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30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大楼内召开的2010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迎来三位新成员:周其仁、夏斌、李稻葵。
货币政策委员会并不是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而是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此前每届都有一位外部金融专家委员,分别是黄达、余永定、李扬、樊纲。此次三位金融专家同时进入货币政策委员会,意味着货币政策更注重外部金融专家的力量。
周其仁:
执著于“真实世界”研究的经济学家
周其仁是一个经历富有传奇色彩的经济学家。有一次在给北大的学生作“人生·理想系列讲座”第二讲演讲时,他告诉学生,生命是由一个个点构成,在每一个点处你无法预先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事后看就会发现这些点变成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其实也是在说他自己。
周其仁生于1950年8月,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周其仁在完达山时如何自学经济学的经历鲜为人知,一位与周私交甚密的北大老师说,周在完达山的时候,专门找目不识丁的农民聊天,目的是试着把经济学原理同人人可以观察到的现象结合起来,让最普通的人也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正是那段时间的磨炼,形成了周其仁日后研究经济学的思路。
1978年至1982年周其仁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在人大上学时他跑到北大旁听课程,非常偶然地受到当时农业部高级官员杜润生的关注,从此开始了中国农村调研活动。杜润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理论先驱者,他带给周其仁的是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这也促成他日后成为对中国农村问题、制度问题研究最为深入的经济学家之一。
1989年至1995年周其仁在英美访问求学。1990年,在以研究农业问题出名、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有着异乎寻常关怀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老教授盖尔·约翰逊的推荐下,周其仁来到价格理论的两大重镇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深造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的这段博士学习经历,使周其仁对经济学的直觉提炼到规范的理论高度。
1996年春季,周其仁回国后到北京大学担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镇,也是中国制度经济学家的大本营。
周其仁成名于1998年的电信大讨论。上世纪90年代初,电信管理的高度集中,电信运营的独家垄断,特别是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来的对电信需求的急剧增加,以及国家对电信价格的放松、税收的优惠,使中国的电信业成为一个盈利前景甚佳的产业。肥厚的盈利,对那些潜在竞争者而言极具吸引力。结果,以获得国家特许权为途径来打破邮电部对电信业的垄断运营之序幕便拉开了。1992年原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联合向国务院正式提出组建中国联通公司的请示报告。但是邮电部在多种场合陈述其反对组建联通公司。几个“回合”下来,经过深思熟虑、利弊权衡,国务院最终于1993年12月正式同意由原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共同组建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
但是两家垄断局面仍然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电信价格政策问题在1998年3月至6月期间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讨论高潮,最终使得国家有关部门被迫有针对性地调整相应政策。这次争论之后,电信业内包括信息产业部的领导,基本都认同了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为代表的充分竞争理论。从始至终周其仁都是打破垄断、开放市场的最坚定支持者,而最后方案的开放程度也超出了许多人的预计。但是与舆论看法不同,周其仁认为自己对这次改革的影响微乎其微。“后来好像说我有什么通天的功夫,其实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只不过是我写的东西他们行业内的都在看而已。”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周其仁由此名噪天下。
周其仁受科斯影响甚深,推崇产权改革的思路,在产权与合约、经济制度变迁等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理论在转型期的中国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周其仁的文章里,从不出现数学公式,他所做的只是用理论来解释现象,从现象来研究理论。正因为此,他被精通数学模型的经济系学生私下笑称“研究些不入流的东西”,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学界和大众中获得的声誉。
经济学研究无法摒除出发点和立场问题,立场决定了一个经济学家的倾向和对某一个具体问题所作出的判断。毫无疑问,周其仁在多数情况下是站在企业和企业家的立场上发言的。他钦佩企业家精神,赞赏那些能够在市场中杀出一条血路的企业家。
周其仁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虽然与商界关系密切,经常从企业和企业家的角度来谈论问题,但这种倾向来源于他的自觉和学术观念,来自对中国国情深入了解后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妥协。
周其仁并不是在为普遍意义上的公共利益而言说,但是他也超越了“为利益集团代言”的层次。他的理论具备了逻辑上的自恰性,提供了一个看待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独立视角。即便那些“不跟他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人,也必须承认他的态度是认真的,逻辑是严密的,也可以把他的理论当做一个参照系,从中看到思想的火花和另一种可能性。
夏斌:
停不下脚步的“国策之士”
国内金融业界有一个说法:在国内金融学术界、实务界、监管领域能够自由转换身份的,只有“老夏”一人;他是横跨货币、资本两个市场,兼具理论功底与实践经验的“稀有动物”。
