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人们自然地会把他与“炮轰”中国当代文学联系起来。2006年底暴发的“垃圾论”事件，不仅使这位从前在中国并不十分引人注目的知名汉学家成为了媒体“大红人”，由“顾彬现象”引发的一系列争论也成为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件盛事。浏览了国内对顾彬的相关报道与评论，发现印象式批评居多，多数是话题评论，能集中、深入讨论顾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文章，除了少数学者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评论外，其他有份量的文章并不多。我们认为对顾彬的讨论整体上存在着“话题有余，专业不足”缺陷。对—个学者的回应，应该建立在较为全面、客观的材料基础上，避开肤浅的媒体话题，围绕着他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来展开。
一、顾彬的中国文学研究
顾彬的研究范围广泛，著述丰富。他的学生和同事曾于他六十岁生日时，把他的各类作品大体归类并编了目录，作为给顾彬六十大寿的贺礼。这份目录收入截止2008年10月顾彬的主要学术成就，分为专著、出版物、编辑期刊、文章、评论、翻译和文学创作(包括散文与诗歌悼念文章)几部分。就其学术成果而言，应该说是非常全面、权威、可信的资料。因为数量庞大，我这里将在综述的基础上，重点围绕着中国当代文学进行。除了《论杜牧的抒情诗》、《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外，颐彬的其他学术成就主要还有：主编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该套丛书中文版权已由华东师范大学买下，于2008年开始部分出版。颐彬亲自执笔这套文学史著作的第一卷《中国诗歌史：从起始到皇朝的终结》；第六卷《中国传统戏曲》；第七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已出)；与Marion Eggert，RollTrauzettel，司马涛合作完成第四卷《中国古典散文：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散文、游记、笔记和书信》(中文已出)。其他专著还有：《猎虎：现代文学的六个尝试》、《关于“异”的研究》(中文版)、《影子的声音，翻译的技巧与艺术》。顾彬参与的中英文出版物还包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与马汉茂合作《苦闷的象征：寻找中国的忧郁》；与瓦格纳合作编辑会议论文集《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等。其他合编、主编、翻译的著作和文学作品按出版时间大致如下：《新领导下的中国：四人帮后中国社会、经济、科学与文化的回顾与分析》，翻译并评介茅盾《子夜》、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百花文艺：中国现代小说(1949-1979)、《中国现代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妇女与文学》、《高行健(车站)，来自中国的抒情剧》、《野百合花，中国文学翻译》、《走出百草园，鲁迅研究》、《基督教、儒教与现代中国革命精神》；《红楼梦研究》、《红墙之旅：唐代诗歌及其阐释》等。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方面，顾彬还翻译过巴金的《家》和《寒夜》以及冰心、卞之琳、徐志摩、冯至、郑敏等人的作品。他也曾翻译过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诗作及参与《毛泽东文选》的德译。连他后来否定的浩然作品，也有译作《两担水》(Zwei EimerWasser)。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主要的体现在诗歌方面。20世纪90年代起，已出版的译作主要包括：北岛《太阳城札记》、杨炼《面具和鳄鱼》、杨炼《大海停止之处》、《鲁迅选集》六卷本、张枣《春秋来信》、梁秉均《政治的蔬菜》、北岛《战后》、翟永明《咖啡馆之歌》等。从编目来看，中国当代小说方面方面的翻译较少，经顾彬教授确认，他确实只翻译过少量的中短篇。此外，作为作家，顾彬目前已出版三本诗集《新离骚》，《愚人塔》和《影舞者》，一本散文集《黑色的故事》。
据不完全统计，顾彬在各种刊物、报纸上发表不同语种文章二百多篇。根据出版编目，我从上百篇“文章”和“书评”中对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的五十多篇文章进行了归类，大致如下：一、诗歌类约二十篇，顾彬对中国当代诗歌持肯定态度，因此对于诗歌的研究我们暂且忽略。二、词典词条六个。在《当代外国文学批评词典》中，分不同年份撰写了王蒙、张洁、王安忆，张颀颀、北岛、大陆与台湾文学词条。三、戏剧类一篇，《行为抑制示例：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此文也有英语版。四、当代文学(小说)的批评文章、访谈、书评共约二十余篇。其中书评有八篇，分别是：棉棉《啦啦啦》、卫慧《上海宝贝》、黄慧贞《可怜的女人》、余华《许三观卖血记》、BernhardF ii hrer《审查：在中国历史与当代中的文本与权威》、魏纶(Philip F.Williams)、吴燕妮编《作家笔下劳改营里的重塑与抵抗：纪律和公布》、南木《那一片海》、金介甫编《后毛时代：中国文学与社会(1978-1981)》，以上书评篇幅一页者居多，也有一些是用英语发表，篇幅较长。其他涉及中国当代小说的文章和访谈有十多篇。直接讨论作家文本的有四篇。
