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18·成都·音乐史学方法论与学科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11月 3日至5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此次学术研讨会邀请到国内外多所著名音乐学院的专家及教授，主要围绕“音乐史学史与历史编纂学”和“学科交叉视野及个案研究”两个专题进行探讨，并针对中西方史学方面的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自由讨论与交流。
关键词：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史学方法论;会议综述
中图分类号： J6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2172（2019）01 - 0017 - 08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19.02.003
2018年11月3—5日，由四川音樂学院主办、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承办的“2018·成都·音乐史学方法论与学科新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音乐学院大音乐厅隆重开幕。本次研讨会邀请到来自巴黎音乐学院、日内瓦音乐学院、法国鲁昂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等国内外多所著名音乐院校的20余位知名专家及教授参与，不仅是中西方音乐史的学者们就史学方法论相关问题进行的一次讨论与对话，更是中国音乐史与西方音乐史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的首次交流，意义重大。会议为期两天，共举行研讨会13场，主要围绕“音乐史学史与历史编纂学”和“学科交叉视野及个案研究”两个专题进行探讨，最后还针对中西方史学方面的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自由讨论与交流。由此，笔者将从“开幕式与主旨发言” “音乐史学史与历史编纂学” “学科交叉视野及个案研究” “自由发言与讨论”4个方面对本次史学会议的概况进行简要的梳理。
一、开幕式与主旨发言
（一）开幕式
会议开幕式由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传媒学院院长包德述教授主持，四川音乐学院时任院长林戈尔教授致欢迎辞。林戈尔教授首先对莅临现场的各位专家表示诚挚的欢迎，并用精简的 “聚天下学者而教之” “聚天下学者而师之” “聚天下管者而业之” “聚天下精彩而名之”四句话阐明了四川音乐学院的办学理念与目标，引起了参会专家学者的热烈反响。包德述教授对研讨会进行了简单介绍。他指出，“2018·成都·音乐史学方法论与学科新视野国际研讨会”旨在探索音乐史学学科的内涵与外延，从“元理论”的角度更深入地理解音乐史学的性质与任务，并以此为契机，促进国内外同行的了解与沟通，打破学科发展的壁垒，为音乐史学的发展提供更加多元的视角和方法，以期在本次会议通过中外交流、跨界交流、跨学科交流，达到学科跨界与学术融合的目的。
（二）主旨发言
本次研讨会的主旨发言共分为两场，第一场于11月3日10：20—12：00进行，第二场于11月4日8：30—10：00进行。中国音乐史方向分别由上海音乐学院洛秦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徐元勇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冯长春教授、中央音乐学院蒲方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清雷教授先后做主旨发言;西方音乐史方向分别由上海音乐学院杨燕迪教授、巴黎音乐学院Rémy Campos教授、鲁昂大学Aurélien Poidevin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刘经树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姚亚平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孙国忠教授、上海音乐学院王丹丹教授先后做主旨发言。
在主旨发言中，中国音乐史方向的5位教授围绕中国音乐史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从中国音乐史史料文献和音乐史方法论两方面展开论述。
在中国音乐史史料文献方面，有3位教授分别阐述了自己筛选史料的方法和自身课题的最新进展情况。在《中国金石音乐史料的辑录与研究》中，徐元勇教授从《中国古代音乐史史料备览》一书出发，对我国古代的史料文献类型之一的皇家、官方、正统史料进行深入讲解，并以此进一步对金石目录中的金石学书籍方法和书籍来源展开论述，提出研究者应当从丛书、类书入手，还应增补尚未纳入目录的金石类代表书籍。在《关注当代音乐史料，扩大史学研究视野——从“中国唱片”说起》中，蒲方以回顾“中国唱片”发展概况来反观当代音乐史研究，并提出在当代音乐史中，唱片是音乐传播的重要媒介，只有重视像“中国唱片”这样的史料宝库，才能真正推进音乐史的研究。王清雷在《谈谈海昏侯刘贺墓编钮钟的编列》一文中论述了该墓所出编钟编列问题的最新发现。由1件二式钮钟和13件一式钮钟拼合成14件一肆的编列，仅是西汉乐悬礼制功能的表象;而要将整套编钟的音列补全，才是对二式钮钟的本质需求。这正是音乐考古学反哺考古学所作的独有贡献。
