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民群众是我们党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坚持以往群众路线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扎实工作，积累了新时期群众路线的宝贵经验。主要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立场；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不断创新群众工作方式；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群众工作的核心；从严治党是群众路线的有力保障。
[关键词]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 D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08-0005-04
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了党在新时期面临的四大危险，其中一条就是脱离群众的危险。党的十八大提出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其目的就是通过教育实践，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本领。回顾总结新时期党坚持群众路线的基本经验，对于当前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推进攻坚阶段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立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新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10年“文革”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1978年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仍有2.5亿[1]。邓小平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2]为了尽快改变我国的落后现状，党中央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发展中依靠人民。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3]而发展的成果，也必须要由人民共享。对此，邓小平指出：“发展速度不能光看增长了百分之几，而要看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了。”[4]1983年，邓小平在视察江苏时看到人民生活水平切实得到了提高，非常高兴，他指出：“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质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5]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进一步指出：“8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6]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为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会提出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满怀热情地解决人民群众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
新时期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要尊重群众。胡锦涛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7]其次，要把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胡锦涛强调：“我们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8]其中，最重要的是改善民生。经过30年的努力，到2008年，我国贫困人口减少到2000多万[9]。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
二、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改革开放后，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了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例如安徽省肥西县小井庄、凤阳县小岗村等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农民的探索被批判为“分田单干”，是修正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时，在党内面临着很大的阻力。1997年10月10日万里同志在提到小井庄时说：“1978年夏秋……肥西山南公社群众自发搞了包产到户，省委机关议论纷纷。1979年初，我让省农委派工作组去考察，专门开常委会讨论，决定作为试点，不制止，不宣传，不登报。后来我又两次亲自去山南公社考察，表示支持。”[10]
为了打破阻力，推进改革，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重要讲话时，特别提到：“农村政策放宽之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起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11]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12]包产到户的争论实质上是对所有制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有不同看法。包产到户是一种农业生产责任制度，在原则上坚持了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不能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分田单干，因为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党中央在实践中把包产到户的经验总结提升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向全国推广。
伴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出现了剩余农产品与富余劳动力，两者相结合后，乡镇企业迅速崛起。邓小平指出：“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13]农村经济发展后，参与民主政治的热情提高，在广西的一些地方实行了村民自治，在试点完善的基础上，由村民自己选举村委会这种自治组织的做法被写入1982年宪法、1988年村委会组织法在全国范围内试行。大包干、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被称为新时期中国农民的三大创造，经过党的理论升华后推广，体现出我们党坚持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邓小平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乡镇企业的融资过程中，农民群众与基层干部把股份制引入合作制，以股份的形式融合不同所有者的生产要素，创造了股份合作制这一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改革难度增加，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也日益显现出重要性。
三、不断创新群众工作方式
改革开放后，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也从“单位人”中解放出来，成为“社会人”，大量的社会管理事务由社会组织承担。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群众工作方式显然与时代脱节，必须不断创新群众工作方式。
第一，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增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群众不再是计划体制下单纯的被管理者，而要成为社会管理事务的参与者。例如，2012年7月，因担心四川省什邡市宏达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引发环境污染问题，当地部分群众到什邡市委、市政府聚集，并逐步演变为群体性事件。该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部分领导干部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按领导意志决策，没有耐心细致的向群众作解释工作，更没有让群众参与决策。因此，政府应当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努力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统一，与群众平等沟通，倾听群众的意见。