1951年出生的夏斌,毕业于北大政治经济学专业。大学毕业后,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夏斌被校方看中留校,但他觉得当时北大校园波澜不惊的生活没有挑战,便选择走出校门进入财政部,从此便与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
没多久,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分家,夏斌又一次面临抉择。喜欢挑战的夏斌放弃了财政部,选择了人民银行。回忆当时,夏斌说:“其实初衷很简单,就是认为银行业务比财政复杂得多,自己对金融行业的东西了解太少,才决定一头栽进来探个究竟。”然而,来到人民银行,夏斌并没有如愿到他梦寐以求的业务部门工作,他被分到了政治部宣传处,后受领导器重被调到了干部教育处。但他一心想了解金融业务,多次提过要求去业务部门工作。后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招生,为了追寻心中的梦想,夏斌破釜沉舟,拼命利用一切时间复习功课。1981年,29岁的夏斌最终如愿以偿,考上了人行第一届研究生。
正式进入金融领域的大门后,夏斌更加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经过系统的学习、细心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他意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于是产生了要去国外看一看的愿望和决心。借着研究生阶段争取来的公派日本留学的机会,夏斌获得了更加先进的金融理论知识,视野变得更加开阔。1984年底,从日本野村证券研修回来,他奋笔疾书,成为改革开放后全面介绍国外金融市场知识的第一批启蒙者之一。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的经济体制开始走向整体改革。国务院为此成立了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刚从海外学习归来的夏斌主要从事金融市场的出谋划策工作。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关于我国资金市场的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展望》、《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及其方向》等一系列重头文章。而他在1985年勾画的中国未来金融市场复杂的流程图,在业界引起了充分的关注。
1990年初,夏斌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国内金融研究室主任,写了一篇论文《中国: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证研究》,此文在经济学家与决策官员中引起很大反响,后来被评为中国金融学会首届全国金融优秀论文一等奖。就是在这篇论文中,夏斌准确描摹了中国此后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蓝图。
从1993年7月到1995年10月,夏斌在深交所度过了“呼风唤雨”的27个月。1993年初,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把夏斌从人民银行调到证监会,任交易部主任和发审委委员。当年7月,夏斌奉命南下,出任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
1992年初证监会刚刚成立,当时,中国股市尚处起步阶段,没有明确系统的监管理念。股市的发展与推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发展理念。当时的股市属草创时期,连开户、营业网点设置都存在问题,更可怕的是股市大跌的时候,股民承受能力差,几乎每天都有恐吓信,甚至有人扬言要炸掉交易大厅。
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平仓案,由于夏斌处事沉稳得当,使一场大风险化于无形。这在深交所大事记上有详细的记录,当时大批股民包围了市长选举大会,夏斌临危不乱,出来做现场说服工作,之后又采取了及时的补救措施。
短短两年多的时间,深交所在夏斌手里从一个地方性的证券交易所,发展成可以和上交所相抗衡的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但这样的成绩对夏斌来说仍有遗憾,因为他的目标是把深交所做成中国最大的交易所。时至今日,夏斌对这些遗憾仍耿耿于怀。
27个月里,夏斌每日殚精竭虑,最终积劳成疾,不得不带着遗憾离开了他曾经挚爱的工作。此后,他在家休息了10个月。翌年,夏斌拖着病体回到人行,任研究室负责人。
2001年10月1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正式实施,中国信托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回归本业的历史性发展阶段。这都是在信托业第五次整顿的基础上取得的。至今,当业界谈起第五次清理整顿,都用“惨烈”两字来形容。对于这段历史,夏斌最有发言权。1998年,夏斌走马上任人行非银司司长,全程领导了这场自中国信托业重建以来意义最为重大的第五次清理整顿。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在解决这一难题之前,夏斌却将改革的第一刀落在了非银司自己身上。他把一系列无关人行职权范围的业务统统从非银司剥离出去,如彩票、债券、担保、典当、社团基金会等。其后,非银司第一次将监管职能明确地锁定在信托、财务公司和租赁公司,终于可以集中精力进行整顿治理,一切显得井井有条。
在整个整顿过程中,人行一直采取低调而稳妥的方式,避免引起社会震动。直到2002年夏斌离开人行时,绝大多数的信托机构已悄悄地平稳退出市场。这么大的动作在他的协调下没出大乱子,夏斌也因此被媒体称为“信托业的老船长”。
2001年,还在非银司司长任上的夏斌,面对日常繁重的整顿信托公司和金融秩序事务,他“不在其位但谋其政”,写下了《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我国货币政策唯一中介目标》一文。这篇副业之文不但在人行内部引发了争论,在决策层、学术界也引起了广泛反响。事后该文被评为当年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在夏斌的履历中,他任职时间最长的就是搞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屈指算来,已有近二十年的纯政策研究生涯。但无论身处何职,他都始终如一地致力于最前沿的政策金融学研究,并不失时机地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人生交契无老少,论心何必先同调”,夏斌非常喜欢与年青学者交往,他发现很多青年学者对现实问题非常关注并富有理想,有着很好的理论功底与现代的分析工具,但过于陷入经济评论,更多地为市场大众热点所驱动,被名与利左右,缺乏从事研究工作必需的沉静心态。“如果带一带,他们会很有出息。”“他们不嫌弃的话,我很乐意让他们踩在我的肩膀上推他们一把。”
李稻葵:
一个“很认真”的学者
