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的湖
大门在身后关闭。关闭的大门反荡出一股力量，推着他往前走，以致他脚步都有些踉跄。他忍不住回头看了看，一扇黑漆斑驳冰冷的大铁门，斩钉截铁切割出两个世界。他真想穿过那扇大铁门，看看它后边是什么模样，但铁门肃穆、庄严，像个不苟言笑的判官。他抬头看了看天，雾霾和阳光都悬浮在头顶，都似乎没有态度。
他的目光垂落在手上。父亲就沉睡在手上，凝固又消散。他感觉鼻子一酸。父亲就是被儿子埋葬的人。儿子的天职似乎就是埋葬父亲。他知道，该送父亲上路了。
一
父亲李成武老老实实蜷缩在李可的手里，像个过分老实的孩子，一动不动。
三天前。父亲跟小区里退休的张叔叔下棋。听说，父亲从来没有赢过他，但父亲依然每天都还要跟他刀光剑影一番。可见父亲是多么想赢他一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父亲像一头顽固的老狮子，在挫败中抖擞着狮鬃。最后一把，父亲瞅准了战机。他五指如钩，迅猛地抓起一匹马横将卧槽。张叔叔紧紧盯着棋盘，感觉不是那么妙。这匹马一将踏至，就会被点住死穴，前线的一只孤车锐利和锋芒都将大打折扣。这是一着狠棋，断其后门。父亲的手高高扬起，凝神闭气，蓄势在空。张叔叔在这城门欲摧之际，眼神一亮，似乎已经找到修补垛口的城砖，于是发出挑战：你踏啊，你踏啊。
马蹄并没有落下。
张叔叔再喊：你踏！你踏！
马蹄僵在空中。
张叔叔一抬眼，只见父亲阔嘴洞开，眼球暴突。张叔叔没有见过父亲这种阵仗，轻轻拽了一下父亲僵举在空中的胳膊，嘭的一声，老马卧槽。父亲的脑袋也随之重重磕在石桌子上。嘭的一声巨响。
父亲中风了。父亲本来就有严重的高原心脏病。那匹老马让他热血冲顶，瞬刻阻断了他大脑里那一盘粥样硬化的动脉。父亲的脑袋里瞬间一片洪荒。他像那匹卧槽而去的老马，心不甘情不愿，还在极力地奋蹄。所以，父亲就一直保持着阔嘴洞开、眼睛暴突的模样。那样子听说很吓人。
众人将他抬进家里，半躺在客厅沙发上。母亲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他的名字。他对自己的名字已渐渐陌生，连眉毛都不闪跳一下。母亲说，你要说什么吗，快说吧。父亲暴突的血红的眼球突然向上翻转了一下。母亲再问，那眼球又不动了。母亲顺着他那暴突的眼球看过去，那是柜子顶上一顶残破的铝盔。母亲哦了一声，连忙取下铝盔。父亲的喉咙随之咔塔一声脆响，他用力关闭了自己的生命之门。
母亲一把抓住从铝盔里旋落而下的一张纸片。
纸片上有父亲刚劲有力的一行字：我死后，将我的骨灰撒到高老庄。
那时，李可正在公司开一个部门会议。调成震动的手机犟着性子在桌子上弹跳起来，摁都摁不住。李可赶紧退出会议室。母亲在电话里说，你父亲，走了。李可瞬间被定住了，半天，去敲开总经理的办公室。李可说，叔叔，父亲去了。叔叔也一下僵直在宽大的老板椅里，良久才说，按照他的遗愿，把后事处理好吧。
父亲没有房产，退休处这套房子也不值几个钱，虽在北京，但很郊区，天气好的话站在窗口能看见燕山脚下的玉米地。也没有存款，存款就在他那张银行卡里，最多也就是五位数。这些都不用处理，母亲还活着。父亲给自己身后的路径已经做了最清晰的安排，那就是不需要在拥挤的京城给他买几十万的墓穴，而是要回到西部那个叫高老庄的地方。