第二，必须创新联系群众方式。改革开放后，在联系群众的方法上，仍沿用过去由上而下、执行命令式的集中下乡模式，出现了工作方式简单，联系方式官僚化，联系渠道狭窄化，联系手段唯物质化等弊端。因此在新形势下，必须创新联系群众方式。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的要求。各地纷纷建立了干部驻村帮扶制度、群众信访接待制度等；还有的在城市社区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实现了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全覆盖、服务群众经常化[15]；还有的地方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比如浙江通过微博对大学生村官进行调研，既节省了成本，又创新了工作方式；江苏宿迁把党政领导干部的分工情况与联系电话向社会公开，有利于群众直接反映问题[16]。
第三，积极探索建立群众工作机制保障。新时期的群众工作，应探索建立健全群众工作机制保障，推动群众工作常态化、长效化。例如四川省在实践中逐步建立健全群众工作考核奖惩和责任追究机制，形成了愿做群众工作、能做群众工作、会做群众工作的观念和氛围。在提拔任用干部时注重基层导向，凭实绩选干部，提拔群众工作做得好的党员干部。与此同时，因群众工作不力、信访稳定矛盾突出被列入重点管理对象的地区和部门不能参加当年评优和奖励；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相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要依纪依法严肃处理。这些机制导向极大地调动了基层党员干部做好群众工作的积极性，保障了群众工作有序有效推进[17]。海南省委设立了群众工作部，为群众工作设立常设机构管理，使群众工作有了实体依托，群众工作部与联合接访中心、行政服务大厅以及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协调联动，形成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合力[18]。江苏南通市党员人手一册《联系群众记录本》，将联系群众的时间、事项、内容、反馈情况予以详细记载，并通过检查记录本、电话抽查等方式，加强对走访联系群众情况的督查[19]。
四、维护群众利益是群众工作的核心
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0]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能够长期执政的关键。
第一，制定符合人民利益的方针政策。改革开放前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从1957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1966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生活比较富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21]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逐渐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22]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8年到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13786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元，实际增长6.3倍，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23]
第二，统筹协调各阶层利益。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江泽民在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24]另外，也出现了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城乡贫困人口等社会群体。这些都说明了群众工作的对象、类型逐渐多元化。虽然在理论上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就要求党和政府在土地征用、城市拆迁、企业改制、山林纠纷和社会治安中，统筹协调各阶层利益，使各阶层真正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进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第三，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的旧的利益格局，使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得到充分表达，但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框架下，农民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在利益分配机制中处于底层。例如，在征地补偿中，政府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做法，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变更为国有土地进入土地市场后，政府便以超过补偿费数倍的价格出让土地使用权，从而在征地与供地之间制造了一个利益空间，而土地增值产生的效益却与农民无关。这种土地使用模式中的利益分配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加上强制征地等极端做法，引发了大量群体性事件。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25]。这就说明要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在征地的利益补偿中，需要适当提高补偿标准。2012年11月28日，国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对原来的补偿标准做了修改，提高了补偿上限，为协调各方面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据。
五、从严治党是群众路线的有力保障
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些干部热衷于追求物质利益；只对上负责，不对人民群众负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严重，归根到底是脱离了人民群众，损坏了党的形象。邓小平指出：“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26]这就要求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第一，反对腐败，取信于民。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27]腐败必然导致脱离群众，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28] 对于解决的办法，他指出：“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29]为把会议精神落到实处，中央出台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体现了从严要求、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
第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以党员的权利制约权力。党员是党内生活的主体，个别领导干部的腐败，必定侵犯党员的民主权利。近年来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有关党员切身利益的党内法规，为维护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提供了政策依据。只要党员坚决行使党内法规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纠正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中出现的异化，就会出现领导干部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局面。
第三，把群众路线贯穿在反腐倡廉建设中。依靠人民进行监督，是行之有效的反腐败办法。比如近年来，在干部选拔中出现了“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情况，很少听到群众的声音，导致边腐边升、“带病”提拔，少数人跑官、要官，削弱了党的社会公信力。1998年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在选拔干部中率先实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在干部选拔后上任前，向社会公开，党委把对干部的评价权、监督权交给群众，达到民主化、公开化，取得了显著成效。中组部派人员到沐阳进行专题调研，把任职前公示制写入了2002年下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向全国推广，受到广泛好评[30]。任前公示制度保障了广大群众知情权，能大大避免“带病”干部被提拔的失误。干部晋升不仅要过领导关，也要过广大党员群众这一关。想顺利过群众这一关，必须为群众办实事，进而切实做到凭实绩使用干部，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让所有优秀干部都能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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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姚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