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大萧条时代的美国经济依然在某些领域保持了“稳定增长”：妓女的泛滥使得避孕套的销售利润一年达到2.5亿美元；失学儿童和无业青年的激增促进了香烟的销量；为那些因股市萎靡而财产缩水的富豪们服务的小型高尔夫球场颇为兴旺；某些牌子的冰箱和收音机也销量大增，前者是为了温饱阶层在商品减价时大量储备食物，后者则可帮助失业者消磨时间；职业介绍所的业务也繁忙了起来，一些擦鞋的儿童在夜间靠帮助找工作的人在职介所门口通宵排队挣外快……也正是在这一片“繁荣”之中，好莱坞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好莱坞在上世纪30时代的繁荣有很多原因：比如30年代初问世的有声电影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电影市场，尽管经济不景气，依然有相当数量的观众蜂拥前往观看这种更加“新奇的玩意儿”；比如，早在大萧条之前，美国人已经拥有了近30年的电影经验，并产生过《一个国家的诞生》这样的经典之作；比如当时的电影票价十分便宜（成人15美分，幼儿5美分，这对于大多数贫苦家庭也只一笔很小的开支），因此成为大多数穷人的唯一娱乐……然而，促成美国电影繁荣的决定性原因却不在于此。
在大萧条来临之前，美国电影界早在20年代就成立了“美国制片人与发行人协会”，在W.H.海斯的主持下这一组织制定了“伦理法典”，以在审片时剔除其中不合乎公众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情节、对话和场面，这就是著名的海斯法典。海斯法典的作用范围就是院线的主打电影。在法典的限制下，当时的美国电影情趣上依然效法欧洲，具有鲜明的小资色彩。
经济大萧条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大量中产阶级破产，赤贫群体迅速扩大，针对欧洲“中产阶级”审美情趣的电影迅速失去了市场。顺应当时社会底层的欣赏要求，一系列的好莱坞经典之作应运而生：恐怖丑陋的《金刚》让失业的蓝领洗上了“精神冷水浴”；秀兰·邓波儿的踢踏舞踢走了中产阶级的忧伤；《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和《绿野仙踪》唤起了青年的童心和希望；《城市之光》《43街》对穷人的人性与善良的讴歌和对“阔佬”的无情嘲讽奚落让领取救济金的穷人一吐胸中的愤懑……
和国内某些人的臆想不同，好莱坞从不在乎所谓“电影艺术家”的“风格表现”，它始终在谨慎地按照观众的需求“制造”电影，对底层公众的迎合（暂不讨论其动机）是美国电影的基本创作思路。大萧条时代美国电影的成功也来源于此。
B级片兴起：感官刺激带来的麻醉
30年代美国电影产品的灵魂是制片人，而制片人的收入主要依赖于和影院的票房分账。当时美国的影院为了吸引观众，采取了一种“打包”的放映模式：一场电影放映一套片子，包括一部主打影片，一部十几分钟的卡通片，一部新闻片再加上一部电影预告片。观众只要买一张票便能欣赏到上述一系列电影产品。
大萧条的来临使得制片人的票房锐减，为了将失去的观众吸引回电影院，制片商联合影院经理们共同推出了“双片制”（double bill）：保留原有的主打电影，而将原来的新闻片、卡通片和电影预告片升级为一个时间略短于主打影片的低成本正片。这个新生的低成本故事片，便是今日风靡全球的美国B级片，而以往的主打电影则被称为A级片（实际上这一概念也有问题，英语中并无A movie的概念，只有B和非B的概念，为了行为方便，本文也将使用A级片的概念，特此声明）。
由于B级片属于新生电影类型，不受海斯法典限制，制片商可以在其中大量加入裸露、暴力、凶杀的镜头以吸引观众。这种电影情节简单，时间较短（85～90分钟，这也是今日全球商业类电影的标准时长），制作粗糙，主要面向的观众就是那些渴望“有地方看看漂亮金发姑娘”的贫困流浪汉。
1932年，华纳和米高梅公司最早开始在自己旗下的一线影院试行双片制，一年之内这一方法迅速流行开来。当时的惯例，制片方同电影院在主打电影的票房分账上占有很大优势。A级片放映的次数越多，制片商的分账越高。而B级片的分账是固定的：一部电影的成本是7万美元（据说这是B级片拍摄的最低成本），院线付8万美元即可将其买断随意放映 。因此许多院线大量买断B级片，并开辟出上座率最高的周六夜场作为放映B级片的专场。在院线的大力推广下，这些情节简单，充满裸露、凶杀、恐怖等刺激元素的电影很快吸引了大量观众。
