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文学理论往往基于理论原点，根据某种现实性进行逻辑推演，形成普适性的体系框架，而批评则是对具体现象或作品或思潮进行把握，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确定其意义，以便于形成经典杰作的等级体系。但在当代文艺学领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趋向，即：批评越来越不像原本意义上的批评，而逐渐向理论的方向靠拢；与此同时，理论也越来越不像原本意义上的理论，而往往化身为具体的批评。批评与理论原先似乎分立为两个领域，但如今批评的理论化与理论的批评化相向而行，相反相成，逐渐地形成了当代的所谓“批评理论”。本文简要分析这种批评理论出现的现实原因和当代意味，试图把握批评理论潜在的研究策略。
批评理论化其实是现代学术分化的科学化、学科化和教学化的必然结果。传统批评侧重分析和评价，批评家按照某些标准确定作品性质，评估作品价值。２０世纪以前的批评大都以此立意，但２０世纪以来出现了反对印象批评的批评理论化的倾向。首先，文学研究和批评要求做到客观化、模式化，甚至追求一门“作为科学的批评”，批评的目的就是证明作品本身和作品的代代相继中存在的一种易解的秩序。以艾略特和理查兹为代表，推动了英国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和学科化。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叙事学和后结构主义批评都有这种倾向。其次，批评本身也要求彻底的哲学反省，以确认批评的个人创造性和对作品阐释的主导性，以德语国家的历史解释学、解释学哲学，以及日内瓦学派的现象学意识批评为代表。再次，随着现代人文学科的确立，专著、期刊和学术会议的数量急剧增加，职业批评的竞赛也有助于鼓励新思想、新实验，教师们利用确定的理论知识来教育学生，并且批评的科学化、理论化和模式化有利于形成对各类作品的精读、解释和风格分析等，也有利于学生迅速掌握一种可以立即使用的技术。科学化、哲学化和教学化一起导致批评的理论化，其结果是形成了新的批评话语和理论，新的批评观和新的批评课程。批评大量征引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批评话语日渐专业化抽象化。批评如同理论一样，往往必须审定立场、观念和方法，那种只从感觉、体验和印象去解释作品的情况不被视为理所当然。批评变为意义生产的实践，它们并不准备附庸于作品之下，而是从特定的问题意识出发，参照某种跨学科理论体系而建构起元批评框架，在作品的基础上生产自己的意义，一方面对作品进行阐释，另一方面发凡起例，建构起批评的理路或模式。即以韦勒克这位新批评理论的集大成者为例。尽管他曾确立理论、批评与文学史的三分格局，并以此写就著名的《文学理论》，但他也不得不强调批评的内在哲学和思想根基。在３０年代与利维斯的论争中，他认为凡是背离思想的批评都是缺乏说服力的；在５０年代撰述的煌煌巨著《近代文学批评史》中，他承认自己所理解的批评可以看作是高高在上的“纯美学”与不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单纯的印象主义的趣味言论”之间的折衷，不仅是对个别作品和作者的评介，而且更主要也包括迄今为止有关文学的原理和理论，文学的本质、创作、功能、影响，包括文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关系，包括文学的种类、手段、技巧，文学的起源和历史这些方面的思想；尽管他也批评“近来的批评”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企图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神学、甚至是一种神秘的启示：“批评已经变成了哲学”。在韦勒克看来，批评自身从来不可避免地有着理论化的倾向，理论化是批评界内部涌动着的基本旋律。从总体上看，２０世纪以来的几大批评流派，包括形式批评和历史批评，科学主义的批评和人文主义的批评，尽管其内在理路或幽或显，不一而足，但都没有停留在作品原意和解释上，相对于１９世纪的实证批评和印象批评，体现出十足的理论化特色。
所谓理论批评化又怎么讲呢？对当代社会和人文学科而言，理论批评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自然，理论批评化的转向是有当代社会制度化、信息全球化和文化商业化等诸多现实背景，但值得认真把握的是在急剧转型的西方２０世纪，人文学科内部思潮或世界观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在此世界政治格局瞬息万变、经济脉络错综纽结、文化交往日趋频繁的时代，人们发现，个体主体的定位已经发生问题，主体的再现（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当然也产生危机。人们不会再简单看待写实主义式再现，不也会轻易相信那种认为现实俱在可靠无庸置疑、人的观察也同样不成问题的自由主义观点。在２０世纪西方，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人们发现，启蒙时代以后的理性主体及普世理念已经开始全面瓦解了。笛卡尔为摆脱外在神性决定论，确立“我思故我在”的原则，转以自我为中心，有步骤地编织出一个完整的世界，构成一个有整体性的对象。但孰料，把现象一概加以抽象化和普世化，理性主体的合法性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强势主体在２０世纪强调主客互动的现象学后稍有改观，语言学转向之后主体的重要性进一步受到削减，海德格尔强调在主客之间的语言支配性，结构主义认为与其说人用语言，不如说是语言说人，语言是约定俗成，但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其实是武断。后结构主义甚至只承认有论述，而不承认有主体和普遍这些事，阿尔都塞则认为主体定位由不得自己，我们只是意识形态“询唤”的产物。在这种主体日益成为问题而又绕不开的局面下，人们发现，与其泛泛而谈，不如化整为零，谈不同的主体，谈主体的结构功能，如逻辑主体、语言主体、观看主体、欲望主体和司法主体等个体实际的运作。谈不同的主体的同时，也谈不同的客体，并且配合以具体的时间与空间脉络。谈主体，谈客体，更要谈主客互动，并与历史相融合，透过不同的身份认同机制来谈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辨认自己。概言之，西方哲学的主潮是透过具体来看对象，看主体。