在史学方法论方面，有2位教授带来了对近现代音乐史编纂的新洞见。洛秦教授的文章《叙事与阐释的历史：挑战性的重写音乐史的研究范式》，通过“释题与思考缘由” “音乐及其历史的认识论” “音乐的历史田野工作及其历史音乐民族志方法及其案例”3个部分，表明“重写”的意义在于研究范式上的突破，分析了音乐属性的多重性与音乐历史的“被发现” “被书写”和“被阐释”的特点。冯长春教授在《〈六十年与六个关键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史巡礼》中，主要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为研究对象，从学科奠基、教科书、专题史、文献史料、重写音乐史和音乐史学观念这6个关键词出发，对中国近代音乐史学60年（1958—2018）中多属于音乐批评或音乐评论的文字进行考察。
西方音乐史方面的7位教授在主旨发言中主要围绕最前沿的西方音乐史学编纂上的诸多热点问题进行释疑。
首先，杨燕迪教授结合其文章《艺术音乐研究中的中西融通》就中西融通这一问题提出自己见解。他认为跨学科合作与融合是学科发展的当前与未来方向之一，而在音乐史研究中，打通中西音乐史的壁垒和隔阂应是题中要义。他还参照自己针对中国20世纪钢琴音乐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艺术音乐创作的学习和研究心得，剖析自己如何背靠西方艺术音乐研究的眼光和经验，反观中国艺术音乐创作的路向、价值与成绩，并进一步反思这种中西融通的学科发展可能与前景。
随后，其余6位教授从重写历史、跨学科研究方法、音乐史学理论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在重写历史这一方面，Rémy Campos教授在 《如何重写音乐家传记？以克劳德·德彪西为例》中，根据自己新出的关于克劳德·德彪西的著作，分享其自身对于传记写作的新思考，并阐释当代史学家在面对传记编撰时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意义。在跨学科方法这一方面，Aurélien Poidevin教授的文章《在今日如何书写音乐机构史：一项围绕20世纪的巴黎歌剧院展开的研究》，从歌剧价值出发，在当代音乐学不断与其他学科交融的影响下，研究了跨学科的方法与工具在音乐体裁与音乐机构的知识范围等方面的丰富性及有效性。王丹丹教授在《音乐语言的建构及表述—论广义的音乐修辞》一文中，针对“音乐修辞”作了详细阐述，并认为广义音乐修辞以音乐语言来建构和表述音乐，用特定合式的语汇来表述形而上的精神内涵，赋予特定的意义，是深刻的音乐哲学行为。在《人类学文化研究的新视角——跨文化音乐学》中，刘经树教授则站在“跨文化”的新高度与新视角看待历史，破除了历史编纂学里贯穿的西方中心论，同时也为音乐民族学提供了站在本民族立场来看待现象这种更为宽泛化的角度。在音乐史学理论方面，孙国忠教授的《音乐史学与十九世纪音乐史书写》主要通过音乐史、音乐史学、历史音乐学的3个概念，谈及历史音乐学与西方音乐史学是两个相互渗透的学术领域，并结合自身对西方音乐史学的认知和19世纪具体的代表著作来审视19世纪音乐史学方法论和路向的变化。在题为《音乐史学研究方法论的一些体会》的发言中，姚亚平教授则根据自己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提出了研究是由问题的提出开始，而问题决定了研究所使用的方法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学术研究过程面临必须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历史观—微观宏观史学的研究，二是语言观—音乐形式到底是什么。
以上12位教授的主旨发言从不同角度对中西方音乐史的史学方法和编纂方式作了深入的阐释，并一致表达了他们的希望——中国音乐史与西方音乐史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通过此次会议对话，达成学术共鸣与学科共进，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的教学与专业人才培养注入新的活力。
二、专题探讨：音乐史学史与历史编纂学
音乐史学史与历史编纂学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一直是重点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国内学者在此方面有相关的研究论文与论著问世;另一方面，音乐史学方面的著作也不断在国内翻译出版。在此次会议中，学者们先对中西音乐史学科及其观念进行了反思，其后透过史料的整理、史学新观念、现代新技术等方面对历史编纂学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一）音乐史学史
