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的探析

摘要:基于中国1985—2010年的相关数据,通过对人民币汇率、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1)出口贸易与人民币汇率正相关,进口贸易与其反相关,而出口贸易与进口表现出正向变动的关系;(2)汇率是出口贸易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成立,汇率与进口二者互不为Granger原因,而进出口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因此当前要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减少对对外贸易的依赖,实现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进出口 Granger检验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4-0202-03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8%,GDP总量从1978年的3 645.2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97 983亿元,增长了108倍。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组成份额中,对外贸易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额仅为206.4亿美元,2010年这一数字达到29 727.6亿美元,增长了143倍。可以看出,中国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对外贸易中国GDP具有极大的拉动作用。同时,由于中国长期实行出口导向的外贸方式,外贸易依存度逐年增加。以当年平均汇率计算,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1978年的8.8%(美元对人民币的年均价为1美元=1.5549元人民币)增长到2010年的50.6%(美元对人民币的年均价为1美元=6.7695元人民币),增长了4.75倍。

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不断加大。2005年7月21日,中国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到2010年7月22日,人民币对美元实际升值22%,到了2011年4月29日,人民币对美元突破6.5的关口,当日中间价为1美元=6.4990元人民币。但即便这样,外界还认为人民币被低估,要求其进一步升值,可以预期,由于受美元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及其他外部冲击的影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剧。

面对上述事实,我们不禁会想到以下问题: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它将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该影响有多大?如果其影响具有长期效应,那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进行调整、干预,以减小由此产生的损失?本文试就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整理

本文通过建立单方程回归模型,运用协整分析(Cointegration Analysis)及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来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主要的经济变量有:(1)汇率(ER);(2)出口(EX);(3)进口(IM)。

从相关经济理论可以得知,一国的货币汇率对外贸会产生显著影响,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本国货币升值,会对该国的出口产生负面影响,而有利于该国进口。本国货币贬值,情形则与之相反。因此在本文所假定的模型中,设定本国货币币值变动与出口贸易额呈反向变动关系,与进口贸易额呈正向变动关系。

除了汇率对进出口有显著的影响外,根据张鹤、刘金全、顾洪梅(2005)的观点,进出口贸易相互間也存有相关性,并且由于出口与进口间存在“双重乘数”作用,使得当增加一个单位的进口商品后,出口会大于一个单位,二者间表现为明显的正向变化关系。刘穷志(2005)从出口退税的视角,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过由于过于依赖对外贸易,政府短期内不会任其随行就市,而是积极干预;并得出进口与出口表现出正效应,原因在于进口能够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提高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增加出口贸易额。因此假定中国进出口之间存在正向变动的关系。

本文根据所收集到的数据,选取中国1985—2010年二十六年的对外贸易额,即出口额(EX)、进口额(IM)以及各年的年平均汇率(ER)(人民币对美元)作为分析变量,建立回归方程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同时考虑到物价因素对进出口贸易额产生的影响,我们使用1985年(作为基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其给予调整,以消除物价影响。本文拟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EX=α0+α1ER+α2IM+μt(1)

IM=α0+α1ER+α2EX+ξt (2)

其中,EX、IM、ER分别表示出口、进口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α0、α1、α2为系数,μt、ξt为残差项。

但上述模型一般都存在时间序列的异方差,为了消除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对上面的模型两边取自然对数Ln,这样方程(1)、(2)可以写成如下(3)、(4)的形式:

LnEX=α0+α1LnER+α2LnIM+μt(3)

LnIM=α0+α1LnER+α2LnEX+ξt(4)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基于上述的计量模型,我们运用OLS方法进行回归分析,但通常具有经济关系的时间序列都存在不平稳的特性,因此在回归分析前需要判断序列是否平稳。本文进行平稳性检验的方法是ADF单位根检验(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变量LnEX、LnER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而变量LnIM,其原序列是不平稳的,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发现它的一阶差分在1%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这样,需要对上面(3)、(4)式作进一步调整,即用D(LnIM)代替式中的LnIM,以保证分析的有效性。

我们使用Eviews6.0计量软件对上述方程进行回归,得出如下结论:

LnEX=-1.318746+0.171938LnER+0.5716521D(LnIM)(5)

(-2.398745) (41.745386) (3.642514)

