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晓红摆出了一个驾驶飞机的动作。只见她右拳收紧，仿佛握着操纵杆，左手掌心向下，向前伸出，模拟着飞机的飞行姿态。眼前的饭桌，一下子变成了1987年深秋的北京西郊机场。而她眼神里突然闪现出的光芒，专注、决绝，让时间又回到了那个万分紧张的凌晨。
姐妹
那是中国空军女飞行员苗晓红的最后一次历险。深夜，她接到紧急任务，和机组的同志们驾“三叉戟”飞机从西郊机场飞赴山海关，接一位突发重病的老红军回京急救。机组接上患者，返回西郊机场准备降落的时候，已是凌晨，地面突然起了大雾。驾驶舱外，一片迷茫，什么都看不见。“平时我们想要安全降落，最低能见度要求不能低于1000米。北京深秋的大雾太厉害，当时能见度不到500米。”苗晓红说。她的耳机中传来了团长的声音，所有引导设备都已为机组打开，实在降不下来，可以备降南苑机场。
可是苗晓红心里很清楚，301医院的医护人员、救护车已在西郊机场就位，如果飞机转去南苑机场降落，医护人员从西郊赶过去，再接上病人回医院救治，至少要折腾一小时以上。病人随时有生命危险，到时候能不能救过来，非常难说。她和机组同志们商量了一下，大家横下一条心，有一丝希望，也要把飞机降到西郊机场。
苗晓红只能按仪表指示飞行，同时不断与地面雷达指挥员联系，调整航线。飞机在浓雾中一点点下滑，降低高度、速度，她却始终留有余地，不敢把油门收到底。一旦不能降落，她就必须立即推油门加速，把飞机拉起来，否则以这么低的高度和速度，随时有可能摔机，连紧急处置的机会都没有。
空气仿佛凝固，煎熬着机上所有的人。终于，沿着飞机下滑的延长线，隐约出现了一溜微弱的灯光。引导灯！跑道！看到跑道！就在前方只有300米的地方！
苗晓红赶快收紧油门！飞机终于降落在跑道上，减速……机组按照引导指令退出跑道，把飞机滑行到停机位停稳，大雾依然浓密。等患者下了飞机，苗晓红这才发现自己已是一身冷汗，连内衣都湿透了。
苗晓红，1937年4月出生在山东临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培训的第二批女飞行员之一，而将她们带上飞行之路的人，有很多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女飞行员。私下里，她们被后来培养的女飞行员尊称为“大姐”。以此类推，第二批女飞行员，包括苗晓红本人，就成了“二姐”。苗晓红说，如今老战友们在微信群里聊天，还“大姐”“二姐”这么互相叫着。
1952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第一批女飞行员曾驾驶6架里-2飞机，从西郊机场起飞，经丰台、杨村、通县，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首都人民的检阅，引起轰动。这次受阅飞行，成为当年各大新闻媒体报道的焦点，记入了新中国航空史册。
那年，苗晓红还在山东济南读初二，这个看似柔弱的小姑娘平常就爱读书，《一个女领航员的日记》等苏联文学作品是她的最爱。她梦想自己有—天也能飞上蓝天，可自己那么纤弱文静，这该是一个多么遥不可及的梦啊！
也是在1952年，远在湖南桃源，一位叫何孝明的初中男生逛书店。一幅宣传画映入了他的眼帘，画面上领头的那位女飞行员，面孔潇洒帅气，深深打动了他。这位平常就喜欢航空和飞机的男孩儿买下了这张画，回家把它挂在床头。画中人，叫伍竹迪，是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中的佼佼者。
山东的女孩兒，湖南的男孩儿，当年绝对想不到，新中国首批飞天神女将怎样塑造他们的命运，而画中人又将怎样改变他们的人生。
奇遇