由于售价上限只有8万元，片方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如何节省成本上。比如有名的Ｂ级片导演爱德华·G·乌尔默（Edward G Ulmer）曾经向媒体透露过当时B级片的拍摄模式，由他本人一起想出几十个题目列在纸上，片方随意挑选几个，然后根据题目做命题作文。这些题材大部分是成功影片的翻拍简化版，加几个裸露镜头了事。这种片子既没有剧本，台词也不固定——演员都是二线，只按照台词收费。为了节省创作时间，往往是一部B级片拍过之后便照猫画虎拍一个系列。今日为观众熟悉的华裔警探陈查理系列电影，就是30年颇为著名的一个B级片系列。
这一时期的B级片，最著名的莫过于大名鼎鼎的《金刚》。 这部美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其产生流程也是标准的“B模式”。片方雷电华公司（RKO）原本投资了一部影片《造物》，却由于资金的问题中途搁浅，而刚刚拍摄了《最危险游戏》的导演库伯和舍德萨克以及电影特技师威利斯·奥布莱恩恰巧有兴趣拍摄一部怪兽题材的电影。这三人组成的团队拍摄的电影在当时颇为卖座。于是双方一拍即合，《金刚》便这样上马。片子的拍摄使用的就是《最危险游戏》的场景，道具则沿袭了《造物》，并保留了大量《造物》已拍摄的镜头。这部电影的投入并不大，但票房却好得出奇：仅纽约上映的头四天就拿下了9万美元的票房，首轮放映全国票房达到170万美元（要知道当时的电影票价为15美分一张），濒临倒闭的RKO也因此咸鱼翻身。《金刚》一部电影而拯救一家公司，从此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的一段佳话。
《金刚》不仅是好莱坞“美女加野兽”恐怖电影的开山鼻祖，也是美国电影史上烂片成为经典的最早例子。尽管今日的影评人如何以“艺术的眼光”解读片中的诸多“文化符号”（如将登上帝国大厦怒吼的大猩猩视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的象征） ，但即使考虑到时代因素，我们也很难在这部视觉效果类似动画片的“恐怖片”中找到什么“艺术”。当时就有媒体挖苦女主角菲瑞的演技“不比她穿的衣服多多少”。这部片子之所以能够吸引美国观众，主要还在于其迎合了当时社会中的“逃避主义”情绪：麻醉在恐怖的感官刺激之中而忘却现实，是当时观众欣赏B级片的主要目的。
逃避主义的童心与乐观
越是绝望的状态下人越要放松、越要娱乐、越要努力从绝望中逃离出来。大萧条时代的观众走入影院，只是为了娱乐和轻松，绝不想在银幕上重温生活中的凄风苦雨。他们需要在银幕的欢乐中忘记现实的残酷，在轻松欢快的故事中寻找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这种带有逃避主义情绪的乐观是大萧条时代电影的主流。好莱坞的制片人也正是应对这种逃避主义情绪来制作电影的。逃避现实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对童年的怀念和童心的呼唤，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与《绿野仙踪》便应运而生。
1932年～1934年是美国电影业的低谷，许多主流院线都靠大幅度降低票价和放映B级片维持观众数量。然而就在这低谷之中， 1934年6月，沃尔特·迪斯尼宣布上马拍摄大型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在当时动画片的制作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制作周期也长于普通A级片，这无形中提高了制片的成本。在电影产业低迷的状态下，上马这样一部影片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制作耗费近三年，1937年1月13日，影片制作完成，上映之后立刻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和票房，而且迅速走出国门，风靡全球。