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称为“再论”，无疑前面已有论述，那就是拙文《华语语系文学的话语建构及其问题》（《学术研究》2010年第7期）。毋庸讳言，近些年来有关华语语系（Sinophone）的话语/论述颇有赓续和发展，如史书美教授对自我观点（尤其是以其论著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①为代表）的丰富和部分扩充，尤其是“反离散”②叙述，石静远（Jing Tsu）教授有关中国/华语（文学）当作是文化“资本”勾连外界的媒介，之间的关系远比政治对抗复杂，“华语综理”（Sinophone governance）作为一个别出心裁的关键词可以看出论者的别具匠心。③值得一提的还有陈荣强（E. K. TAN）博士立足南洋文学而做出的有关翻译语境中的不同中国性及身份认同等议题的再思考。④当然，中国大陆学界也不乏相关思考和访谈。⑤
上述各具特色的论述丰富了我们对华语语系的思考，既带给我们新的思路冲撞与问题意识挖掘，同时又因为此概念相对较新、依旧处于成长和发展中（in progress），加上有关论者可能的“我执”偏见而亦有其盲点和不见。而同样重要的是，这同样亦该引发大陆有关学界的反思、评鉴、吸纳与推进。因此，本文的论述分成三部分：一、缕述华语语系论述的立场与洞见；二、指出其盲点和不足；三、反思大陆有关话语的吊诡和改善可能性。
一、华语语系（文学）：立场与洞见
毋庸讳言，日益热闹乃至喧嚷的华语语系的话语/论述对于丰富华文文学的有关研究不无裨益——如问题意识的找寻和可能的范式更新（paradigm shift），当然，它的产生和兴起也是基于目前研究现状（尤其是作为中心之一的中国大陆）的一种理论不满以及对应性创造。从此视角看，华语语系的崛起更多是一种中国大陆以外华人学者的理论表态，“从这个角度来讲，‘Sinophone’话语的建构是海外华人学者的一次理论介入。在‘语言’（华语）政治的论述之下，文学的等级秩序、‘一统’神话似乎面临着动摇的危机。”⑥
（一）立足本土性。
毋庸讳言，无论秉持何种华语语系的观点和立场，他们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细究各地华文文学的本土性诉求，举例而言，如相对包容而开放的王德威教授，“‘Sinophone Literature’的提出，就是期望以语言——华语——作为最大公约数，作为广义中国与中国境外文学研究、辩论的平台。”⑦或者是主张剔除中国大陆文学主体的史书美，“我以‘华语语系’这一概念来指称中国之外的华语语言文化和群体，以及中国地域之内的那些少数民族群体——在那里，汉语或者被植入，或者被自愿接纳。”⑧
不难看出，他们对于各个区域华文文学的本土性看重意味着他们突破了大陆官方/学界主流语汇中的整体性表达——那当然是中国中心（China centrism）——华文文学大同世界或“世界华文文学”表述的虚幻的一体性想象。易言之，在华语语系的视野里，不同地域和时空的文学本土生成、场域（literary field）得到仔细而切实的观照，同时，本土发展的复杂性，尤其是不同于中华文化母体的差异性更得到重视，即使中国中心主义者最引以为豪的中国性（Chineseness）也会产生“本土中国性”，和文化中国性大部分叠合，但亦有更改、冲突或发展。当然，反过来说，这也是它们可能以边缘消解中心、返回中心，甚至逆写（write back）中心，或自我超越中心的资本，如人所论，“‘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 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对各个区域的华语文学有着历史的尊重和切实的了解，从而在‘本土性’建构的基础上，从地域的角度切入华语文学比较研究，重视文学与区域（国家） 的微妙互动。这种‘本土性’建构的理论冲动来源于反殖民和去中心化的关切。”⑨
（二）跨学科视野。
需要指出的是，史书美的论述更多是华语语系论述（Sinophone articulations），这实际上比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更宽泛些。不必多说，这也是基于她自身的特点和研究优势，同样因此其论述也有其优点，那就是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视野与强调——这种视野既是一种华族/文化的本土呈现，又是一种研究策略。