音乐史学史这一专题有3位教授作了发言，旨在对中西方音乐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学科意义、研究与写作等方面进行阐述与反思。在《范式：重审王光祈〈中国音乐史〉对中国近现代乐律学学科的意义》中，四川音乐学院吕畅副教授主要透过“范式”这一概念，从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三方面论述了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一书对于乐律学科的范式意义，并进一步探讨该书在社会进化论史观、实证主义、疑古精神等方面的得失。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谌蕾老师在《西方學者的歌剧史研究与写作》一文中提到，对西方歌剧史的现有文献进行收集整理与研究很有必要，这不仅能概览出西方学者歌剧史写作的整体情况，也能折射出当下歌剧史写作的西学前沿，并对中国学者的西方歌剧史研究与写作提供些许借鉴。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华伟康的《试论中国音乐史观》则进一步解读了音乐史学人才培养实践过程中并未付诸实践的原因，并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史观与史学观二者的关系入手，阐明这二者属于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他还由此总结出中国音乐史学观念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中国古代儒家礼乐为指导的音乐史学观念和中国近代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音乐史学观念。
（二）历史编纂学
历史编纂学以探讨史书编纂方法为目的，以历史典籍为对象，主要任务旨在解释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描述不同史体的特点以及发展进程中的相互影响与渗透，评价不同历史编纂学的产生、演变及其学术价值。
在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有3位学者通过史学资料的整理，对历史编纂学有了新的探索。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余作胜教授在《唐代九、十部乐施用情况新考——兼与〈唐五代多部伎演出情况考〉一文商榷》中，通过对唐代九、十部乐施用情况的查找以及重新考证，得出“见于文献记载的唐代九、十部乐，施用记录至少有49次”的观点，并强调在文史工作中史料的收集与运用的重要性。中国青年出版社张佳佳的《中国音乐辞典：作曲“家”收录标准研究》一文，主要以史料为基础，以“‘家’概念的梳理” “作曲‘家’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作曲‘家’概念的界定和层级划分”3个章节来探究“术语”概念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的应用及产生的作用。而在《80年前的城市印象：聆听影片〈都市风光〉》的世界》中，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泓池主要结合《都市风光》的影片内容与音乐片段对音乐的语义进行分析，尝试勾画影片制作者们对30年代都市女性的态度，并结合史料呈现当时女性的生存环境，以形成对五四之后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理解。
当然，对历史编纂学的新探索不仅仅表现在史料的整理方面，还表现在史学新观念的启发方面。在本次会议中，有6位学者透过极具特色的音乐观念作了发言。上海音乐学院梁晴副教授的《六法之中国交响曲》，主要以“谢赫六法”为基础，结合具体的中国交响曲作品对音乐不同方面的特征进行描述，并与西方交响思维和具体作品进行了对比研究。中央音乐学院班丽霞副教授在题为《探寻音乐文本分析与社会内涵阐释的中介》的发言中，主要从“音乐学分析”的方法论问题出发，通过对一些音乐学家研究个案的考察，归纳和批评了身体隐喻、符号分析、语境分析、结构类比等多种中介方法，认为音乐与社会文化的关联为音乐学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在《从塔鲁斯金的〈牛津西方音乐史〉看音乐史的撰写视角、观念与方法》一文中，四川音乐学院杨晓琴教授聚焦“音乐史的撰写方法”，着重论述了塔鲁斯金在《牛津西方音乐史》中编撰音乐历史的新视角，认为这样一种藏在语境化历史中的结构主义叙事的史学观念为整个音乐史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启示与方向。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郭昕的《音乐结构史——西方音乐史学编纂的新视角》，通过对音乐结构史释义、音乐结构史优势、音乐结构史实践三方面的阐述与分析，认为正确地运用音乐结构史可以突破传统音乐史编纂学的局限，获得全新的、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首都师范大学宋戚在《科尔曼审美批评性音乐学研究理路探赜——兼及科尔曼音乐批评与“新音乐学”之关系》一文中提出，美国音乐学家约瑟夫·科尔曼的审美批评研究是传统音乐学研究向“新音乐学”的转变，并在新、旧方法论的过渡上搭建了“桥梁”。山东中医药大学黄琼琼的文章《关于音乐接受者主体性困境的思考》，透过“接受美学”的观念，谈及其在音乐学领域中，接受主体性所存在的困境，对音乐接受者进行定位及分类，以求探索其解决“困境”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