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世纪意大利复兴运动完成了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教育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和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政府通过国家行政法规开办公立学校，建立国民义务教育体系，将教育纳入国家活动之中。作为国民教育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意大利儿童文学面临着如何处理好天主教会的普世性和民族主义的排他性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复兴运动；国民教育；儿童文学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5）05-0089-05
19世纪40年代意大利兴起了追求民族解放与国家统一的复兴运动，于1871年实现了国家统一。作为使用相同语言、拥有共同宗教信仰与文化的共同体，意大利民族存在的时间远比作为民族国家存在的意大利更悠久。由于政治上长期四分五裂，国民的国家认同感较弱。复兴运动提出的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任务并没有随着政治统一而结束。提高国民认同感，凝聚民族向心力，成为统一后新生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本文选取《爱的教育》与《木偶奇遇记》两本最具代表性的意大利儿童读物，从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分析意大利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内在结构性矛盾，探讨儿童文学塑造国民性格、加强国民身份认同以及提升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作用。
一、复兴运动中民族国家构建的背景
公元476年罗马帝国覆灭，意大利（此处“意大利”是一个地理概念）陷入小邦林立的局面。公元756年，为回报教会对自己篡位合法性的支持，法兰克人的国王丕平应教皇请求，两次南下战胜伦巴第人，将意大利中部赠与教皇，形成教皇国，罗马成为教皇国的中心，史称“丕平献土”，自此教皇既是全体天主教徒的宗教领袖，又同时是意大利境内的世俗君主。长期以来，欧洲大国为了维护地区均势以及各自在意大利的利益，阻挠独立统一的意大利在欧洲政治版图中出现，天主教会为保障其世俗政权，更是不惜求助外国势力对抗国内的统一力量。19世纪40年代，意大利兴起了追求民族解放与国家统一的复兴运动。如何处理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以及教皇国在民族统一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成为包括天主教会在内的所有政治力量都考虑的问题。
1843年，神父维琴佐·焦贝蒂在《论意大利人在道德及文明上的优越地位》一书指出，世界仍然给意大利保留着优越的地位，这不仅因为意大利人民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更因为必定在欧洲再次发挥领导作用的教皇也是意大利的世俗君主，意大利应在以教皇为首的政治力量的主导下建立邦联，在这一松散的政治体内部，各个邦国在各自君主的统治下充分享有自主权 [1 ]。这一主张试图通过宗教认同实现国家认同，调动了意大利天主教徒的政治热情。1846年教皇庇护九世登基，特赦政治犯，设立议政会，并承诺建立意大利各邦国的关税同盟，这一系列开明的政治举措使其政治声望一度如日中天。然而在1848年撒丁王国对奥地利的战争中，教皇的态度左右摇摆，3月底派兵参战对抗奥地利，4月29日又在枢机会议上表示，自己作为全世界天主教徒的领袖，同时又是意大利的一位世俗君主，他不能参与到对抗另一个天主教国家（奥地利）的战争中。在奥地利军队击溃教皇国军队后，教皇出逃罗马，请求法国军队进入罗马维护其世俗统治。教皇再次不惜为维护教廷以及自身利益求助外国势力干涉意大利内政，牺牲意大利的民族权益，表明其作为意大利邦国世俗君主的民族性身份终究让位于作为天主教领袖的宗教身份。天主教的普世性与民族主义排他性的冲突，注定教皇无法成为意大利民族解放进程的主导者，焦贝蒂所设计的新圭尔夫党人的政治路线破产，意大利民族国家的构建必须与教皇的世俗政权进行切割。