透过具体来看对象和主体的思路，结合到文论和研究就是理论批评化。理论批评化强调：透过文学作品看万千主体及其认同机制。２０世纪以来尤其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以来，文论家似乎从来都不是如黑格尔那样善于建构普遍体系，思想家们已不再那么自信、全面、完整和决断。突出的如２０世纪下半期盛行于欧美的后结构主义，其批评理论式的写作在当代西方有着无穷的杀伤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在后结构主义写作那里，比如罗兰·巴特对巴尔扎克《萨拉辛》的分析、德里达对卢梭《忏悔录》的阐释、德·曼对普鲁斯特小说和里尔克诗歌的解读、希利斯·米勒对哈代小说的分析，从来都不是以宏大的思想原点和普世逻辑展开推演，也没有最终统一的理论，而只有以批评的面目显现的写作实践。在具体本文的批评实践中，这些后结构主义理论家进行着激烈的思想辩驳和理论搏斗，刀光剑影，凶险万状，但思想和理论已然沉潜并化身为对文本的阅读和修辞的批评。他们对文本的阅读总是瞄准一种原作者没有意识到的关系，一种作者所把握的和未把握的之间的关系，通过文本阅读和修辞批评，生产出在文本深层隐约可见而又自行消解的意指结构和关系脉络。在这些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看来，与其用作品文本来引出某一种一劳永逸的叙事诗学，不如来仔细看看作品是怎样抵制、并最终否定了叙事的逻辑。也就是说，批评的目标并不是奢望科学的发现和一劳永逸的真理，而只是具体的意绪和内在的裂缝，系统已然瓦解，结构荡然无存：阅读变成一种“细读”，批评只能是阐释和再阐释。正是在这种具体的阅读、批评和阐释中，后结构主义以具体的批评实践刷新了人们对文学活动和哲学活动的理解，形成了某种具有相对普遍性的解构理论。在经过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理论之后，欧美学界和批评界不得不正视语言和修辞在各类写作（包括哲学、历史、科学等）中的基础性作用，不得不审视写作过程的语言性和各类书写的“本文性”。对作家而言是用一种语言、一种逻辑写作，但此种语言和逻辑自身的系统、法则及生命非但不可能由作家的话语任意控制，相反倒过来要制约作家的创作。对读者而言，读者所见的真理和现实，不过是文字的虚设构架，读者往往欲止步于字面义，偏偏看到了形而上义，读者期待有所深悟，结果却终是失望。这些解构学者照顾不到人们对理性主体仍抱着的温情，但他们却以片面的深刻指出主体思维和普世理论的当代困境。后结构主义以其具体的文本或个案分析，不仅刷新了人们对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理解，而且抹除了哲学与文学之间的界限。以批评现身的理论强调语言的修辞性和阅读的开放性，这种思路也逐渐为后学所继承。
那么，理论的批评化是不是如某些国内学者理解的“文学理论向形而下的批评化滑行”，从而使文论“缺乏对文学整体、宏观的烛照”，使“阐释流于琐屑和平庸”呢？理论的批评化其实并不是丧失理论勇气，恰恰相反，其实体现社会转型期通过文学来透视世界的一种问学策略。这种思路勇于抛弃自欺欺人的普世迷梦，摒弃那种只认原点、体系和立场、自恃理论大全的“政治正确主义”，这正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稳健观点。不妨再以后结构主义为例，体会它可能带来的启发。比如，通过具体的语言和文本分析，罗兰·巴特发现，文本一旦拆散就永远无法再组合起来，只能无限制地拆下去。任何文本都不具备一个固定的意义，对原意的阐释只是一种徒劳的行为。而追求意义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愿望，它必须让位给意义生成过程和解构过程的探讨。文学批评的对象已经不再是文本，而是“文本的策略”，即意义的产生条件和意义的构建过程与构建技巧。如卡勒评论巴特时所指出的那样，“巴特强调批评家的职责不是去发现一部作品的潜在意义（过去的真理），而是为我们自己的时代构造可理解性”。巴特自己也说，“在我的一生中，最使我入迷的事情就是人们使其世界变为可理解性的方式”。巴特如此着迷于这个时代的“可理解性”，并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表意结构或表意实践来揭示这个世界中各式各样、或大或小的“可理解性”和“表意策略”。这些看来并不是理性主体出发的文论推演，但他却由此先后建设起神话学研究、符号学原理、《Ｓ／Ｚ》分析和“文之悦”学说等，这一系列文论成就难道不富于建设性，富于启发性，不与时俱进吗？古人说，临渊羡渔，不如退而结网。理论屈尊化为具体的批评，同时保持对自身思路的反省，难道不是更有利吗？世界是具体的，现象是杂多的，理论必以批评为基础，难道可以撇开具体和现象而自存，而高高在上吗？在汲汲于理论原点而不得的时候，又如何推演？循何种逻辑推演？这样说来，批评理论即是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段的一种特定的融会方式。在当代文学研究界，批评理论化与理论批评化的相结合就是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实践带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和策略性。有专业性和技术性，意味着相信从文本入手收获可能来得大些，批评理论始终依赖于各类文本（主要是文学文本）的修辞性阅读，并由此展开更广泛的理论分析和考察。所谓策略性，意味着回到文本、回到历史，注重作品的历史语境与评论的历史语境，批评理论不宜泛泛而言，而应该深入到各类文本中去发现再现的不同机制。批评理论其实就是在某种问题意识的牵引中，在对文本和修辞的开放性分析中，质疑常识、透视社会、反思理论和面对生活。
在处于剧烈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批评理论的土壤显然是存在的。批评理论举擢而出，也必定受到某些“高大全”理论的抵制，但它正在寻找适合自身的存在空间和发挥作用的开阔地带。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