工作范围，定为国家“七五”计划重点工程之一。在邓小平和中共中央的关怀下，如今，这座现代化大型铝冶金联合企业，已巍然屹立在右江河畔。现在，这家企业年产120万吨氧化铝，50万吨电解铝，30万吨铝型材，其生产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92年5月，中共中央又根据邓小平南巡重要讲话精神，及时做出了“充分发挥广西作为西南地区出海通道的作用”的决策，这一决策对广西乃至整个大西南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注漓江治理问题
1973年10月15日，“文革”中复出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桂林参观访问。当天下午，他们参观芦笛岩。当他在洞外的亭台上信步观景时，一处处污染的情景映入视野：桂林钢厂高耸的烟囱浓烟滚滚；一些石山被炸得残破不堪；芳莲池水被严重污染，池面飘浮着废弃物；桃花江水由于被污染而浑浊不堪……这些与眼前优美的自然风光形成强烈反差的人为污染，引起了邓小平的无限忧虑。次日游漓江时，漓江被严重污染的情景也逃不过邓小平的双眼：榕湖、杉湖的脏水哗啦啦地排入漓江，被污染的桃花江水也从象鼻山下涌入漓江，泛起串串泡沫。还有沙河电厂、造纸厂的大量污水通过南溪河排入漓江。这些污水在漓江中形成一股股浊流，使清澈的漓江水浑浊不堪。两岸旁的违章建筑、成堆的垃圾、排放的废气以及竹林被砍伐，河岸被人为破坏等情景比比皆是。
两天的游览，令邓小平痛切地感到：治理漓江刻不容缓!他当即找来自治区、桂林市的有关领导，在听取了他们简要的工作汇报后，又一起乘车到解放桥上下的河段去查看漓江的污染情况，分析污染原因，商讨治理办法。他在伏波山一带的江段看到污水从多处涌入漓江时，表情显得十分严肃。他语重心长地对自治区和桂林市的有关领导说：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文化名城，漓江是这座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抓生产、抓城建，这都很对，但如果不把漓江治理好，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得再快，市政建设搞得再好，那也是功不抵过啊!
邓小平回京后，亲自主持国务会议，讨论了漓江治理问题。后来国务院颁发了《尽快恢复并很好保持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风貌》的决定。国务院还责成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尽快把漓江治理好。
根据邓小平和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派出了工作组，赴桂林与桂林市领导及有关部门一道察看漓江，研究治理方案，一场综合治理漓江的巨大工程随即开展。这次综合治理，关、停、并、转、迁了27个污染严重的工厂、车间，建成了南、北、东三个城市污水处理厂，新增了116套工业废水处理设施；控制了沿江风景区内的基建项目；河堤得到整治，航运得到疏浚；沿江进行了封山育林……经过十多年的艰辛努力，漓江风貌终于得到恢复。1986年漓江被列入全国重点保护江河之一，漓江风景区荣幸地进入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行列，到桂林旅游的中外客人不断增多。邓小平关于治理漓江的指示，变成了美好的现实。
13年后的1986年1月，邓小平再次光临桂林畅游漓江时，十分高兴地说：“漓江水变清了!”
对广西的深情厚谊
邓小平对广西革命老区人民和曾经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有着深厚的感情，处处给予亲切的关怀。他曾十多次应邀为广西革命老区人民题词。1961年，他为龙州红八军纪念碑题词：“革命胜利的果实，是烈士的鲜血凝成的……”1962年12月，他为纪念韦拔群烈士30周年题词：“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1963年3月，他为《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题词：“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像我们的前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1977年8月，为红七军军部旧址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旧址题字。1981年12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广西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邓小平为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52周年的亲笔题词：“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1984年12月，纪念百色起义55周年暨李明瑞、韦拔群雕像揭幕仪式在南宁市南湖公园隆重举行，邓小平上述的题词镌刻在雕像的正面。这些亲笔题字、题词，给广西各族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邓小平对李明瑞及其家属也关怀备至：1978年1月下旬，北流县人大常委、李明瑞烈士的妻子罗昭仪和她的女儿李应芬，向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反映有关李明瑞儿子李应钟的错案，写了《关于请求给李应钟复工复职的报告》。报告很快递到邓小平手里。他非常怀念李明瑞烈士及其家属，当即在报告上批示：“李明瑞烈士的家属要妥善安排。”并交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韦国清处理。广西有关部门很快就为李应钟和他的妻子、大女儿平反，并让他们恢复了工作，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还决定增加罗昭仪的补助费。
1978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暨百色起义49周年大庆时，邓小平又委托中央代表团团长韦国清和副团长卓琳接见原红七军、红八军的老干部及革命烈士家属代表罗昭仪、李应芬、李应钟等，并同他们合影。卓琳说：“小平同志很惦念广西红七、红八军的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叫我代向你们问好。”
1986年11月9日李明瑞诞辰90周年时，李应芬写了一篇悼念先父的文章，呈莫文骅转邓小平审核。邓小平很重视，看后即送《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打出清样后，他还亲自过目。同年，李明瑞家乡北流县办了一所明瑞中学，邓小平知道后，欣然为该校题了校名。
邓小平心里装着壮乡各族人民，1992年6月和10月，他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捐赠人民币5000元给“希望工程”，关心广西农村教育事业。当此款转到邓小平曾战斗过的百色地区平果县凤梧乡仕仁村小学时，沉静的山村立即沸腾起来，当地群众激动地说：“小平同志身在北京，但时刻惦记着山区的娃娃，惦记着老区的人民哩!”2004年春，根据邓小平生前的嘱托，他的亲属又将他的稿费20万元捐献给广西的“希望工程”。邓小平的捐款在百色老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霎时间，右江两岸，形成一股强大的暖流，在人们的心里流动着。
邓小平一生情系广西，正如他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所说：“广西的山山水水，广西的斗争经历，红七、红八军的革命战友，父亲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