原计划，母亲要一起送父亲西归的，但当父亲攀援过火葬场高高的烟囱幻化成一捧白灰之后，母亲还是没有坚挺住，轰然瘫软在地，再想扶起她都很难。母亲躺在了床上，茶饭不思，似乎人为地开辟了一个幽闭的通道，她在那个通道里跟父亲见面，在诉说着过往。
李可不忍心打扰母亲，他将骨灰盒装进一只大挎包里，肩着父亲上了路。
二
北京去西部的火车从绿皮换成了红皮，但还是需要不间断地咔嚓四十多个小时。
这是李可十五年来第一次重蹈西去的路。十五年前，他一个人从西部逃跑回北京，就再没有回首过那片土地。他害怕那条路，害怕那过了西安之后就满目无垠的黄沙和戈壁。风沙、戈壁、粗粝、苍茫，这不仅仅是地理的自然外衣，对李可来说更是潜藏在肌肉和血液里的一种气息，是组成生命最初始的一部分。他不敢轻易去触碰。要不是父亲决意死后西归，要不是担当着埋葬父亲的使命，他打死也不愿意去翻弄沉淀在生命河床里的那些沉渣。
李可的爷爷民国时期从保定府逃过来，在北京铁路局当了一名扳道工。扳道工爷爷用粗壮的手臂跟沉重的火车铁轨较劲，丰厚的汗水换来微薄的薪水，坚强而又坚韧地养活了一大家人。李可父亲兄弟两人。父亲作为长子，初中刚毕业便响应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发出的最伟大的号召，打了鸡血一样斗志昂扬去了西部。那是1966年。那年他差三个月才满17岁。那时他的身子骨还在抽笋一样发育。但他觉得他有义务去闯荡一片天地，在风沙中完成自己的成人礼。扳道工的爷爷沉默似铁，转身出门去打了一斤老白干，用两条铁轨一样的手臂为儿子斟满一杯酒。父亲仰头干杯，老白干从嘴巴和鼻孔呛了出来。扳道工爷爷将剩余的酒就着几粒花生米，品咂了一夜。
跟父亲一起报名西去的还有好友高志远。这名字取得很有抱负。但抱负似乎只停留在名字上了，因为他早早地死在了戈壁滩，成了黄沙的一部分。
那天，俩人在操场上踢了一下午球。父亲是北京29中足球队的边后卫，高志远是前锋。汗水湿透衣衫，俩人骑车蹿了大半个北京城。他们想用眼睛装下北京的山山水水，好在西部的高原里老牛一样回刍。在后海的一条小巷子里，俩人看见一个古董小摊上有一对古钱币，厚重古朴的黄铜颜色。摆摊的老人说，这可不是铜钱，是龙凤纹的平安扣。俩人情不自禁地掏尽腰包。老人说，一龙一凤，这是对子，一生一世不分离。父亲给了高志远凤纹的，自己留下那枚龙纹的。父亲说，在天尽头，我们永远不分离。
俩人脖子上挂着平安扣，将两架老自行车蹬得像要散架似的狂欢。青春的脖颈下，两枚平安扣在北京老城上空夕阳的映射下，光芒四射。
后来，同去的很多人想着办法离开了那片高原回到京城。没有离开的，也在战天斗地中开悟了脑袋出人头地，当官封爵。唯有父亲，40年后退休时只是一名医生，还是一名妇产科医生，而且严重的高原心脏病锈铁一般顽固地镶嵌在他的胸腔里。父亲在那片土地上的威望比做了官的同学还高，是因为父亲亲手接生的孩子有三千多，其中还有好多是两代人。父亲成了那片土地的送子观音。但在李可眼里，他就是一个接生婆。更恶毒点说，一个大老爷们靠掰女人大腿活着。李可从来就认为，父亲从事的那种职业令人很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