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引 子
这是2010年4月15日凌晨。高钰琪坐在颠簸的军车里，从新疆到玉树，黑暗中的雪山那魁伟的身影在窗外飞驰而过。已记不清是第几次这样在高原紧急奔走、赶赴一线。“玉树在等着我们，我们一秒钟也耽误不起。”深入骨子里的责任感在提醒。忽明忽暗的灯光中，高钰琪深凹的双眼格外凝重，他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一行行三号字开始在屏幕上跳跃：
——初入高原的平原人，身体往往会感受到一些变化和不适，如呼吸加深、心律（脉搏）加快、食欲不振、腹胀。这都是正常反应，不必惊慌。一般情况下，无需药物治疗，这些症状就会逐步减轻或消失。
——高原肺水肿是一种急性重症高原病，起病急，进展快，危害大，救治不及时，可在较短的时间（12小时内）发展至昏迷。患者应采用半卧位休息，注意保暖……
一篇2800字的《玉树高原地震抢险救灾四大注意》，在32小时的颠簸中“新鲜出炉”，数十年的研究经验指引了玉树高原地震科学救援，16日该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刊载，引起各方广泛关注。
字里行间，除了知识的普及，还饱含着亲人般的体贴：
——进入高原，大家应备毛背心、棉衣棉裤等。鞋袜除穿着舒适外，还应多备用一套，以防不测。
17日，高钰琪已活跃在玉树结古镇的救援战士中间，一条“高原热线”开通，他的手机铃声此起彼伏——“高教授，我突然觉得呼吸困难，该怎么办？”“高医生，这里有个病人出现高原肺水肿迹象，该怎么处理？”……那厢，整整5个小时，心系父亲安危的女儿却怎么也没能拨通父亲的电话，急得直哭。还来不及表达向家人报声平安。他又匆匆出现在简陋的小黑板前，开始了高原病防治的知识普及讲座；还没端起水杯咽下8个小时以来的第一口水，又心疼地叮嘱战友回去换掉汗湿的衣物赶紧休息。
深夜，帐篷的灯光一一熄灭，累了一天的战士很快进入梦乡，高钰琪坐在已守候了4个小时的病人身旁，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芒，写下日志：
——17时02分，呼吸趋于平缓。
19时24分，咳嗽明显减轻。
22时，病情稳定，高原肺水肿的症状逐渐消失。
……
很快，时钟指向十二点，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回到帐篷的高钰琪，还想用一点点时间，想想明天他还有哪些事情要做，千万不能忘了……
2010年那72个小时，是高钰琪35年军人生涯中一个寻常的片段。那72小时的一言一行，也只是如素描画一般，简洁，却融入了人们的记忆；如冰山一角，化入了整个第三军医大学红色军医群体。
在2013年炎热的夏日，校园静谧的主干道两旁，又挂上了毕业学员鲜红的赴边远艰苦地区自愿书。刚从高原回来的高钰琪，紫外线似乎仍然停留在脸上，他时不时在这些如旗帜迎风飘扬的自愿书前停下，凝神，若有所思……
一
“噔噔噔”，父亲回来了，这样有节奏的步伐，童年的高钰琪是那样熟悉。1962年5月，他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曾参加过多次战役的父亲不会讲大道理，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令孩子们信服，他高大挺直的身板在孩子们眼里是那样威武。
爸爸的帽子有红红的五角星，挂在客厅的衣帽架上。爸爸出去了，拿下来摸一摸，再戴上，走个“一二一”，还真有范儿。院子里孩子们的游戏，也通常是骑马打仗。
父亲希望高钰琪当兵，而高钰琪的理想就是当兵，完全是氛围的熏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第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1983年毕业时，分配到第三军医大学刚刚组建的高原医学研究室当助教。
初来乍到，高钰琪很兴奋。眼前的第三军医大学，由第六、第七军医大学这两支曾分别来自四野和二野的部队，光荣合并而来。在硝烟弥漫与战马呜咽中、在和平年代的成就与风雨中，红色精神、红色传统和红色基因深深地渗透这所军校的灵魂，与血液融合，沁脑入心。军事医学是其鲜明特色，以黎鳌、程天民、王正国三位院士等为代表的三医大人，从遨游科海搏浪逐潮到奋战疆场历尽锤炼，前赴后继、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履行使命，英雄的血脉代代相传。
跨进校园，沿着茂密的绿茵，高钰琪扛着行李走向两栋小楼，却被楼下一列宣传栏吸引顿足——
