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弹一星’事业中，我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只是起了一个代表的作用。这个事业是集体的，几代人的、方方面面的，是大家的贡献，应该报道大家。”当有记者采访朱光亚时，他这样说。
看似简短、朴实的话语，却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这就是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奋力挺起民族脊梁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朱光亚。他是广大留学人员的骄傲，也是所有科技工作者的榜样。
忠于祖国，毅然回归母亲怀抱
1945年7月15日5时30分，原子之火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上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晌，人类进入了核时代。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想搞原子弹，1946年，国民党政府决定派遗数学界、物理界、化学界的三位著名教授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去美国考察，每位教授可带两名年轻助手。华罗庚推荐了孙本旺和徐贤修，曾昭抡推荐了唐敖庆和王瑞酰，吴大猷则推荐了朱光亚和李政道。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生于湖北宜昌。 1941年考入重庆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西南联大，使他有缘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饶毓泰、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著名教授。在众多名师的栽培下，朱光亚不仅在学业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导师们的学术思想、人格风范也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毕业后他被遴选留校任教。
1946年8月，朱光亚随吴大猷等教授组成的考察组前往美国，踏上了中国寻觅原子弹的漫漫征途。但是，美国早巳决定不向任何国家开放原子弹研制技术，对蒋介石派出的中国学者也不例外。考察绍只好解散，朱光亚跟随吴大猷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从事实验核物理学习研究工作。从此，朱光亚与核物理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刻苦地钻研着，勤奋地学习着，并最终在这里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
随着新中国隆隆的礼炮声，经历过图民党黑暗统治时期的朱光亚，看到了新中国希望的曙光。他与52名留学生联名给团美同学写了一封饱含激情的公开信。在信中他们大声呼唤：
“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
1950年4月，朱光亚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毅然回到祖国，投入到了新中国创业的伟大洪流之中。
孜孜以求，终于实现原子梦想
在经历了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几年的教学工作后，1957年，朱光亚被钱三强调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任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专门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工作。他先后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研究论文，领导设计、建成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了堆物理试验，跨出了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1958年9月27日，苏联援建的核反应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使用，中国的第一个综合性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基地诞生了。1959年6月，苏联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技术援助后，毛主席发出了向国防尖端技术进军的动员令，“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一个凝聚着民族自强自立精神的“596”工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程)就此开始了。
1959年7月，朱光亚奉调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担负起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的科学技术领导重担。他协助所长李觉和二机部钱三强副部长，组建机构，调集人才，建立设施，一支中国核武器研制大军顺利成立了。同时，他还担任中子点火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具体指导关键技术研究、攻关。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斗，中国的原子弹理论设计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1962年9月，随着各项主要技术一项项被攻克，二机部拟定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事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争取1964年下半年或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奋斗目标——即“两年规划”。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并进一步论证其可行性，朱光亚在部、所领导下，主持起草编写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两份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当时在科学和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纲要明确提出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步以塔爆方式，第二步再以空投方式进行。后来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对中央决策起了重要作用。
11月3日，毛泽东主席仔细审阅了报告，十分高兴地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2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第三次中央专委会议，审议“两年规划”。会上，刘杰、钱三强等汇报了原子能工业进展情况和原子弹研制两年规划问题，朱光亚列席会议并作了补充汇报。当朱光亚汇报实现原子弹研制两年规划的两个纲领性文件的具体情况时，周总理亲切地招呼他，请坐到前边来！”
这是朱光亚第一次面见周总理。他在周总理对面坐下，心情很是激动。当时他只有38岁，思维敏捷、谈吐清晰，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讲得很好，很好!”周总理赞赏地对朱光亚说。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最后中央专委批准了“两年规划”。临别时，周总理紧紧握着朱光亚的手，诚挚地说：“请捎个话，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们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不懈地努力！”