虽然这份个人学术成果编目并不完整，有所遗漏，却能基本代表顾彬的学术成就。以此为依据，我们认为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整体上呈现“翻译大于研究、诗歌多于小说”的特点。就当代小说而言，又有以下特点：早期的研究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学分析的色彩较重，研究的对象基本止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代作家的兴趣点较少并且有着私人交往的痕迹，当代小说的翻译较少，具体作品的文本分析数量较少。第二，阅读多，评论少。其实，这应该是每个学者的特点。一方面，我们没有精力把那么多的阅读转化成写作；另一方面，许多阅读也激发不了个人的写作欲望。顾彬的“阅读多，评论少”，除了前述理由外另有他意：这里特别强调颐彬已经发生的阅读量和他应该转化(而未转化)的评论太少。他对中国当代小说颇有微词，也有学者怀疑他的阅读量如何，如果他对当代小说连起码的阅读量都没有，那么他的批评意见自然也将变成空中楼阁。顾彬曾在其他访谈中提到过他对中国当代小说的阅读情况，承认阅读较慢，数量比不过中国学者，九十年代后读得较少等。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阅读量，以这么少的研究成果就对中国当代文学发表一些印象式的批评意见，那么学术严谨性将荡然无存。就作品而言，波恩大学的图书馆及顾彬的私人藏书都很丰富，当代文学各个时期、各类代表作品基本能见到。从书评、各类访谈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都能显示出他的中国当代小说的阅读量。笔者以为顾彬的阅读量虽然不能和国内学者相比，却也足以支撑他的批评。相对于阅读量，笔者更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与当代中国及小说的隔膜究竟有多大?笔者以为他的海外视角在成就他的同时也遮蔽了他；他贡献了一种超脱的个人化批评标准，却忽略了中国当代文学许多特殊的“成长经验”，也少了些中国人对这段历史特有的“切肤之感”，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会有所论述。第三，范围广，焦点少。这是我对顾彬整体学术研究的印象。作为学者的顾彬，其学科背景比较丰富，知识体系相对完善，既有德国哲学、文学、神学方面的西学积累，也有汉学和
日本学的相应准备，语言能力也不错。特别是对中国文学的积累，从唐代延伸到现代和当代，这让他在西方的横向参照系外，增加了来自中国传统的纵向参考。同时，作为翻译家和作家，他比普通学者拥有更多体味语言和文学关系的渠道。这种跨语际、国别的文学体验，虽然不一定有必然的话语优先权，至少能成为有益的话语资源。有学者指出顾彬否定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有四个参照：一是欧洲尤其是德国经典作品；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三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四是以西川等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诗人。笔者非常同意这一判断，从颐彬的简历与著述中也可以得到验证。从出版编目来看：无论是编著还是文章，其研究范围都相当广泛，可以说纵横于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这同时也会为我们带来一个巨大的疑问：顾彬的学术着力点究竟在哪里?虽然顾彬教授一生勤奋，每天只休息五个小时，即使考虑到天赋异禀的因素，就个人的精力和研究的范围来看，如果在每个研究领域都成就非凡的话，总让人有点力不能及的顾虑。我并不怀疑顾彬教授的认真、严谨与勤奋，但就编目中当代小说成果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大陆当代小说的研究来说，他的一些结论是令人怀疑的。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书评
2008年9月，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发行。在“垃圾论”的背景下，这部著作自然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产生不少书评。这些书评大多肯定了顾彬“执迷中国”的精神，书中由“批判性距离”产生的不同于中国的海外视野(或“世界文学”)，作为个人学术史的独特声音性及审美能力等。肖鹰特别强调了此书贯彻了对于“一种真正的对话”的渴望，具体解释为：热情的追问、真诚的倾听和坦率的表达。对于书中存在的缺陷：如严家炎认为“疏漏了若干较重要的作品”、“误读”、“较大的问题，则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看法”。陈福康认为“此书不少地方仍未跳出一些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框框，也仍未跳出中国一些‘精英’论者的框框”，“许多中国新发现的史料，新论定的史实，作者似乎都不知道。因此，此书仍然不能完整地准确地反映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全貌。尽管作者强调‘思想史深度’，但却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争鸣也很少写到。至于文学社团的发起和活动、文学报刊和书籍的编辑出版等文学史上的鲜活内容，更几乎毫无涉及”。关于书中史料的误读和错用及其中隐藏的问题，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分别指摘了出来。
