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和维护，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根本。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召开，虽从参政员产生资格和程序到参政会的职权等多方面看，它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民意机关，也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但是在当时抗战形势极为严峻，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关系异常复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一个全国的共同纲领和组织形式的情况下，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维护则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 国民参政会的产生是抗战形势下国内各方面抗日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
首先，国民参政会的产生，是国民党政策逐渐变化的结果。在日寇的步步紧逼下，从1935年华北事变开始，国民党政府就在逐渐调整其对共、对日政策，开始与共产党接触。1935年蒋介石讲到“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须“一面对苏交涉一面着手对中共问题解决……五次围剿成功，中央派陈立夫解决这问题”。[1]此后，由宋子文、陈立夫负责从四个渠道打通了与共产党的联系。1937年2月至9月，国共两党经过六次谈判，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国民党顺应了抗战的要求。国内各界认为，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国家血战求存的时候开幕，“实在是为适应时势迫切的需要而产生”。[2]中共参政员林祖涵也强调“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毫无疑义的，是有着历史的意义，也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最重要的，是根据抗战的需要。”[3]国民党政府组织国民参政会有着一定的推动抗战的主观积极性。
其次，国民参政会的产生，是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推动的结果。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国共再次合作，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2月瓦窑堡会议，中共又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1936年9月1日，周恩来致信陈果夫、陈立夫，讲到：“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4]1936年12月中共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加强了与国民党的谈判。抗战全面爆发后，宋庆龄撰文指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要与共产党讲和，只须实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使人民真正能够参加政府”。[5]1937年7月10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对国民党政府提出8项政治主张，包括“提前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全国上下一致遵守的政治纲领;建立特殊机关，统一各党派所领导的民众运动”。国民参政会产生的过程，也反映了国民党组织国民参政会被动的一面。并且，国民参政会的产生，也仅仅是其专制统治的一点点放松。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及国民党政策的调整，国民党政府组织国民参政会推动抗战的主观积极性逐渐消失，利用国民参政会掩盖其一党专制，限制、打击共产党，欺骗人民的消极因素大增。但总的说来，国民参政会的存在，还是有利于抗战，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二、国民参政会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初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主要是国共合作。而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有利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从国共两党扩展开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扩大。
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各抗日党派、无党派抗日爱国人士以及蒙、藏少数民族代表、宗教界人士、海外华侨等，齐集国民参政会，共商抗日大计，必然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当时各界普遍认为，“这次参政会里面，网罗国内各党各派及社会上有资望的人物，这象征抗战中的中国向着‘团结’、‘统一’的光明大道迈进”，[6]是“全国一致团结的一个更坚强的表示”。[7]
三、国民参政会的存在，有利于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国民参政会初期，特别是前三次会议，各方面国民参政员为了抗战求同存异，提出和通过了拥护政府抗战、持久抗战、团结抗战、惩处汉奸、民主宪政等一系列决议案，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民参政会的存在，有利于中共对中间党派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参政会内，中共参政员积极联络其他抗日党派、民主人士，共同提出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民主、有利于抗日的提案。参政会外，中共通过各种渠道如聚餐会、茶话会、家庭集会、个别晤谈等向他们解释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
国民参政会也成为中共和中间党派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重要场所，有利于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时期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中共参政员利用国民参政会这个合法场所，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磨擦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压制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9月9日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中共和民主人士参政员董必武等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强烈要求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权利。同时，中共和民主党派参政员纷纷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实行宪政的7个决议案。第四次参政会后，沈钧儒、张澜等25位参政员召开宪政座谈会，发起了第一次宪政运动。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第二次反攻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利用国民参政会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也教育和团结了中间小党派。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又阴谋发动第三次反攻高潮，并企图以“准备实行宪政”搪塞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民主要求，此时中共和民主党派参政员再次利用国民参政会发起了民主宪政运动，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中共代表林伯渠呼吁“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以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8]得到社会各界拥护。
同时，国民参政会也为中间抗日党派、民主人士走向联合提供了机遇。一方面，通过国民参政会，他们逐渐看清了蒋介石国民党专制独裁反人民的本质，特别是皖南事变，严峻的现实，使“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15]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为保证自身的生存，各中间小党派必须联合起来，他们于1939年10月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到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改建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为中国民主运动增加一支生力军”，[9]（《促进民主贯彻国策》，香港《华商报》1941年10月11日）也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支生力军。
四、国民参政会内外，中共与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深入接触、共同奋斗，推动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中共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是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内容。通过国民参政会，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更明确，更深刻了。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初，中共工作的重点是跟国民党搞统战，而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进行了基本的分析。对民族资产阶级有了更明确、更深刻的认识，并形成系统的统战思想是在1939年至1940年。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表现了空前的进步，并突出地表现在国民参政会会内会外的活动中，特别是民主宪政运动。对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强调：中间力量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积极因素，因此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党的各级干部要加强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
共产党对中间势力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做了明确的分析和正确的估量，把争取中间势力视为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特别是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上实行了“三三制”原则。“三三制”政权的建立，把统一战线与根据地政权紧密地结合起来，加强对中间势力的统战工作，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先总统蒋公全集 ：苏俄在中国》
[2][3][6][7]《国民参政会纪实》，1985年版，重庆出版社
[4]《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8页
[5]宋庆龄： 《 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为新中国奋斗》第91页
[8]《新华日报》1944年9月7日
[9]《促进民主贯彻国策》，香港《华商报》1941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