1861年3月15日，意大利王国宣布成立，同时宣布罗马为王国的“道德首都”，此时教皇国大部分已归入意大利王国，然而罗马仍处于法国军队的保护。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将这个天主教的中心视为意大利王国天然的首都，新生的民族国家是古罗马帝国在政治上的当然继承者。1867年加里波第在一次演讲中称：“没有罗马，意大利会在哪里，又会是什么样子？” [2 ]教皇世俗政权的结束只是时间问题。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法军撤离罗马，意大利王国军队随即占领罗马，次年意大利政府宣布罗马为王国首都。庇护九世避入梵蒂冈，不承认意大利王国对罗马的占领，并于1874年重申《不许可》的通谕，禁止意大利天主教徒参与意大利王国的政治选举，试图通过宗教认同取代民族认同。考虑到天主教文化早已渗透到意大利民族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几乎全民都是天主教徒的意大利，该禁令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天主教徒的民族认同，制造了民族内部的对立，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政教对立的局面在庇护九世去世后尽管逐渐稍有缓解，但直到1929年《拉特兰条约》的签署，随着罗马问题的最终解决才宣告结束。
二、国民教育体系的初步构建
复兴运动前的意大利，教育权能主要由家庭和教会承担。教皇国的教育事业长期为耶稣会所垄断，大部分学校仍然遵循1599年的《教育计划》（Ratio Studiorum），这是近三百年前为回应宗教改革而制定的耶稣会教育方案，旨在培养虔诚的信徒与教士，而非民族国家中具有国家认同的公民。天主教教育侧重宗教认同以及道德教化，其宗教上的普世性与民族国家公民身份认同难以相容，这也决定了教会很大程度上将在民族主义主导下的国民教育体系构建中缺席。随着复兴运动的发展，统一的意大利在政治上已经逐渐成型，然而文盲率高、民族认同感低，已经成为构建新生民族国家的内在阻力，国民教育体系的构建迫在眉睫。
1859年，意大利王国成立前夕，撒丁王国政府颁布卡萨蒂法（Legge Casati），该法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是意大利首次以法律手段推动教育事业发展，是国家意志在教育领域的初步体现，奠定了此后意大利教育体系的基础。卡萨蒂法共分为五章，分别从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立、大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技术培训、初等教育等几个方面第一次完整建构了公立教育体系。从其条文的顺序可以看出，该法案较侧重精英教育，首先制定的是大学教育章程，其次是中学和职业技术学校，最后才是初等教育。卡萨蒂法明确了政府的公共教育部为统一管理全国教育事业的行政机构，将教育政策的制定与管理权统归中央政府。其主要内容还包括：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职业教育与培养政治人才的古典教育分轨，大学除中世纪以来设立的神学院、医学院、法学院之外，新开设文学与哲学学院以及数学、物理与自然科学学院；由国家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小学师资力量，教师必须获得国家颁发的相关资质；小学学制为四年，前两年为免费义务教育；小学的宗教课程在神父的监督下由教师开展，中学宗教课程由主教任命的精神导师（direttore spirituale）讲授，但家长可向学校申请免除子女宗教课程的学习；私人办学仍被允许，但只有公立学校才有资格颁发文凭，在家接受教育的学生仍需参加国家考试。考虑到教皇国当时未完全并入意大利，忠于教皇世俗统治的意大利天主教徒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在卡萨蒂法中宗教教育仍然为国民教育体系所包容，但其占国民教育中的分量已不可与往日相提并论。