史书美指出，“‘华语语系’是地方本位的、日常实践和体验的，因此它是一种不断经历转换以反映在地需求和情况的历史性构造。它可以是一块对各种中国性建构既渴求又拒斥的营地；它也可以是一块迂回地强调民族特性甚或中国无关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的发酵之地。使用某种跟中国有历史同源关系的华语，并不必然需要跟当代中国关联起来，这正像说英语的人不必跟英国关联起来一样。换句话说，‘华语语系’的表述，可以在人类言说领域中采取所有的不同立场，单其价值决断并不必然受制于中国，而是受制于当地的、区域的，或全球的各种可能和渴求。这里没有拒斥、合并和升华（sublimation）等二元辩证逻辑，而至少是三元辩证逻辑（trialectics），因为发挥调节作用的远远不止一个持续不断的所谓‘他者’，而是有很多介质。”⑩不必多说，上述论述中不乏理想性元素，同时因为她更多以欧美华人族群为研究对象，而推及复杂多变的其他区域，似乎也有一些问题——比如马来西亚华人文学，它拥有相对完整、坚韧的华文教育制度同时也和中国（尤其是文化上）保持密切关系。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提法更有利于研究者从更整体和立体的角度观察和思考，比如上述马华文学的研究者必须同时通晓相关历史、政治、教育和文化等诸多层面，才能真正成为优秀的专业人士，而缺乏跨学科视野则必然导致残缺、偏执，甚至是贻笑大方的外行。
当然史书美还有更大的野心，那就是将华语语系上升为一种认识论，“华语语系作为一个概念，为一种不屈服于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压力的批判性立场提供了可能，也为一种多元协商的、多维的批评提供了可能。这样的话，华语语系就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华语语系一开始是一个关乎群体、文化和语言的历史和经验范畴，而现在，它也可以重新被阐发为一种认识论。”11甚至她也希望强调华语语系和其他理论的对话性与连接性（conjunctive），这样一来，她就将之提升为一种高端理论，不仅立足华人研究，而且又超越华人，成为一种高瞻远瞩的理论制高点。
不必讳言，华语语系一词的出现自有其巨大功用，比如说，一帮助我们重新反省中国大陆文学和其他华人区域文学之间的繁复关系，尽量突破褊狭的中国中心主义，而更多采用多元并存的视角看待这种既互相呼应、对话、纠缠，同时又往往从本土性和政治属性上主体性浓烈的事实。二提升各区域华文文学的地位，同时也通过跨学科的关联性思考强化和丰富有关区域华文文学研究，比如如果通过华语语系视角看待新加坡华文文学，同时也可以关联新加坡华人社会，乃至更庞杂的“新加坡学”。12
同样，如果具体到华语语系（文学）的应用范畴时，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之前大多数概念的过于刻板和笼统，它在如下几个层面往往可以发挥较好的功效：1.有关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身份找寻问题；2.不同区域之间的地缘政治和文学创造如何互相影响，从来带来各地文学的嬗变；3.在同一个时空里，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对话、冲突乃至媾和之下的文学因应；4.作家个体在流动/离散场域中的复杂反应和书写，等等。
二、如何华语语系：盲点与不足
毋庸讳言，因为成长期较短，论述立场和研究对象既有关联但又千差万别，华语语系论述也有自己的问题和缺陷。比如史书美教授强调的剔除中国大陆汉语文学立场，更多是借其他区域华文文学消解大陆中心，也自然有其政治策略强调的偏执。13
（一）对抗性贫血。
或许正是为了增强杀伤力、争夺更大的话语权和吸引眼球，史书美采取了相当具有颠覆性和对抗性的语汇，比如“反离散”、借用“定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14等等。持平而论，上述观点不乏壮士断腕、釜底抽薪的勇气，比如从此视角看，对于台湾的原住民来说，殖民历史一直在延续，可能连台湾自诩为本土的闽南人/在地人也变成了一种殖民者，相当令人震撼；但同时此观点却又因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而不乏偏执。