略微梳理李稻葵的履历,可看到自美国、香港到内地,他以清华大学为基点,教学、研究、参政,多重职责叠加,身影多次出现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世界经济论坛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不同机构。
李稻葵1963年出生于北京,但成长在南方。16岁进清华园就读,成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第一届本科生。大学五年,在李稻葵看来那是他人生记忆中最美好、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他每天早早起床背英文,上一天的专业课,晚上再去听英语广播,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他觉得很充实、很快乐。就在他大学毕业前夕,也是“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实施的第一年,李稻葵参加了这个留学计划考试,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被推荐申请到哈佛留学。谁想因为这一项目进行得较晚,李稻葵错过了入学申请截止期。但哈佛大学帕金斯教授刚好来北京讲学,他建议李稻葵先去做访问学者,第二年再正式入学读书。于是,1985年9月,刚满21岁的李稻葵走进了哈佛,成为那里年纪最轻的访问学者。第二年他正式入学,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艾里克·马斯金、安德烈·史莱法、亚诺什·科尔奈等教授,主修经济理论、公司金融和比较经济学。
此后,李稻葵便一直没有离开高等学府,从密歇根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又至清华大学。为此,他甚至套用前辈陈岱孙老先生的一句话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当学生。”
1992年,只有29岁的李稻葵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马斯金是机制设计理论的奠基人,后于200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理论被视为制度经济学的基础。
上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很多鲜活的制度设计实例源自民间且层出不穷。而师从马斯金的中国博士生中,在李稻葵前后,还有钱颖一、许成钢、王一江、白重恩等——这五人后来或执教或受聘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于不同的领域在中国学以致用。
对于机制设计理论,李稻葵认为,它提供给人们思考问题一个新的方法,就是在充分考虑博弈者的私人信息和自利动机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改变游戏规则来达到既定的组织目标。同时,机制设计理论还发展了一整套分析工具,包括数学模型,它们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有学者称,机制设计理论为研究中国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演变与创新,提供了大的思路和分析框架。这一理论的核心是研究实现目标的机制,它回答的问题不是“要什么”,而是“如何做”,比如,如何提高经济效率,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如何制定环保规则,等等。
1992年至1999年李稻葵任美国安娜堡密西根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并兼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97年至1998年,李稻葵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变迁研究。1999年至2004年李稻葵受聘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并任该校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当年还置身海外时,李稻葵已开始在国内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文章。李稻葵的同事印象较深的,是1995年发表于《经济研究》的“转型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当时在欧美经济学家看来,企业产权越清晰越好。一种激进的观点甚至认为,中国应该进行彻底的产权改革。与积极推进产权明晰的改革主旋律不同,李稻葵的看法是,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在市场化还不完善的条件下,模糊产权相对会更有效率,应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制度安排。在改革中应采取有合理性的次优安排,从而逐步推进改革的深化。
1997年,李稻葵与李山合著的《中国经济时事评析》一书出版,提出了被吴敬琏先生评价为“利民利国”的政策建议。
尽管在海外生活了十多年,从美国返回后,李稻葵迅速了解中国现实的速度还是让同事惊讶。从研究领域看,他主要关注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公司金融和中国经济,其中,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及经济改革是持续关注的焦点。由此,早年李稻葵的论文主要集中于国企改革、兼并重组,并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涉及金融改革、宏观政策等广泛的领域。
在创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初期,李稻葵期望这个平台能够更多地提出一些有实际作用的政策建议,而不是追求纯粹的理论模型。作为建言者之一,李稻葵在政协会议上的提案每每都观察得相当具体。
身为经济学者,李稻葵谈论的主题,宏观、微观皆有涉入。而在其为数不多的专著中,突出的主题几乎只有一个——大国发展战略。2007年及2009年,李稻葵先后出版了《大国发展战略:探寻中国经济崛起之路》和《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选择》。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必须探讨一个大国发展的战略,必须以大国的姿态,从经济改革、经济发展战略、国际化等各个角度进行各种战略选择。如果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上,中国的发展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走弯路。
李稻葵认为,一个一流的学者应该很专注,专注于学术研究,专注在学术领域里,有自己最感兴趣的、长期关注的兴奋点,而不是过分留意和讨论社会上流行的热点话题。而他对自己的评价,只是一个“很认真”的学者。(刘光辉综合自《中国日报》《上海证券报》《新世纪》《天津日报》《中国企业家》《市场报》《证券日报》《中国金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