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6日,地球上跑得最快的女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5枚奥运奖牌的田径女选手玛里昂•琼斯公开承认:自己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服用了兴奋剂,并就此宣布退役｡这是关于兴奋剂的最新丑闻｡
北京的2008年奥运赛场,如何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来自兴奋剂的污染，日益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每年四次“统考”全优通过
11月15日,当记者约见杜利军的时候,反兴奋剂研究所正酝酿着搬入新的办公大楼——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牌子刚刚挂出没有几天,暗红色三层小楼,干干净净地立在奥体中心的东门｡
2004年被调到体育运动医学研究所之前,杜利军一直从事体育科技管理工作,曾先后在国家体育总局的科学研究所､信息研究所､体育科学学会办公室､科教司担任要职｡
“建立实验室当初是国家体委提出的,根据国际上使用兴奋剂的历史,再结合国内情况,与国家科委一起成立的｡当时叫运动医学研究所｡”
杜利军介绍说,当时研究所负责三方面的工作:运动营养､运动医疗保障､兴奋剂实验室｡“以前工作精力分三块,不能很集中,现在新中心的重点很明确｡”
这个明确的重点,就是“围剿”兴奋剂｡
“当时成立主要是派人出去跟国外学习,现在都是相互学习了,在技术上,我们已和国际上其他实验室不相上下｡”44岁的徐友宣是北大化学博士,目前担任中心的兴奋剂实验室主任｡“当时技术也没有,派了很多人去国外学习｡监测的设备也很有限,更新一次设备要打无数次报告｡”
兴奋剂实验室经过两年筹备,1989年11月份顺利通过了国际奥委会的考试｡从2004年开始,国际反兴奋剂机构每年给实验室出考题,一年4次｡实验室全都顺利通过｡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徐友宣说:“世界上有34个同类型实验室,大多数都出过错｡”
“(建设)这个新中心一千万美元要花掉了｡很多国家的实验室,包括很多大国在内,都到不了我们这个程度｡”面对比“老楼”奢侈无数倍的新中心,杜利军似乎有点不适应｡
每天至少四人在天上飞检
杜利军的桌上有个剪去半截的矿泉水瓶子,算是简陋的砚台和涮笔容器,他随身带一本袖珍的《论语》,每天都要抄几百个字的毛笔字,抄了无数遍了,强制自己静一下脑子｡“现在我感觉就是如履薄冰,每天都要考虑大量问题｡尤其是检查官的人身安全问题,有些运动员会有报复行为,我要求他们提前把路线确定好,不要伤害到检查官｡”
兴奋剂和反兴奋剂,就是一个矛,一个盾｡“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但总是兴奋剂的使用在前,反兴奋剂的监测在后,不断有新的兴奋剂出来｡”为了更快地追上兴奋剂“们”,兴奋剂实验室就有了不可或缺的两种人,兴奋剂检查官和以身试剂的研究人员｡
“还要考虑到检查官不要出现受贿的丑闻,过去在国际､国内都出现过,运动员被抓住以后会求情｡”杜利军说,检查官队伍里有个“铁纪律”,规定检查官不得去检查的当地吃“请”,发现有这样的苗头,或者运动员请吃饭了,就是违规,就要开除｡
兴奋剂检查官,是兴奋剂实验中比较关键的一群人,他们每年要到全国各地或者亚洲各地去收取运动员的尿样和血样,然后再护送回来｡一支好的检查官队伍就好像是一支好镖队｡
秋阳(化名)是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中心是资历最浅的检查官｡她说:“现在也要飞检,刚刚去过四川､石家庄｡其实一点也不好玩｡”
所谓飞行检查,即无预先通知的检查,这样可以加大打击的力度｡杜利军说:“在中国的天空,每天至少有四个我们的检查官在飞｡”检查处在派任务时不会很早告诉检查官具体执行什么任务,只告诉去什么地方,再给个密函,里面有授权书和具体的任务,只有到了当地以后才能拆封,那时才知道要去查谁｡
自己先吃药
与检查官不同,徐友宣说他手下还有一批要经常吃兴奋剂的研究人员｡“实验室的人要奉献｡出现了新型兴奋剂,要检查运动员,首先必须有一个正常人吃完以后产生的图谱对比,这叫人体授试｡”
兴奋剂很多种类,有刺激脑神经的,有改变激素分泌水平的,有改变荷尔蒙分泌的,这些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当然清楚,吃的这种兴奋剂对自己都有哪些坏处,但明知道也要试｡
徐友宣自己也记不得前后“授试”了多少次｡某次,他吃了某种兴奋剂后呕吐不止,最后送到了医院治疗｡“很多女试验人员吃了以后,出现了男性特征｡有时候会产生剧烈的反应,要送到医院去抢救｡”
在国外,这种人体授试大多是花钱来征求自愿者｡中国的兴奋剂实验室想追上国际的步伐,就得少花钱,多办事,靠土办法,拿自己开练｡
情况不乐观
某体育大国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题目是:使用兴奋剂,可能会对你的生理机制造成破坏,危及生命,但可以拿金牌,你还愿意吃兴奋剂吗?结果是,很多运动员仍然为了拿金牌而选择兴奋剂｡
“兴奋剂对运动员来说,诱惑很大｡”杜利军认为,在竞技体育里,奖牌背后的利益驱动是导致运动员铤而走险的最大诱因｡
反兴奋剂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运动员能做到自己不使用兴奋剂｡但情况似乎并不那么乐观｡就在不久前,在武汉举行的全国城市运动会上——这也是奥运会前最大规模的综合性运动会——仍然查出了2例服用兴奋剂事件｡
“我感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不具备常识,不懂得使用兴奋剂对个人身体会有伤害,现在我们要在宣传上让他们知道害处,关口前移｡”杜利军说,“有些检查官的工作就是以宣传为主｡”
另外,目前中心还承担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检查任务,要到韩国､泰国执行国际任务,因此新一批的检查官外语要求都很高,像秋阳这样的新人一般都是英语专业八级｡老杜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本《朗文辞典》,每天他也要背一些新单词｡
过去公众对兴奋剂都不了解,这让杜利军很尴尬｡今后,如何让更多的人了解兴奋剂的危害,同样是艰巨的工程｡“如今兴奋剂的使用已经超出了高水平运动员的范畴,甚至在学生考大学的体育加试中都出现了｡”■
(荷叶荐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