1870年定都罗马后，意大利领土统一问题事实上已经解决，政府进一步将国民教育的重心从社会上层向大众转移。1877出台的科比诺法（Legge Coppino）规定小学学制延长为五年，学费全免，前三年为义务教育，并且明确了对未履行子女受教育义务的家庭采取的惩罚措施。科学、数学以及伦理道德（而不是神学）成为必修课，中学学校的精神导师被请出课堂，教师不得在课堂上讲授神学或天主教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人民与公民义务的基本概念》这一公民读本。与卡萨蒂法相比，科比诺法进一步压缩了教会在公立学校的空间，国家干预教育的力度更大，手段更为具体，这是在实现了政治统一后，意大利政府在教育领域对教会利用宗教认同替代国民认同举动的回应。需要指出的是，在科比诺法出台后，仍有不少传统天主教家庭将子女送到私立学校接受宗教教育，并且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许多地区无法真正贯彻实施义务教育。尽管如此，数据仍然表明在1862年到1902年这40年间，国家的教育支出不断增加，学龄儿童入学率与小学教师人数均有所增长，文盲率从1862年的74%降至1902年的56% [3 ]，国民教育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政府主导下的国民教育体系已经初步建立。
卡萨蒂法和科比诺法是国家与教会在教育领域的角力，是国家意志在教育领域的体现。一方面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席卷欧洲，社会化生产对工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的家庭教育和教会的宗教教育已经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国家对教育的干预与管理十分必要；另一方面，意大利政治上的统一进一步带动了国内市场与国家经济的统一，社会各阶层人民的联系和交流增多，人民心理上的归属感也随之日渐增强，这也促进了复兴运动后期教育国家化的顺利实施。政府通过行政立法、教育拨款、师资培训等积极干预措施保障国家对教育管理的权威性、集中性，在法律层面上明确国民受教育的义务的同时自然也承认了国民受教育的权利，两部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本身就是在强化公民作为个人“在一个民族国家中、在特定平等水平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权利与义务的被动及主动的成员身份” [4 ]。
三、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意大利儿童文学
由于印刷术与初等教育远未普及，虽已从成人的文学中独立出来，但由于有条件接受教育的儿童主要来自上层社会家庭，早期儿童读物在内容上仍以道德教育类的短篇神话、传奇经历为主。1634～ 1636年间，吉姆巴蒂斯达·巴西莱创作的《最好的故事》（Lo cunto de li cunti）在那不勒斯出版，这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童话故事，其中已经出现了睡美人、灰姑娘的原型。
1762年卢梭在《爱弥儿》中首次将儿童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进行刻画，提出教育应保持人的自然性，充分注意到儿童发展各阶段的个性特点。这一教育理念对意大利儿童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展示儿童真实生活的教育小说与读物逐渐取代童话，学校和社会开始成为儿童文学涉及的题材，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盖塔诺·佩雷戈（Gaetano Perego《关于学校的社会义务的寓言》）（1796年），该书在米兰爱国者协会举办的征文活动中获奖；佩雷戈·塔维尔纳（Giuseppe Taverna）的《道德故事集》（1801年）、《历史故事集》（1803年）、《儿童启蒙读物》（1808年），其创作语言风格平实朴素，强调儿童生活的社会属性，认为“想象、神话、寓言，都会让读者陷入一种臆想中” [5 ]；1833年，佛罗伦萨初等教育学会面向全国举办征文活动，要求参选品“是地道的意大利的作品，能够提升孩子的阅读水平，传递世界的道德原则，唤起青年一代的注意” [5 ]，路易吉·亚历山德罗·帕拉维奇尼（Luigi Alessandro Parravicini）以《小贾尼》（Giannetto）一书获奖，该书此后数十次再版，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意大利全境畅销的儿童读物。