《航空知识》杂志曾在1960年第3期以图文报道的形式，记录了第一批女飞行员的成长。从这期杂志封二照片的截图中，苗晓红一眼就认出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3位“大姐”——陈志英、秦桂芳、伍竹迪，以及与自己同期的战友俞亚琴。画面里的她们，面庞依然年轻稚嫩。有一个细节，苗晓红称呼陈志英时用的是一个外号——“大旗”。
苗晓红4岁的时候，被父亲送往济南的姑姑家寄养。父亲念过私塾，对她的教育很重视，希望她有一天能考上大学。而姑姑没有自己的孩子，家里开了一家小面粉厂，经济条件不错，可以保证这个侄女把书读下去。可是架不住这孩子人小心大。
1956年，已经读高中的苗晓红借着空军来学校招收飞行员的机会，背着父亲偷偷报了名，自己都没想到居然能顺利通过体检，被录取了，进入位于徐州的空军第5航空预备学校（简称五预校）学习。父亲闻讯勃然大怒，以断绝父女关系相逼，让女儿回济南念书。而倔强的苗晓红一赌气，一条道跑到黑，憋着两年没给父亲写信。其实她无时不在挂念着父亲，只是心里暗暗攒劲，必须学出个样让父亲看看。
军校里，战友们的关系融洽而单纯。苗晓红说她喜欢这种奖惩分明、每天都很充实的日子。她们那批选上来的女学员有140人。这期间，第一批女飞行员周真明、邱以群来到学校看望新学员。苗晓红就是坐着两位女飞大姐驾驶的里一2飞机，第一次体验了飞行，结果被颠簸的气流折腾到吐。苗晓红一直忘不了周大姐鼓励她的话：“相信自己！你一定能飞出来！”
从五预校毕业，跨进空军第2航空学校（简称二航校，当时校址在长春）大门的女学员是1 16人。经过层层淘汰，真正能进入外场学习的，只有44人，这里最后真正能学习飞行的只剩下21人。在二航校，陈志英走进了苗晓红的人生。
即便在第一批女飞行员中，陈志英也是响当当的大姐。“陈志英可以说是我的飞行启蒙老师。在第一批女飞行员里，她素质全面，第一个提升到中队长。她为人非常亲和，和大家相处得特别好，领导也特别信任她，所以我们都叫她‘大旗’——女飞行员的一面旗帜。我们第二批女飞行员进到二航校学习的时候，空军专门让她和女领航员魏砾来长春，对我们‘传帮带’，也就是培训我们。”苗晓红对陈志英的思念很浓，眼神仿佛又回到当年。
然而，在二航校，苗晓红却险些被淘汰，她的蓝天之梦也几乎半路夭折。这倒不是因为她的成绩不优秀，而是因为1957年全国性的“反右”运动已经波及到航校。政审越来越严，姑姑家有面粉厂，显然是“资本家”。尽管苗晓红在五预校就入了党，可一旦与“剥削阶级”沾上边，平时表现一贯进步的她照样被打入另册。飞行不能学，要去学气象，姑娘一时觉得五雷轰顶。这时候，是陈大姐不断开导她，保护她。
在陈志英的劝说下，苗晓红在大会上表态“服从组织分配”，心里却痛苦异常，她一度打好背包，随时准备走人。有天晚上，陈志英突然把她叫到办公室。苗晓红一想到自己再也不能学习飞行，而且就要与陈大姐告别了，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一下哭得不行。哪成想，陈志英告诉苗晓红，组织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她留下来继续学习飞行。突如其来的反转，让苗晓红始料未及，竟然怀疑自己在做梦。后来她才知道，是陈大姐跟领导说，现在培养出来的飞行员太少了，苗晓红表现这么好，怎么会有问题呢？就这样，苗晓红留了下来，她的这个飞行学员名额，是“大旗”尽全力争下来的。
飞行之路从不平坦。苗晓红不会忘记，自己作为新手，曾在地面滑行时刹车过猛，让雅克-18飞机拿了大顶，损坏了螺旋桨。为此她一度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开始畏手畏脚。这时候，又是“大旗”陈大姐鞭策她珍惜来之不易的飞行权利：“你这些年来的努力，大家都看得到，出这点事就不敢操作飞机，那不是真要掉隊了吗？”