高原——白雪皑皑，风光秀丽，放在挂图上引人遐想向往。
高原病——亦称高山病、高原适应不全症，是指人体进入海拔3000m以上高原低氧环境下发生的一种特发性疾病。高原低压低氧环境引起机体缺氧是其病因。上呼吸道感染、疲劳、寒冷、精神紧张、饥饿等为发病诱因。该病一般分为急性和慢性两大类。急性高原病指初入高原时出现的急性缺氧反应或疾病，依其严重程度分为轻型和重型。轻型即急性高原反应；重型又分为脑型急性高原病（又称高原昏迷或高原脑水肿 ）和肺型急性高原病（又称高原肺水肿）。慢性高原病（又称蒙赫氏病）指到达高原后半年以上方发病者，少数高原世居者也可发病，可分为高原心脏病、高原红细胞增多症、高原血压异常、高原衰退症等。高原病共同的临床表现有头痛、头昏、心慌、气促、恶心、呕吐、乏力、失眠、眼花 、嗜睡、手足麻木、唇指发绀、心律增快等。一般来说，人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区域，高原病发病率在15%以上，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移居人群高原病的发病率高达60%-100%。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有1.4亿人居住在海拔2500米以上，而且每年大约有4000万人来到高山和高原地区。也就是说，全世界每年至少有1.8亿人要承受高原低氧的环境。因为害怕高原病，许多人将美丽而神奇的青藏高原视为畏途。
高原病对部队的影响——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占我国国土面积1/6，人口多，高原病发病率较高，如不采取积极措施加以防治，将对高原军民的身体健康和军事作业能力、劳动作业能力带来消极影响，是一个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的领域。
高原病研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孙秉庸教授的带领下，第三军医大学就开始了“马背上的高原病研究”，为高原军事医学的创建奠定了深厚基础。
是的，前辈孙秉庸这个硬汉，在那个条件极其简陋与匮乏的时代，放下教授的架子，到重庆市郊的农村去选购实验动物，买好后把它们放到自己制作的担架上，迎着大家诧异的目光，就像抬“滑竿”一样抬回实验室，废寝忘食地进行实验；在那个高原还活跃着马匪的时代，孙秉庸“扛枪进雪山”，第一次高原之行便创造了两个国内外首次：首次在高原现场研究正常人和高原病患者全血量、红细胞量、血浆量以及尿中17—酮类固醇排出量变化的规律；首次发现高原心脏病的患者肺内小动脉壁中层显著增厚，并伴有右心肥大和衰竭，据此推断缺氧引起肺小动脉持续收缩及其壁内中层肥厚导致缺氧性肺动脉高压。
正在研究室小楼下驻足的高钰琪，刚经过令人血脉贲张的实习阶段，此时的理想只是要当好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完全没想到自己将来也会化为宣传栏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名字，和高原打上一辈子交道。
若干年后高钰琪笑着如是说：“我想，在我跨进小楼的那一刻，应该有很多期盼的眼光看着我吧！我那时还看不出来，只沉浸在一个毕业学员的幻想之中。”
很快，他开始在两江之畔这个新的环境下成长起来，也在这里组织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妻子张晓燕也是一位军人，她贤惠温和大气，在之后的近30年始终是高钰琪身后那“宁静的港湾”。
二
做事业的决心往往来源于一种触动。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樊代明教授，也曾在青藏高原当兵，他在报告中哽噎地交代他学医的决心来由：“那碗千辛万苦弄来的青菜汤才端来，年轻的战友已经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甚至没有来得及喝一口他念念不忘的菜汤，我怀抱他渐渐变冷的身体，失声痛哭，我到底怎样才能救我的战友？我一定要成为最好的医生！”
人生短暂，总得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其实，人这一辈子，所有的理想与志气，都是那飘在天上的白云，只有坚定的决心、深沉的情愫，以及由此生发的不懈奋斗，才能将之化为春风细雨，润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