1870年，随着卡萨蒂法、科比诺法的相继出台，小学教育在意大利逐渐普及，规模化出版推动了新闻业的蓬勃发展，儿童读物市场进一步成熟，培养民族国家共同成长的新公民，从政治界、文学界延伸至社会大众，逐渐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出版人费迪南德·马尔蒂尼敏锐地意识到儿童读物的巨大市场，创办了第一批专门面向儿童读者的报纸《儿童日报》（il Giornale per i bambini）以及《少儿日报》（Il giornale dei fanciulli），内容包括故事连载、科学知识、文化风俗以及小读者来信。以科洛迪、亚米契斯为表的一批复兴运动知识分子，开始进入创作上的井喷时期。1875年，科洛迪翻译了法国寓言故事集《仙女的故事》，一方面出于译介法国儿童文学的目的，一方面也借此表达对意大利儿童文学中过于道德说教的不满。他在1877年出版的《小小贾尼》（Giannettino）中传递出一种更为轻快、略显荒诞的创作风格。这部向帕拉维奇尼的《小贾尼》致敬的作品已经出现了匹诺曹调皮、反叛同时纯洁、善良的原型。其后，科洛迪继续以《小小贾尼》的情节为主线，接连创作了《小小贾尼游意大利》、《小小贾尼学语法》、《小小贾尼学算数》、《小小贾尼的神灯》等作品，还编写了小学二、三年级的教材。1881年7月，在《儿童日报》第一期，科洛迪开始连载《匹诺曹历险记》，1883年结集出版《木偶奇遇记》。1879年，亚米契斯创作了《三个首都：都灵，佛罗伦萨，罗马》，这本通识读物不仅向读者介绍了城市的风土人情，还记述了首都从都灵迁到佛罗伦萨最后定在罗马的国家统一历程。1886年，亚米契斯历时8年创作的教育小说《爱的教育》问世。《木偶奇遇记》与《爱的教育》两部风格迥异的作品很快获得了世界级的声誉，成为复兴运动中意大利儿童文学最为耀眼的双子星。
四、 儿童文学中的国民教育——以《木偶奇遇记》和《爱的教育》为例
1. 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民族的构建
在《爱的教育》中，亚米契斯延续了贴近市民生活、文风朴实的创作风格，将北部城市都灵的一所小学构建成为理想教育中的乌托邦社会的缩影，学校成为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延伸，家庭、市民生活以及国家的重大事件，通过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安立柯的记录投射在读者面前。甘于贫苦、正直博学的教师是道德上的裁决者，同时是亚米契斯心中理想政府的寄寓，“你的父亲会告诉你，你是错的，在学校里只有老师才有权利去裁决或者惩罚” [6 ]。亚米契斯对于教师权威的强调，实际上反映了科比诺法案出台后，复兴运动知识分子对政府推行教育国家化所抱持的积极态度，教师（政府）的权威得到父亲（家庭）的认可与维护。“孩子，要尊重你的老师，要满怀敬意地称呼‘老师’，这是继‘父亲’之后，一个男人能够给予另一个男人最高贵、最美好的称呼。” [6 ]父母对子女进行教育，是一种自然的权能，在基督教的教义中，也十分强调父母的教育者身份：“我儿，你应听你父亲的教训，不要拒绝你母亲的指教。”（圣经·旧约，箴言，1：8）在这里，亚米契斯明确表示，教育应当从家庭职能转向国家职能，他将子女对家庭的情感与公民对国家的情感联系在一起，指出学生对学校与教师权威的服从，在其长大后将转化成为对社会与国家的责任感与荣誉感。两种情感的自然转移，体现了复兴运动知识分子对教育国家化趋势的认可。
在《木偶奇遇记》这部充满幻想色彩的童话中，科洛迪将匹诺曹接受教育的场所延伸至乡村意大利。叛逆淘气的木偶匹诺曹的身上带有卢梭的爱弥儿的影子，他远离城市，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由成长，其出身、性情、经历与安立柯正相反。科洛迪通过小木偶的逃学行为表达了对刻板的道德说教的反感。小木偶只有在学校之外经历失败、不断闯祸、改正缺点、完善自我，才能成为有血有肉的人。在科洛迪看来，新生的民族国家同样需要历经磨难走向复兴。不过，在提倡激发孩子天性的同时，学校仍然是科洛迪的选项，他通过仙女为孩子们立下了一个好孩子的标准：“要到学校去，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一个正直的、懂规矩的男孩。” [7 ]可以看出，尽管叙事环境截然不同，但是亚米契斯和科洛迪对教育环境的设置实际上是一致的，教育活动并不局限在有限的课堂中，课堂也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场所，它是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 。
亚米契斯的城市学校和科洛迪的乡村构成了完整的民族国家肖像，这正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界定的民族借以实现集体认同的“想象共同体” [8 ]。民族意识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随着国民教育体系的构建，实现从政治活动向社会生活、从城市受教育的市民阶层向大众普及的流动。