作为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主译者，范劲从“真相”和“形象”人手，通过对顾彬叙事模式的分析，以具体的例子论证了“真相永远只存在于意识和对象、作者和文本‘之间”’，对顾彬的叙述姿态和研究立场提出某种程度的质疑和修正。如顾彬认为郁达夫《沉沦》、老舍《茶馆》中“叙述者的陈述是形象，作者的意图才是真相”，范劲认为顾彬的理解显然是非常个人化的“一种”解读方式。再如对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从德译诗指出，那“完全是从他自己的‘反误读’的角度出发，而丧失了原文中‘我’和对象交融的关系”，因为“颐彬没有考虑传统诗歌修辞中的互文手法”，“顾彬暗暗走向了独自”。就“中国和世界的交融——顾彬的另一中心母题”，作者以唐湜的说法有力地反驳了顾彬“陈敬荣1946年在上海开始翻译波德莱尔和里尔克，并由此变成了一个女诗人”(而这可能正是陈晓明认为“顾彬的批判基于他的同质化的欧洲文学观念”的表现之一)。尽管顾彬保持了和他研究的对象之间的“批判性距离”，遵循个人性的阐释立场，“依据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性精神的穿透力”维护着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美学标准，并且特别说明书中的评价都是他个人的主观见解。但他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可能不但真的存在“距离”，似乎还有许多“隔膜”，尤其是对中国当代文学。范劲的一些观点可以从陈晓明的文章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回应，如陈晓明认为“硕彬的批判基于他的同质化的欧洲文学观念，对这种‘对中国的执迷’所依据的中国本土历史语境，持过度贬抑的态度，这就影响到顾彬叙述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周全性”。并从“对中国的执迷”在顾彬的文学史叙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既被贬抑，被放逐；又时时被召回借用”做了精彩的分析，论证了“异质性的中国让顾彬在叙述中国当代文学时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理解的参照系”。“根本缘由在于，在顾彬的现代性谱系中，中国当代文学无法找到安置的处所。他所理解的中国当代，在与中国现代断裂的同时，也与世界现代脱离，它是被区隔的异质性的文学。1949年以后的中国，被悬置于现代性之后，封存于‘专制’、‘集权’的密室内”。笔者比较赞同陈文中的一些观点，如顾彬先验地把中国文学放逐出世界文学的场域，存在着另一种“政治执迷”的参照。他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嫁接到欧洲的现代语境中，从而淡化了20世纪中国本土的经验(这一点也往往会成为别人肯定顾彬的依据，如被理解成“世界文学的标准”)。顾彬强调现代人的内心经验出发，注重分析作家的情感心理和文本，并且似乎专注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文学性价值等(所以他基本忽略了有特定文学史意义的那些作品)。陈文特别指出顾彬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西方汉学的基础上，其中西方汉学研究的学术含量相当丰厚，但对中国大陆的当代研究资料几乎没有涉猎，虽然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一些，从引述来看，几乎没有实际运用。这使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几乎与中国大陆隔裂。陈文也委婉地表示了对顾彬中国当代文学的原文阅读量的质疑，顾彬对苏童、莫言、贾平凹的评价，笔者也以为很难令人信服。王家新的分析也可以和陈晓明形成一种学术对话，他认为“这是一本有着独特的批评视角和个人文体的文学史和思想史著作，也是一部能够不断引发人们去思考的以中国文学为对象的著作。它也许不那么‘客观’，也不‘全面’，却富有新意和敏锐的洞察力”。虽然也是支持顾彬的观点，但行文却比叶开的评论要显得客观、冷静、内敛和心平气和的多。文章抓住顾彬评判文学的标准——“最后肯定是世界文学的标准”来展开。指出顾彬的“世界文学”并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观念，因为他深知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达到了—个怎样的高度，他就是以这样一种眼光来看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因而他的视野已远远超出了一般西方人的视野，体现了一种中西视野的融合，他的“世界文学”是由不同时代和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所形成、并在当今世界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文学。王家新认为顾彬在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时一再谈到语言问题，是因为文学的价值最终只能由语言来承担和决定，也因为中国现代出过鲁迅这样一位语言大师。并认为顾彬坚持了一种“不合时宜”的“精英”立场导致他的声音“打击面”太大了，在方式上或许也有些偏激，但其出发点是在以“世界文学”之名来伸张卫护文学的价值和尊严，并对我们习惯了“自己给自己打分”提出了批评。我认为范劲、陈晓明、王家新的三篇文章以一种文本对话的学术精神共同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