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江户时期教育普及的特征及其启示

摘要:本文从江户时代的文教政策、教育机构、教育普及的原因及影响等几个方面研究这一时代的教育状况,从而达到更深刻全面的了解日本教育现代化进程的目的。

关键词:日本;江户时期;教育普及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07)06-0061-02

从1603年到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前,是日本历史的“江户时代”,或称“德川时代”。日本的教育在这一时期呈现复兴趋势,并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它既包含了传统的保守因素,也孕育了教育现代化的萌芽,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迅速进步的历史前提。明治初期日本能够迅速实施义务教育,并能很快取得效果。是由于江户时代的教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普及。因此,研究这一时代的教育状况,有助于更深刻全面的了解日本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一、教育普及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一)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教育普及奠定物质基础

由于幕府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迫使平民在日常劳动和生活中离不开文字和数的计算,读书写字在一般人中习以为常,接受学校教育逐渐被认为是人生和社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活动。受教育的程度和能力提高与社会地位、生活水平的关系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二)教育观念的转变为教育普及奠定了社会基础

江户中期以后日益发展的对人的尊重和人本身是平等的观念,是后来打破教育上的身份制度、推动教育普及、促进教育进步的思想力量。阳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中江藤树的话——“学习可以使人成为圣人”,室鸠巢(1658-1734)说:“人本无贵贱之分,只依声望而生贵。其原因在于,人生于天地之间,身体相同,知觉无异。皆取之于天地,居住于天地。食之于天地。不以谁人为贵,不以谁人为贱。”在这里,他把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放在了无可置疑的地位,为提倡庶民教育、主张士庶教育平等提供了理论基础。中井竹山在《草茅危》《 健学私议》等著作中提出,除昌平坂讲习所之外,在江户、京都、大阪要建立规模足够大的直辖学校,其次在各地的中心城市及幕府直辖地,也要建立适应当地情况的各种规模的学校。学校不分社会出身,招收有才能者入学。他还建议改造寺子屋,使之成为国民的普通教育机关。

(三)崇儒学的文教政策为教育普及引领方向

德川幕府建立后,德川家康一方面采取禁教锁国的政策,另一方面积极倡导儒学,意在利用朱子学派的儒学来维护幕府体制,尤其是朱子学派的伦理学和经济论能够为他建立的封建等级身份制提供力量依据,有利于巩固其封建社会秩序。在德川家康的积极支持和保护下,僧侣出身的儒学家藤原惺窝,首先把儒教的研究从宫廷和寺院的垄断下解放出来,使儒学和幕府统治相结合,于是儒学很快得到推广,占据了封建教育中的统治地位。后代子孙也都遵循家康遗训,极力奖励学问。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亲自在幕府中讲授经书。并把江户孔子庙的所在地改称为昌平坂,将圣堂变成半官半私的学校。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执政后,致力于民众的教化和管理寺子屋,并用幕府的法令作教科书,甚至由幕府编订寺子屋的教科书。第十一代将军对各地设立的藩校加以资助,实现奖学政策,优待儒学者。各学派的儒学家中,大多数都在幕府的直辖学校、各藩的学校或民间私塾中执教,对日本的教育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644年以后的五十年问,是德川幕府最太平的时期,儒学在武士阶层中得到广泛传播。最早出现的日本儒学家就是研究中国程朱学说的朱子学者。在江户时代,朱子学派的学者很多,但他们只引进和传播朱熹的学说,并没有创造出新说。古学派号召从孔孟的原著中探索儒学的真意,敢于和那时势力异常强大的封建统治思想作斗争。是朱子学派的最大敌人。阳明学派也反对朱子儒学,推崇王阳明学说。阳明学是幕府的封建体制面临崩溃,古学受压迫。正统儒学不能继续发展时,产生于下级武士和市民中的意识形态。阳明学讲“良知”,人人皆有,讲“天地万物一体”;古学派的创始人伊藤仁斋讲“仁”,讲“有教无类”。阳明学和古学都是自发的企图打破那不可逾越的封建等级。各学派的儒学家,大多数人在幕府的直辖学校、各藩的学校或民间私塾中执教,既是儒学家,又是教育家。影响江户时期(特别是江户后期)文化教育的因素,除儒学各学派外,还有国学和洋学。国学以研究日本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为依据。国学家在藩校讲学,培养了大批弟子。洋学的传播不仅充实丰富了教育内容。而且促使幕府设立洋学研究机构,民间相继开办兰学塾传授洋学。洋学的内容更是进一步扩展到英国学、法国学、德国学等各个领域。为明治维新后移植西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等打下了基础。