R2=0.996312

D(LnIM)=-0.570432-0.189724LnER+0.182891LnEX (6)

(-0.976605) (-1.973528) (9.87620)

R2=0.887694

从方程(5)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了0.996312,很好的拟合了样本数据,从括号中的t值可以看出,LnEX 与LnER、D(LnIM)三者之间有显著的关系,分别达到了41.745386、3.642514。同时LnER、D(LnIM)的系数表明,当LnER增加1%,LnEX就会增加0.18个百分点,D(LnIM)增加1%,LnEX增加0.57个百分点。

从方程(6)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887694,比较好的拟合了样本数据,从括号中的t值可以看出,LnER为-1.976605,在5%的临界值下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LnEX是9.87620,在5%的临界值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同时LnER、LnEX的回归系数表明,当LnER增加1%,会对DLnIM产生0.19的负影响,而LnEX增加1%时,DLnIM会增加0.18个百分点。

通过对进出口贸易与汇率的回归分析,得出三者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相关性,但对于三者之间是否存在伪回归,需要对其进行协整检验。从上文的回归方程中,我们可以使用适合于多变量的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ER、LnEX、D(LnIM)三者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进一步说明了上述假定的模型是合理的。

为了找出模型中两两变量间的因果关系,通常要对其进行因果检验,常用的方法为Granger因果检验。在该方法中,如果某一变量是另一变量的Granger原因,那么该变量就能起到对另一变量的预测作用,但要进行Granger检验的前提是其数据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前面我们通过对变量LnER、LnEX、D(LnIM)进行了Johansen协整检验,得到变量LnEX、LnER、D(LnIM)之间存有唯一的协整关系,满足Granger检验的条件,得到的结果如下(见下页表3)。

通过对LnER、LnEX、DLnIM三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我们可以得出,LnEX与LnER之间,前者不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但后者却是前者的Granger原因;LnER与DLnIM之间,两者都接受了Granger原假设,即二者互不为Granger原因;LnEX与DLnIM之间,二者都表现出显著的拒绝原假设的结论,说明它们互为Granger原因。

从上面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同中国对外贸易表现出诸多不合常理的地方。2011年4月29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突破 6.5的关口,但中国还保持着大量的贸易顺差,到2011年3月,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这其中存在的原因需待我们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中国目前执行的是基于市场供求,统筹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进出口贸易除了受市场环境、国外经济形势等因素影响外,政府对进出口企业的政策向导也是一个重要的诱因。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还依赖于对外贸易的拉动,各级政府虽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已经有了“受制于外贸”的切身感受,并也作出了扩大内需,减少外贸依存度的许多措施,但要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并非一日之功。四、简要结论

本文以1985—2010年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进出口贸易额等数据为依据,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对外贸易额)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到以下几个主要结论:一是汇率、进出口额三者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汇率与出口额之间表现出正相关,这与一般的经济学理论不相稳合,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出口商品的低成本引起的。除此之外,根据J曲线理论,一国汇率增加,在短期内由于消费和生产的“黏性作用”而不会对出口产生明显的影响,但长期对出口会产生负面作用;汇率与进口额之间表现出负相关,但二者的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进口贸易额与出口贸易额之间表现出正相关性,且具有显著性。表明进出口贸易二者之间存在促进与激励效应。二是汇率、进出口贸易额三者表现出不同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汇率是出口的格兰杰原因,汇率的变动对出口具有预测作用,但汇率不是进口的格兰杰原因;而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二者都不是汇率的格兰杰原因;对于进出口贸易额,二者表现出互为格兰杰原因的关系。三是通过对人民币汇率、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可以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虽然短期内中国还表现出强劲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但从长期来看,这样的贸易形势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进行转变,可能造成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挟持”。因此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增长结构,逐步减少因对外贸易波動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同时,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与优化对外贸易政策,突出对外贸易“质”的增强,而不单是“量”的增加,保证人民币汇率的平稳波动,以实现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穷志.出口退税与中国的出口激励政策[J].世界经济,2005,(1).

[2]张鹤,刘金全,顾洪海.国外总需求和总供给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5,(4).

[3]刘富华,李国平.中国进出口贸易关系的时间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06,(12).

[4]于洋,王敏,祝晓波.对外贸易影响就业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贸,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