苗晓红如梦方醒，重新振奋起来，毕业时还立了个三等功。1959年，她被分配到驻徐州的空13师，没多久，她又与17名战友一起，被分配到驻北京西郊机场的空军独立第3团（1963年扩编为空34师），这支部队主要执行专机任务。对苗晓红而言，真正的飞行任务开始了，她将在这个机场度过全部飞行生涯。
让苗晓红极为兴奋的是，陈志英大姐也回到这支部队，而且再度成为她的直接领导——第5飞行大队副大队长。
在这支部队，苗晓红又接触到两个对她最重要的大姐——秦桂芳和伍竹迪。改装里-2飞机，苗晓红的带飞教员就是担任5大队中队长的秦桂芳。在长春学习时，苗晓红就不止一次从陈志英口中听到过这个名字。说起老教员秦桂芳，苗晓红充满感佩，“秦桂芳人特别好，善于启发你的能力。她带飞我的时候，会笑嘻嘻地指出我把航线飞偏了。她告诉我放松情绪，有她给我保着险呢。和她学飞行，我没有任何压力，有一种非常轻松的感觉。很快我就掌握了里-2飞机的驾驶技术，完成了改装训练任务。”
还有伍竹迪，这位经常与秦桂芳一起被媒体报道的传奇女飞，最初在第3飞行大队担任中队长。独3团扩编为空34师后，伍竹迪又成为苗晓红所属第3大队的副大队长。她们曾转驻沙河机场。
梦想就这样一步步成真，与这些梦想中的偶像共事，让苗晓红特别兴奋。在她的心目中，“大旗”陈志英大姐是最优秀的女性飞行指挥员，威望无人替代;而秦桂芳和伍竹迪技术最过硬，执行艰巨任务最多，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是最优秀的机长和教员。
1959年，苗晓红还没有太过关注那位叫何孝明的湖南籍地勤战士。他们彼此经常在机场上见面，却仅仅算是相识。其实，何孝明来到西郊机场的独3团，甚至要比苗晓红还早两年。
1956年入伍的何孝明，最早分配到成都13航校学习无线电专业，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西郊机场当地勤无线电员。他也没有想到，那张宣传画里的女飞行员，英姿飒爽的伍竹迪，竟然就在自己服役的这支部队。
每一次相遇，都将是生命的奇迹。
画缘
苗晓红她们那批女学员从徐州出发北上长春，曾途经北京逗留。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给她们讲了话，鼓励她们向第一批女飞行员学习，争取早日成器。有一条硬性规定，和第一批女飞行员“待遇”相同，让这些风华正茂的姑娘记忆犹新：5年内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已经有男朋友的，要坚决断掉。这条规定的本意，是让女飞行员们集中精力学好飞行，完成任务。
苗晓红分配到西郊机场的时候，陈志英、秦桂芳、伍竹迪早已超过了“禁爱令”的期限，都已成家立业。可是即便如此，这些优秀的女人依旧没有放弃飞行事业。苗晓红记得，1959年10月，西郊机场翻修跑道，她与秦桂芳转到沈阳东塔机场继续训练。那时秦桂芳已经怀孕。每次出任务的时候，苗晓红都要把秦桂芳的座椅调整好，免得驾驶盘顶到她肚子里的宝宝。
1959年12月30日，内蒙古乌兰浩特钢铁厂锅炉爆炸，急需焊接用的氧气瓶。伍竹迪和秦桂芳两个机组急飞包头，装上氧气，再运往乌兰浩特，任务非常紧迫，时间只有24小时。当她们战胜颠簸的气流安全降落，走下飞机时，欢呼的人群涌上来，激动地拥抱了她们。这时才有人发现伍竹迪飞行帽下飘出的长发，女飞行员！她们历经8个多小时的飞行，外场工作近20小时，迎来了1960年的元旦。可是，人们又何曾知晓，伍竹迪刚生完宝宝还不到3个月。
伍竹迪大姐，对苗晓红还有特别的意义，她挽救了苗晓红的爱情。
