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将文学作品分为西方世界的及此外作为补充的部分，该思想在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的发展中都发挥着负面的作用。美国华裔理论家周蕾就曾思考过“欧洲及其他者”关系模式下除欧美世界外其他地区所处的不利地位，极大地阻滞了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在西方中心论崩溃的今天，中国贯彻文化自信，提出将中国文本翻译给世界，建立大格局的翻译理念，这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盛放的最佳时机。回顾我国翻译研究的道路，当加大中译外的研究力度，以此推动我国的文化输出。
关键词：西方中心论；翻译研究；文化自信；中译外
一、西方中心论与翻译研究发展
具体到文学研究，在世界文学的内涵得到完善和广泛认可之前，求同存异，以翻译研究促进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共同推动全球文明的进步并不是世界的主流，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依然是大趋势，在文学作品的地位上亦是如此，欧美认定自己构成了世界的中心，故其文化也应处于中心地位。显而易见，该思潮是欧美国家的学者或者是政客所提出并推崇的，属典型的“我即世界”的思维。具体到翻译研究中，体现在国际翻译交流、翻译期刊、评论等内容都呈现出极度西方化或者欧美化的态势。
从两个角度分析这个现象，第一，从翻译研究上来讲，西方世界的文学作品成为了研究的主体，它们被研究、被翻译、被传播于世界各地，时至今日，它们的影响亦深远至无法改变，不仅以译本的形式，更以一些更贴近时代的形态存在。参看豆瓣网站电影排名即可见一斑，其中绝大部分被冠以佳片头衔的电影多改编于西方文学的译作，它们蕴藏着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世界观，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使其深深烙印于中国青年的成长之中，造成了青少年一定程度上对西方文化的推崇。如欧美音乐的受众要远多于古风，许多美剧观众从来不关注《艺术人生》《百家讲坛》等展现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节目。一段时间内，一些翻译家和翻译研究者追逐着这股浪潮加入了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中。第二，西方的文学作品被赋予了艺术价值、学术价值以及政治价值，尽管后者并不在翻译研究者的考量范围之内，但翻译研究已经不可避免的陷入了政治漩涡的泥潭之中。“政治话语权”不仅仅体现在国际事务决策中说话的分量，还体现在了意识形态上。西方世界确立自己的中心地位，认定翻译研究应该以自己的文学作品为基础，外部世界与它们进行的对话都是带有阶层区分的跨文化交际，而不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样畸形的关系就像在物理学中规定有且只有一个参照物，“唯一标准”体现了翻译研究中身份问题的体现，逐渐令其他国家的学者产生排斥。在这样的困境中，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中国的翻译家和翻译研究者又在做些什么？
二、翻译研究者的举措
在西方中心化对中国翻译研究造成阻滞之时，许多优秀的翻译研究者坚持以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翻译研究对象，而非西方世界的文学作品。他们精益求精，以扎实的翻译功底和深厚的文化素养使得译本兼备形式、内容、意境上的美感，将中华文明推广至海外，这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坚定步伐向世界迈进中取得的实质性突破。
许渊冲先生在长达60多年的翻译生涯中，于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韵体译诗的方法自成一家，其译作有《李白诗选》《楚辞》等。有些学者批评许渊冲“诗译英法唯一人”有些张狂，但许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对于翻译研究走向的变革，在翻译研究上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做出的成绩令一些浑浑噩噩的翻译家和翻译研究者振聋发聩。就当下，许渊冲提出的译诗理论“三美”对于国内翻译研究者，尤其是专注于古诗英译的有志之士来说，地位未必比斯坦纳的翻译阐释学或是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低。许渊冲的译作经常被学者用于与其他翻译家译作的比较，如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作为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他的《诗经》译本就常被人拿来与许渊冲先生进行对比研究，从侧面说明许渊冲在中国翻译研究发展中的地位。
翁显良先生也是一位致力于古诗英译的翻译家，涉猎广泛，其译作包括古体诗、长短句、散曲等多种形式。其专著《古诗英译》由北京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翁显良在该书对古诗英译中理论实践结合做了详细阐释。一方面，此书对许多翻译研究者来说，是进行古诗英译或者是诗歌英译的启蒙者，许多研究者开始探索近年国内外古诗英译研究的趋势，或研究具体到对“双关”“互文”等手法的处理，抑或多个英译本比较研究，而翁显良扮演了引路人的角色。另一方面，该书对于克服我国翻译硕士的翻译实践报告中出现的理论与实践脱离的现象是极具意义的。翁先生的贡献不仅在文学研究的角度得到体现，对于我国教育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也是很好的解答。