我们不妨以其“反离散”为例加以说明，似乎是针对中国中心的论述，她把离散（华人）看作是朝向中国中心的一个行为和思想指向，并指出在离散中国人研究中，“对于以中国为祖国观念的过多倾注既不能解释华语语系人群在全球范围内的散布，也不能说明在任何给定的国家里面族群划分和文化身份上不断增加的异质性。”15因此她更主张“反离散”，更强调落地生根（乃至归化）的可能性，这当然是基于欧美华人的研究个案，但东南亚华人聚居区产生的新马华文文学显然比她的概括复杂。某种意义上说，离散或移民性是马华文学、新华文学不可逃避的命运：对于马华文学来说，整体而言，对于她的身份认同指向，如果不能上升为和马来文学平等的国家文学，那么她其实就是在国家内部永远的陌生人和流浪者，同样要面对在地霸权（local hegemony/hierarchy）的压迫，甚至同时可能是无法回归文化祖国（cultural China）的多重离散；而若归入到文学内部，留台生文学的文化认同，无论对于大马还是中国母体，都有不同的离散感。同样，新华文学的移民性迄今未曾停歇，南来作家，以及似乎永远“新”下去的各个阶层的新移民作者（文化人、留学生、陪读妈妈、人蛇、女工等等），而新加坡的人才引进政策一直持续。回到新华文学本土内部，我曾经以英培安的《画室》为例分析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里面的内部殖民和被离散表现16，这一切，还加上优秀个体具体性千差万别的身份差异和认同，似乎在在证明了“离散”一词的巨大功用，远非“反离散”可以终止的。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史书美也曾经以东南亚国家中的马华文学为例加以说明，她认为，即使新马华人寻求本土化的意愿相当浓烈和历史绵长，而因为其身上的华人性（Chineseness，或译中国性）则往往被统治者视为是外国的（“离散的”），而不具备真正的本土资格。17这样的论述不免问题重重：非常吊诡的是，这样的思维逻辑结构居然和马来人（尤其是统治者的口径）如出一辙，难道长期居住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永远是一种原罪的存在？必须彻底清除身上的中国性而俯首帖耳，马来人的本土性实现彻头彻尾的本土化归（assimilation）？而在我看来，让大马的华人彻底同化无异于痴心妄想，过去上百年的历史事实和无数大大小小的不同种族间的现实协商、冲突、对话等等都一再说明，马来西亚社会更该是多元种族、文化求同存异之后的和谐并存，即使是占据主流的马来人也不能吃掉和同化其他种族，否则，很可能就是灾难。新马华人当然可以在中国性、马来性（Malayness）、西方现代性之间找寻一种自以为合理的协商（negotiation），从而生成本土中国性（native Chineseness），何况大马的马来人和华人都必须同样面对各个层面（经济、政治、教育等）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他们的主体生成有交叉和共通点？
同时，相当吊诡的是，史书美的华语语系剔除了中国大陆文学主体部分，而呈现出一种对抗性的贫血。众所周知，无论从文学生产数量（出版、读者、作家、学人培养等），还是华语文学的延续性、载体规模（如四世同堂等）等，中国大陆都是无可替代的中心之一。如果矫枉过正，那么“华语语系”就成了关起门来自己过家家的短命操作，它要么变成了和华人性日益疏远的族群研究很可能被边缘化，要么闭关锁国、落入本土门户主义自生自灭的窠臼中。某种意义上说，这和中国中心主义、大汉族沙文主义共享了粗暴和短浅的思维逻辑，为此王德威犀利地指出，“在这个意义上，她的Sinophone作为一种政治批判的策略运用远大于她对族裔文化的消长绝续的关怀……更进一步，史教授将Sinophone落实在对当前中国论述的对抗上。那就是，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政治主权，海外华语地区的言说主体也有权决定他们不是‘中国’人。而他们既然自认不是这一狭义定义的‘中国’人，他们就必须捍卫他们的立场，那就是‘华语语系’立场。同文同种并不保证对特定国家/政权的向心力。华语语系立场因此永远是一个抗衡的立场，拒绝被收编、被自然化为‘中国’的立场。”18
（二）实质命名：华语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