让苗晓红心动的男人，是那位叫做何孝明的地勤战士。当苗晓红向笔者吐露当年过往种种的时候，何孝明就坐在她身旁。老两口满鬓斑白，都已80多岁了。两人相濡以沫，走过曲折、艰难的岁月。
他们相识在机场，相知却是因为何孝明那几大箱子藏书。苗晓红自幼爱读书，没事儿的时候会去找何孝明借书看。两人还一起帮着大队出黑板报，小何画报头，小苗写字，是实打实的黄金组合。年轻的姑娘发现这个小伙子和其他战士不太一样，别人都在打扑克、聊大天儿的时候，他在看书学习。爱书之人，心有灵犀。小何见小苗这么爱看书，就把书箱子的钥匙给了她一套。书有借有还，人有来有往，爱情开始萌生。终于，在一次姑娘去还书的时候，小伙子激动地表白了，大胆包天地吻了心爱的姑娘。
其实，多数人不看好他们的爱情。何孝明那时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士，而苗晓红已经是一名成熟的飞行员。尽管苗晓红服役超过5年，已经可以恋爱，但上世纪60年代以后，政治气氛已经越来越“左”，何孝明的藏书给他们的感情带来了麻烦，世界名著传统经典巴金老舍，都成了“封资修”“大毒草”。这些书被没收之后，小伙子在全师大会上受到公开批判，被下派到工厂“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苗晓红受到无形的压力，很多人劝她断了这段情，可是她心里哪舍得？就在困苦之际，副大队长伍竹迪私下里找到她，跟她交了心。伍竹迪说：“晓红，我看何孝明不是在搞‘封资修’，他就是爱学习。你自己考虑好。”伍大姐希望她坚强，与孝明共渡难关。何孝明老人说：“伍竹迪对我和晓红有特别的意义，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我们的婚姻和家庭。”
1965年底，苗晓红调回西郊机场工作，而何孝明也已经结束“再教育”，回到沙河。那时北京交通远非现在这样方便，两位年轻人见一次面非常困难。何孝明需要在周日早晨专门请假外出，走到公交车站，乘车去德胜门，再从那里倒车去西郊机场看苗晓红。这样一个来回顺利的话要6个小时，而且何孝明必须要在下午6点之前返回部队，与心上人相处一两个小时就得动身回沙河。伍竹迪看到这一对恋人的辛苦，建议他们俩赶紧结婚，因为在周六，部队有一辆沙河至西郊的班车。结了婚，孝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回西郊机场的家，两位饱受相思之苦的年轻人就多出了一天的相处时间。在苗晓红的结婚申请书上，作为主管领导的伍竹迪立即签字同意。
那天，何孝明刚好在上海出差，修理一架飞机。他的领导恰恰是伍竹迪的爱人程宝海。老程专门另派一位同志去上海，接替何孝明的工作，并让这位同志转告孝明：“只要完成工作交接，立刻坐火车回北京结婚。”从上海赶回来的第二天，1966年春节，何孝明终于娶到了自己心爱的姑娘，竟然一分钱没花，因为部队领导干脆把春节文艺晚会和年轻人的婚礼合到一块儿办了。苗晓红老人爽朗地笑着跟老伴儿说，“你可是捡了个大便宜。”
何孝明说：“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与晓红的结婚报告是当年那位画中人签署的。”很多年以后，何孝明去天津看望老大姐伍竹迪，一进客厅，就发现一幅宣传画端端正正挂在墙上，和少年时自己贴在床头的那张一模一样！
时光没有冲淡记忆的颜色。画中人，在画外，尽管芳华已逝，人生却永远光彩夺目！
传承
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共14人，她们的名字是：万婉玲、王坚、邱以群、伍竹迪、阮荷珍、何月娟、陈志英、武秀梅、周真明、周映芝、施丽霞、秦桂芳、戚木木、黄碧云。这其中，飞行技术拔尖的秦桂芳和伍竹迪是高中同班同学，都来自广州。她们俩的传奇故事，苗晓红能讲出一大串。她们俩是第一批女飞行员中的姐妹花.还是篮球场上的好搭档。特别是秦桂芳，在苗晓红眼中，永远是篮球场上那个光着脚奋力搏杀不让须眉的大姐姐。