二、完善的教育普及机构

(一)幕府直辖学校

幕府直辖学校层次最高,条件最优,专为幕臣子弟设置。目的是培养辅佐幕臣的官吏和实务人才。幕府时期先后设置的幕府直辖学校有21所,每所学校各有不同的职能和教育内容。江户时代后期,幕府又开设了藩书调所、讲武所及医学所等,以学习西方语言和西方技术为主。同时开始实现初、中、高三级编班授课,初级的为“素读所”和“复习所”,招收刚入学的儿童;中级的是“初学所”,学习中等程度课程;高级专科性质的是“稽古所”,这些初步显示了近代学制系统的雏形。

(二)藩校

藩校是由各藩参照昌平坂学问所设立的学校,教学原则和方法由各藩自行规定。幕府末期新设的藩校由重视儒学转变为重视近代实用科学,如算术、医学、天文学等。在入学者身份上打破封建世袭制,允许平民子弟入学。这样的藩校在明治维新之前已经开始向近代学校方向发展。明治维新后,藩校是近代中学的基础,很多藩校在维新变革时改为中学校或专科学校。

(三)寺子屋

寺子屋是专门为平民子弟开设的初等教育机构。教育内容重视实用,进行读、写、算的教育。儿童通常六七岁入学,学到十至十三岁开始当学徒,学习年限一般为四五年。寺子屋的经营管理者和教师绝大多数是农、工、商或医生等平民百姓。经营者在江户、大阪、京都等大城市多数是中层程度的商人;在农村和渔村,大部分是村长村吏等。寺子屋在日本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治维新后,日本普及小学,无疑是和幕府末期寺子屋的繁荣发展密不可分。

(四)乡校

乡校设在乡村,一般是在幕府或藩的许可、监督和保护之下,由幕府、藩直接管辖,对武士子弟和平民子弟施以初等教育。有藩主及其亲族出钱资助创办的;也有民间热心教育事业的办学者办的;或由民间知名人士开办。教学内容主要是读、写、算,特点是重视道德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介于藩校和寺子屋之间的教育机构。这种由政府监督设置和帮助的、面向本地各阶层民众的教育机构,显示了江户时代学校教育机构中公立因素的增长,成为近代公共教育的萌芽。

(五)私塾

德川幕府末期,私塾发展起来。私塾是一些学者在家庭设立的实施高等专门教育的场所。设置者多半是没有其他专门职业的民间学者,也有一部分是在幕府直辖的学校或藩校从事教育工作的学者,利用业余时间开设私塾。私塾的教学组织形式不一致,专门教授儒学的居多;有的传授国学,还有的传授洋学和医学,学生可自由从一个私塾转到另一个私塾学习。因此私塾实际上成了学派发展、学术传承的机构,也成为新教育观念和思想产生的摇篮。私塾在发展日本近代高等专门教育上有一定贡献。

三、教育普及的最大特征在于教育平民化

江户时代的学校机构发达,教育普及程度提高,人民的知识储备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江户末期在男子中有40-50%的人识字,在妇女中有15%的人识字。其中,武士及农村的村长之类的干部几乎100%识字;城市商人的识字率也达到了80%以上。从入学人数看,1854-1867年间进入寺子屋学习的人达到92万人以上,加上其他各种学校的人数,明治之前的就学人数达到130万人以上,与明治维新“学制令”颁布后的1837年相差无几。文部省编写的《学制百年》中也说:“明治五年颁布学制,以后在很短的时期内能够在全国开设消息,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江户时代寺子屋(私塾)的普及。”据文部省的《日本教育史资》所显示,幕府末期全国共有l万5千余所寺子屋。在江户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儿童的就学率就很高,据统计,1848-1860年,江户的平民子弟就学率已经达到了86%,一般小商店店主以上的家庭,其子女几乎100%都上了学。

四、教育普及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普及初等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与国力的奠基工程。明治五年(1872年)的强制普及教育和实现义务教育,正是在这种初等教育己经获得普及的基础上实施的。明治时代的日本,教育的普及与发展,使民众具有较高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质,对外来的科学知识、外界新鲜事物接受较快。为日本经济的第一次腾飞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日本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化,国力不断强盛,最终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强国。由此可见,要实现社会的现代化,首先必须实现人的现代化,要实现人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必须大力普及教育,发展教育,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在我国,由于一千多年的选拔式教育的潜在影响,普及教育、义务教育的起步晚而慢,普及教育和发展教育的阻力大,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这严重的影响农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教育部发布《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其中说,争取到2007年,全国农村贫困学生享受免费教科书和住宿生活补助,力争到20lO年在全国农村地区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2015年在全国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这真是可喜的进步。我们只有不断改革进取,吸取别国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并坚定的把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作为教育的目的。才能不断缩短与教育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我们的强国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