2. 公民教育与宗教文化
《爱的教育》全书未提及宗教节日，有意凸显民族国家中现代公民的社会生活，淡化天主教在意大利社会中的存在。亚米契斯并没有完全对弥漫在文化生活方方面面的宗教文化视而不见，而是通过对学校重大活动的宗教仪式般的描述，使世俗学校完全承担教会的道德教化功能，将宗教文化渲染成叙事背景中隐约可见的底色。
在《木偶奇遇记》中，匹诺曹的“父亲”杰佩托生活清苦，是一个远离现代工业文明的木匠，这正是当时工业化水平较低的意大利的写照。匹诺曹注定要离开父亲，经历冒险，最终拥有血肉之躯，这是顽皮叛逆的木偶变成“新人”的自我救赎，同时也象征年轻的民族国家向现代的公民国家转型，必须要对自身的传统文化进行清算。作为教育者形象出现的仙女和木匠父亲实际上对应了圣母玛利亚与其丈夫约瑟（约瑟也是一名木匠）。匹诺曹最终变成真正的人后，他高兴地表示：“我以前还是木偶时真可笑！现在我是个真正的人了，我太高兴了！” [7 ]这句话实际上典出《圣经·哥林多前书》，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并不陌生：“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在科洛迪为匹诺曹设计的教育模式的最后，匹诺曹的自我改造与天主教文化中人性的改造实现了隐藏的契合，这种契合为天主教文化在国民教育体系中保留了空间，间接承认并促进了宗教认同对国民身份认同的积极作用。
米勒认为：“每个人绝大部分的私人认同，都源自我们所属的团体。由此，宗教认同类似于政党认同的概念，界定了个人及其社会生活里与群体有关的诸要素之间的适当关系。” [9 ]天主教文化早已与意大利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宗教情感与民族情感交织渗透在一起，是意大利民族情感联系的重要纽带，完全无视甚至否认天主教文化，实际上是在制造政治上的对立，破坏政治共同体对所有公民的开放状态。通过《木偶奇遇记》和《爱的教育》中隐藏的宗教文化的分析，我们不难体会作者的良苦用心，天主教文化并没有被自欺欺人的完全视而不见，而是服务于公民教育，引导读者将宗教认同转化为民族认同。
五、结 语
随着复兴运动时期国民教育体系的初步构建和基础教育的普及，意大利民族逐渐由文化意义上的、由人民组成的人民民族（Volksnation）过渡到政治层面、由公民组成的民族（staatsburgernation） [10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个体成员国家公民身份的构建，离不开与现代国家公民相契合的公民意识，这种意识不是先天自然生成的，而是经过国民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实现的。复兴运动时期的儿童文学作为学校教育的延伸与补充，鼓励读者主动参与国家公共生活，通过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构建，充分结合意大利的实际，提升国民的公民意识与国家认同，实现了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协调发展。
费孝通指出，认同具有层次性，但是不同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造成对立和冲突，实现各种层次的认同之间的和谐是可能的。“中华民族是在56个民族的多元基础上形成的一体，中华民族是高层，而56个民族是基层。高层次的认同并不必然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的认同能够并存不悖，甚至于不同层次认同能够各自发展原有特征，形成多文化、多语言的整体。” [11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对国民教育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新的时代任务。复兴运动时期意大利国民教育体系的构建，对我国宗教工作者、民族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都具有现实意义的启示。教育工作者应将宗教文化纳入与国民教育体系的整体框架中，增进与工作对象的了解，降低宗教文化在教育实践中的敏感性，确保国家认同处在认同关系的顶层，实现民族认同、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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