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10日，一位名叫黄杏初的广东河源农民发烧住进了医院。他就是至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SARS病人。自此，中国人开启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非典”成为中国的一个特有名词……
2003年6月20日，最后一批18名SARS患者从北京北郊一所名叫“小汤山”的SARS医院里走出来。
4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不再属于SARS疫区。
10年，这场“非典型肺炎”留下的“非典型记忆”，仍留在人们心间。10年，人们对于大规模扩散性疾病的恐惧有增无减。10年，“非典”成为人们一种独特的纪念方式，“我在‘非典’那年参加高考”，“‘非典’那年，我们刚刚认识”……10年，是一个足以重新开启又一个记忆的单元。但是，当我们回望与“死神”抗争的岁月，发现那些故事与境遇，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和无数个体的命运，留下了未来多少年仍然挥之不去的印象与图景；也让我们在面对未知的危险时，学会了冷静、理智和沉着。
或许，SARS的价值，正是10年来的那些变与不变。
SARS的前世今生
冠状病毒是病毒中的一个异数，能人际传播的冠状病毒通常毒性都不怎么强。然而，2002-2003年的那个冬天，一种凶猛的冠状病毒出现了。它上了飞机，徘徊在通风不畅的医院病房，通过一些隐秘而复杂的途径不懈地传播。这种新病毒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高传染力和高死亡率，前者是一个“优秀”病毒必备的能力；而后者，对一个病毒而言，把宿主迅速杀死不是好办法。也许就是因此，爆发之后，这种病毒很快又销声匿迹，至今我们尚不能说清它究竟藏在哪里，就像10年前，我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一样。
抢醋风潮
对广州而言，2002年到2003年间的冬天是个普通的冬天，天气暖，却不突出。惟一的天气异常出现在2002年12月19日，香港发生了一次大雷暴，那是自1967年开始有雷暴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12月份发出雷暴警告。
雷暴发生之前的12月15日，35岁的广东人黄杏初被送到广东省河源市人民医院内科病区，症状为：高热、咳嗽、呼吸困难。两天后，医院收治了与黄症状相似的病人郭仕程。入之前，黄曾在深圳担任厨师，郭是出租车司机。使用了各种退热方法和抗生素后，两人的病情并无起色，由当时的当班医生叶钧强陪同，两人被迅速送往广州救治，黄被送往广州陆军总医院，郭则被送往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很快，与两人接触过的8位医护人员开始发病，第一个确诊染病的正是接诊两人的医生叶钧强。
很快，广东省内接连出现这类病例，截至1月20日，仅中山一地，已发现28名此类病人。病人的特征是：头疼、高烧、畏冷、持续并严重的咳嗽，有血痰，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阴影占据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均不见效。1月21日，与广东省卫生厅派出的专家组一道，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起草了一份《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报告中，这种“怪病”被命名为“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
2003年的春节是2月1日，春节前，民间开始流传广东出现怪病的留言，这些留言中，“怪病”被描述为：潜伏期短，当天发病；传染性强，打个照面都能传染；病发时呼吸衰竭，无药可救。然而，随着怪病的消息传得越来越离谱，它也显得越来越不像是真的，而媒体也只是很隐晦地表示：今年春节要特别注意“流感”。
这些关于“流感”的消息起到了作用，那年春节，南中国掀起了一股抢购食醋的风潮，据说，熏醋是应对流感的好办法，有了这个办法，人们就可以放心地回家过年了。
“超级传播者”
大年二十九，因为高烧和咳嗽的症状，海鲜商人周作芬住进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传染上了这种病毒，就像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个病人会成为本次非典疫情中的“超级传播者”。
在中山二院，周作芬停留了两天，把病毒传给了三十多名医务人员。之后，他被转入中山三院，在救护车上，两名医生、两名护士和一名司机也被传染。在中山三院，周作芬传染了大约二十多名医务人员，整个医院的传染病区几乎因为他而陷入瘫痪。之后，周又被转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那是一所专业的传染病医院。在那里，周病愈出院。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2月15日，中山二院64岁的刘姓医生接到一个电话，邀请他参加侄子在香港举行的婚礼。当时他的很多同事已经病倒，他本人只是觉得略有不适，他不想放过这个婚礼。也许，他还想趁机拜访香港的几个著名学者，跟他们讨论最近碰到的这种“怪病”。
2月21日，坐了3小时大巴后，刘医生和他的夫人到达香港。当晚，他们入住位于九龙窝打老道75号的京华国际酒店，房间号911，从这个房间到电梯需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当晚，几件在疫情传播中非常关键的事情发生了。刘医生发病了，高烧、咳嗽、喷嚏，在9楼走廊上呕吐。第二天，刘医生离开酒店，住进附近的香港医院，3月4日医治无效死亡，但那家酒店已经成了一个疫病向全球传播的最大中转站。在那里，病原至少被传给16位酒店住客，并由这些人把疫病扩散到了全球。
扩散至全球
以九龙维景酒店为开端的第一条传播路线是经由一位87岁的加拿大老太太。她住在隔壁的904房间，与刘医生一样，也是2月21日入住。也许她与刘医生同乘过同一架电梯，也许他们在楼道碰过面，更有可能的是，在那个时间和地点，他们从未谋面，是空气把病原带给了她。
第三天，老太太坐上了飞往多伦多的班机，把这种“怪病”带到北美。一周后，老奶奶和她儿子去世，怪病开始在两人接受过治疗的医院传播。一位菲律宾护工感染了这种病。之后，这位女护工坐飞机回家度过她的复活节假期，把病毒带到了菲律宾。
两个来港购物度假的新加坡女孩住在938房。2月25日，其中一个女孩Mok开始发烧。她们没有在意，还是回到新加坡。3月1日，Mok住进医院；之后，那位同行的朋友住进另一家医院；随后，Mok的父母，与她接触过的牧师、奶奶、舅舅相继住院，然后是4位护理过她的护士；之后，新加坡的N95口罩陷入短缺，售价从2美元涨到了8美元。最终，在新加坡，有36人在这场疫病中丧生，包括Mok的父母、牧师、舅舅，Mok本人活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