与格林童话的原著相比，这部电影在情节处理上并无太多改进，但整体风格却欢快明亮，特别是七个小矮人个个形象活泼可爱，既有社会底层的懒散、邋遢和小气，也富有小人物的机智与同情心，不仅受到孩子们的喜爱，也广为成人观众所欢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是世界上最早的卡通电影，在上映后流行长达40多年，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还有美国院线在放映，对全球几代少年儿童乃至成年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但成为许多人童年的美好回忆，也成为善与恶、美与丑的道德规范的代名词。
继《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之后，1939年，《绿野仙踪》再次获得了成功。在《绿野仙踪》里，小女孩陶乐茜被一场龙卷风刮到了一个陌生而神奇的国度——奥兹国，并迷失了回家的路。在那里，她陆续结识了没脑子的稻草人、没爱心的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最终所有的朋友都实现了自己的心愿，陶乐茜也从此过上了美好生活。尽管电影的原型小说创作于1901年，但当小说搬上银幕后，美国的观众依然乐于对其作出这样的解读：经济大萧条宛如龙卷风猛刮而来，人生的一场冒险就从此开始；陶乐茜代表的就是一般的美国国民，本过着安逸的生活 ；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代表着农民、失业工人和破产商人；最终的大团圆结局，意味着危机终将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绿野仙踪》的成功和影响力虽不及《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却一样是30年代美国电影的经典之作。
以童心的回归逃避现实并不是唯一的方法，欢快的歌舞和轻松的故事更为好莱坞制片人所擅长。朱迪·嘉兰、米妮·鲁奇们走上银幕，为贫困中的美国唱歌跳舞，用欢快的歌声和轻快的舞步帮助美国忘记苦难，走向希望。这一时期也是美国歌舞片的又一高潮。
歌舞片的流行为一位6岁的小女孩带来了奇迹般的幸运。1934年，年仅6岁的秀兰·邓波儿在《起立欢呼》中出演一位蹒跚学步的孩子，金色的卷发、甜美的酒窝、欢快的笑容和银幕上轻松自如的踢踏舞使得6岁的她一夜之间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她那甜美的笑容被当时的美国人视为希望的象征。罗斯福曾公开宣称：“只要我们有秀兰·邓波儿，我们的国家就会没事。”描写大萧条时代美国社会生活的著名小说《褴褛时代》中则称赞：“秀兰·邓波儿的踢踏舞带走了美国人的忧伤。”
愤怒的葡萄：左翼思潮的悄然流行
尽管大萧条的直接导火索为美国金融资本体系的崩溃，但在30年代初期，美国社会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限于文学领域内。虽然卓别林于1931年的《城市之光》中便开始了对美国资产阶级的嘲讽与批判，但总体而言，3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电影的主流依然是乐观、积极的逃避主义。随着电影业的逐渐兴旺和其他领域的百业凋零，越来越多的音乐人、作家和具有左翼思想的艺术家来到好莱坞谋生。这些活跃分子的相互影响，使得批判现实主义思想逐渐走入了商业化的美国电影，左翼思潮也开始在银幕上有含蓄的体现。
左翼电影的先声应当归于1936年的《穷巷之冬》、1937年的《左拉传》和《他们不会忘记》，在这些部片子中，对资本的控诉和对现实残酷的反映不再借助喜剧和歌舞的“糖衣”，对“穷人的权利”的呼唤和对“阔佬”的控诉也变得强烈而有震撼力。在这三部片子的影响下，左翼电影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潮。1940年，亨利·方达的经典之作《愤怒的葡萄》横空出世，这是美国历史上左翼电影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在推出之后影响力远远超过了随后的《公民凯恩》（1941）和《安倍逊大族》（1942），被誉为“大萧条时代的史诗”。