很可惜，“文革”开始后，秦桂芳因为有亲人在香港，被停飞了。伍竹迪的停飞原因就更曲折。台湾谍报机构发现1962年第8期大陆出版的《人民画报》里边有一组伍竹迪的照片，于是让伍竹迪在台湾的姨父出面，给伍竹迪的父亲伍国钧写信，企图策反伍竹迪。伍国钧早年虽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但是一位坚定的爱国民主人士，当即将这封信通过政协转交给广东省公安厅。这封信又被转到了空军。可那个年代，因为这封信的存在，伍竹迪注定不被重用，不能执行专机任务。“文革”更是让伍竹迪彻底告别了飞行生涯。历经多次政治运动，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大部分已经停飞，只剩下陈志英和武秀梅。
珍藏在苗晓红心底的记忆，还涉及她的伯乐，“大旗”陈志英。1968年7月24日晚上，陈志英大姐和苗晓红一起游了泳。女人的话题永远是男人，陈志英夸赞孝明工作越来越出色，还说等完成任务想去看看晓红的孩子。
然而，这一切美好记忆都变成了压在苗晓红心底永久的痛。第二天，7月25日清晨，在去天津杨村机场执行专机任务途中，陈志英乘坐的3584号直5直升机的尾桨突然断裂。直升机从400米空中翻滚坠落，机长潘隽如被甩出机舱，重伤牺牲。而机内陈志英等9位同志全部在大火中罹难。
“大旗”陈志英的意外牺牲，对苗晓红打击极大，她痛哭过，彷徨过。也是在这时候，已经告别蓝天的秦桂芳、伍竹迪等老大姐纷纷给她们写信，鼓励这些小妹妹把飞行事业坚持下去——“大旗”虽然倒下了，但是女飞行员荣誉这面大旗，必须靠大家集体维护！
大姐们的鞭策，她们这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震撼着后辈女飞行员们的心灵。
飞！女飞行员的生命就是飞！苗晓红像大姐们那样，在抢险救灾行动中冲在最前头。她曾驾机赶往1976年大地震后的唐山，将100多名灾民紧急运往石家庄救治。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她驾驶“三叉戟”飞机，把100多名参战官兵从杭州急速运往云南蒙自。那天完成任务后，她们又从蒙自起飞，经停郑州，转赴新疆马兰基地，把专家接回北京。连续两天的飞行，时间累计长达20几个小时。
茫茫云路，新中国女飞行员留下了自己的航迹。忠诚无畏，崇尚科学，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女飞精神也在代代传承。
退休后的苗晓红成为一名作家，何孝明则是空军指挥学院的一名教授。在擅長文史的老伴支持下，苗晓红写了好几本书。这些书都与新中国女飞行员有关，有小说，有纪实作品。她忘不了，自进入飞行队伍那天起，就受到第一批老大姐的关怀照顾。在作品《新中国首批女飞行员》一书中，她收集了老大姐们工作、生活、婚恋的众多故事，从历史的尘埃中还原出她们的血肉、精神。在苗晓红的世界里，她们是好领导、好老师、好大姐、好朋友。是她们，激励着自己热爱蓝天白云。是她们，鼓励着自己战胜艰难险阻。也是她们，在关键时刻告诉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苗晓红与何孝明说，把这一切为后人记录下来，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图文资料：苗晓红何孝明）
责任编辑：吴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