1964年8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按时制造完毕。10月16日，在新疆罗布泊，进行了我国历史上的首次核试验。百米铁塔高耸入云，巍然矗立在孔雀河畔，暴炸前的宁静预示着中华民族开天辟地的伟大壮举。朱光亚沉默着，思索着，等待着……随着起爆的命令，大汉中骤然闪起一道强光，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伴随着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升起了。
成功了！看到那惊天动地的壮观景象，看到整个试验的圆满成功，参加试验的人们欣喜若狂。中国的原子弹在经历了十数载艰难的寻觅之后，终于在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时代、世界的东方爆炸成功了!一向老成持重的朱光亚异常地激动，禁不住热泪纵横。当晚，在试验基地的庆功宴会上，朱光亚喝醉了，喝得酩酊大醉……
在中国核武器几十年发展的进程中，朱光亚始终处于高层决策的中心，对一些重大的关键科技问题总是亲临一线，及时作出正确的科学决策。除原子弹外，他还参与领导了我国氢弹、中子弹以及同近程、中程、远程、洲际导弹相配套的核弹头几乎所有的研制工作，为铸造中国强大的，为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创立和发展，核盾牌建立了不朽的丰碑。
诲人不倦，“科技带头人”名副其实
1959年7月，朱光亚奉调担任核武器研究所主管科技的副所长，这是钱三强经过反复思考后推荐的，多年后，钱三强一直以此作为选拔“带头人”的成功范例。1983年5月12日，钱三强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如何培养选拔”带头人”时，就列举了这个事例、确实，在几十年的科学生涯中，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朱光亚都起到了一个真正的“科技带头人”的作用。
在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期间，朱光亚负责全面的科研组织工作。他办事干练，作风严谨，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有很强的组织管理才能。研究所创业初期，他就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年轻科研队伍在思想和作风上还不适应任务的要求，于是，就协助所长李觉大胆地抓了科研小整风，从而使所科研人员一开始就养成了一套谦虚谨慎、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对核武器的研制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这种作风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是与朱光亚持之以恒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在一次隆重的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还特意表扬了朱光亚这种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
作为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和科技界的领导人，朱光亚十分关注我国科技事业后继有人的问题，对扶植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不遗余力。在任中国科协主席的5年间，中国科协举办了首届和第二届青年学术年会以及迄今已举办70多期，有2000多名青年学者参加的“青年科学家论坛”，得到海内外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欢迎和肯定。在1992年4月25日举行的首届青年学术年会上，他以年会主题“科技增强国力，青年开创未来”为题发表讲话，深情地说：“相信你们将无愧于我们的伟大事业，无愧于我们的时代。希望当你们在21世纪采撷的时候，人们会说，这是他们最光荣最美好的时刻。”在 1995年6月12日青年科学家论坛开幕式上，他又以科技界的前辈李四光、周培源、钱学森关于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论述来勉励青年科技工作者。
在科技工作者中间提倡优良的学风道德，也是朱光亚这个“科技带头人”一直致力去做的。在1994年6月3日当选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当天，他在就职讲话中谈到了学风道德建设问题。他呼吁工程院院士“团结全国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同中国科学院全体院士加强合作，在整个科技界发扬科学精神和优良学风，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努力促进科技进步，攀登科技高峰……”。同时，他还极力主张并支持设立了巾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分别于1997年，1998年先后制定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中院士行为规范》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行为准则》，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全国科技界引起了热烈反响。
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国家
1996年10月，朱光亚获得了“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00万元港币。颁奖前一天，朱光亚对时任中国工程院秘书长的葛能全说，要把全部奖金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并让葛能全第二天代他去领取奖金支票。葛能全虽然知道朱光亚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是不易改变的，但100万港币对刁：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并且朱光亚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是特别的宽裕，所以就试探着建议说，实在要捐助的话，是不是拿出一部分，比如说50万，这也不少了。朱光亚听后没作丝毫考虑，只是平和地说：“就这样吧。”第二天葛能全拿到奖金支票后，再次向朱光亚重复了自己的想法。这时朱光亚阐述了自己这样做的原因作为中国工程科技界的工程科技奖助基金，现在都是由我国台湾友好人士捐助的，如果我们也能出一点，虽然为数不是很多，但总是好一些。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朱光亚捐了这笔奖金后又反复叮嘱葛能全，这件事不要宣传。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即便在工程院内部，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后来，葛能全先后在 1996年末《中国工程院快讯》介绍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一文和1998年3月的中国工程院一次会议上提到此事，朱光亚捐助100万港币的事才为大家逐渐知晓。
在个人生活中，朱光亚十分简朴，从不追求奢华、在工作中，他始终按普通一员对待自己，从不搞特殊化。在中国工程院任职期间，他同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他的办公条件和几位副院长是一样的。1998年他离开工程院领导岗位时，他办公室里的所有公费购买的书籍、资料，一册也没有带走，他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要一件件整理清楚，做好移交。
从1946年出国考察到2005年，朱光亚已与原子能事业打了60年的交道，结下了不解的原子情缘。如今，80岁的朱光亚仍然每天来到他的办公室，继续为国防尖端科技事业辛勤耕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