影片中充满了左翼政治的暗喻和象征。主人公乔德一家在流浪的途中进入了一个农业部创办的保护所，这里其实就是当时左翼人士理想中的“乌托邦”：人人平等，没有压迫，没有警察，社区依靠选举出来的领袖管理。而有趣的是，“当局”却始终千方百计要在这里煽动暴乱，以便派出警察接管保护所——尽管保护所本身就属于“当局”。
影片情节真实曲折，场景气势宏大，演员的表演刻画极具震撼力，因此在公映之后反响极为强烈。一位知名影评记者这样写道：“影片以最为真实的苦难代表工人们宣示：我们活着，并将活下去。”而媒体则把乔德的反抗视为“整个美国的愤怒”。遗憾的是，尽管男主演亨利·方达在影片中有着极为精彩的发挥，“乔德”也成为了好莱坞贡献给世界电影最经典的角色之一，但这部引起巨大反响的影片却只得到了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和最佳女配角奖，男主人公与奥斯卡失之交臂。实际上，直到50年代的麦卡锡时代，《愤怒的葡萄》依然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受到了“当局”的特别关照。亨利·方达的女儿简·方达不得不代替父亲发表了一个“改过声明”以摆脱美国情报部门的暗中监视。这种不公正本身也说明了影片的影响力。
1973年，在全美影评人评选中，《愤怒的葡萄》入选“十部美国最伟大电影”之一；1977年，该片又被美国电影协会评选为“美国十大佳片”之一。历史的发展中毕竟有一种叫做“公正”的东西在。
随着欧洲战争危机的日益迫近，美国左翼电影人将精力逐渐转移到了反纳粹电影的创作上，推出了《一个纳粹间谍的自白》和《大独裁者》等一系列作品，而对本国资本主义的批判却逐渐减弱了力度。在《愤怒的葡萄》之后，左翼电影再无出色的表现，往往只在B级片中作为吸引眼球的噱头罢了。
结论：平民的胜利
电影是美国大萧条时代贡献给世界最大也是最好的礼物，美国电影史上的一系列经典之作：《一夜风流》（1934）、《摩登时代》（1936）、《人类枷锁》（1934）；《小妇人》（1933）； 《侠盗罗宾汉》（1938）、《绿野仙踪》（1939）、《乱世佳人》（1939）、《关山飞渡》（1939）、《青山翠谷》（1941）、《蝴蝶梦》……都诞生于四十年代。这一时代也是美国电影的最高峰，至今，克拉克·盖博和葛丽泰·嘉宝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依然远远高过了好莱坞的众多型男靓女，《公民凯恩》和《大独裁者》也比《哈利波特》《谍影重重》更能代表好莱坞品牌。
大萧条时代美国电影最重要的转型便是平民化的转型。B级片的出现、动画片和歌舞片的流行都是为了符合底层平民的审美趣味，而诸多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也是为了一抒平民们胸中的不平之气。正是从大萧条时代开始，左翼思想走入了美国商业片主流，平民英雄取代了正义骑士成为艺术作品中的英雄，平民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也从此成为“美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一点似乎与今日鼓吹“精英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印象大相径庭。大萧条时代美国电影的辉煌是平民的辉煌，美国电影在全球的胜利是属于平民的胜利。
早在这次美国金融海啸爆发前，也许是小布什执政后多年软萧条的影响，美国电影也折射出美国，这个据称是世界最右的发达国家，其民众某种微妙的“左”转。电影《追寻幸福》和《老无所依》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前者惟妙惟肖地描述了贫困的压力，后者则是令人内省的无望。在经济危机的寒风吹遍全美乃至全球的今天，好莱坞又会给后来的人们带来哪些令人回味的作品，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