许渊冲和翁显良都以翻译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这是具有独特精神意志和民族气节的学者，对于西方中心化给中国文化输出带来的阻碍是强有力的回击。当然，并不是只有中国传统文学、或者说是古典文学的英译才是翻译研究者们所关注的，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的角度来关切该问题。比如许均教授在访谈录中曾提及中国学者对于西方翻译理论了解较多，而西方世界对中国丰富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知之甚少，故而他欲将中国几千年的翻译实践和研究加以总结并使其進入国际会议交流。“世界文学”“国际会议”这种概念在过去是超前的，它们并没有实现，或者说在现实里是不完善不准确的，因为东方文明的缺席。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威在《我国翻译研究现状考察—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0—2013）的统计与分析》中提到要“中外兼修”， 外译中的实践与研究依然是当前国内翻译的重点，比较之下，中译外的部分比重偏小，而翻译效果的评价和监控更是鲜少有人关注。实际上，关心中国翻译研究能够更倾向我们本土文化的学者不在少数，而他们的观念都秉承着这样的思想，即构建相互平等包容的世界，打破民族主义的桎梏，使得各国文化能够在相互交流之中得到发展和促进。当今众多学者都在努力推动中国翻译研究的成果更多的为世界所知晓。
三、当下的路
不可否认，中国翻译研究仍存在很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如翻译是否应成为一门学科？翻译更注重科学性还是艺术性？是否必须依托文本才能实现翻译的价值？翻译家和翻译理论研究者探索的领域存在重合吗？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许应在多年的探索实践中有合理的答案，但时至今日，依然未有定论。其一是翻译研究相对灵活，并不具备单一标准；其二是西方中心化的思想的传播使得翻译研究的进展速度被极大的减缓了。我们不否认西方世界的文化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但所谓源头活水，我们的立足之本依是中国文化，使本土作品通过翻译能与世界产生碰撞才是我们应着力的根本。
考虑到各国翻译研究对象的不同，每个研究者探索的领域都是不可控的，翻译领域中存在着不平衡，不可能确保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的文学作品能享受同等待遇，受到一样的重视，对其进行翻译研究的学者是一样多的。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翻译家和翻译研究者又该做些什么？笔者认为，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精髓拿出来翻译并推给全球读者是首选。《拜伦经典诗选》《普希金诗集》《理想国》确实带领中国读者领略伟大哲人和诗人的精神世界，而《诗经》《全唐文》《岭外代答》《通典》亦可为世界提供了解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窗口，礼尚往来方是上策。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文化底蕴深厚，切不可本末倒置。此外，我们也当力求翻译出更多优秀生动的作品，推陈出新，以此永葆中国文化的生机。
许多学者们已经认识到翻译问题已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瓶颈，而改变对外传播中的“文化赤字”的有力途径有二，一是加强对翻译人才的训练培养，使他们重视中译外的工作，促进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其二，值此文化多元化之际，我国政府对中译外工作高度重视，翻译研究者应具备民族国家层面的视野，努力填补中国翻译研究中存在的空缺，为中华文明的传播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李波.全球/本土张力视角下的中国翻译研究——《翻译、全球化和本土化：中国视角》评介[J].中国翻译，2008，29（04）：54-57.
[2]苏珊·巴斯奈特，黄德先.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未来——苏珊·巴斯奈特访谈[J].中国比较文学，2009（02）：15-22.
[3]张红霞.文化多元化态势中的西方文化对我国社会的冲击与借鉴[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06）：76-80.
[4]张威.我国翻译研究现状考察——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0-2013）的统计与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47（01）：106-118+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