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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同时，创办教会女校，将西方的女子学校教育引入中国，不仅给中国女性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促进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而且还推动了近代中国女性留学海外，对近代中国女性思想解放亦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教会女校；初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16）24-0248-03
Abstract： American missionaries did the missionary activities in moder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founded the church girls" schools， introducing the western women"s 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It not only had a chance for Chinese women to receive education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hinese women"s education， but also promoted the modern Chinese women study abroad. It also had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modern Chinese women thought liberation.
Keywords： the church girls" schools； elementary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男尊女卑”是中國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封建纲常亦是对女性的精神禁锢，“女子无才便是德”更是对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化偏见。在中国封建社会，接受教育是男性的特权，在整个社会男性也是独占教育资源，女性是被排斥在教育大门之外的。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之后，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通过传教、办报等活动，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尽管西方传教士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传教活动，还有一些传教士和教会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急先锋的作用，但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人在传播男女平等思想、倡导女子教育、冲破中国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传统禁锢起到重要作用，其中美国教会和传教士在这一过程亦有着重要影响。
美国传教士是先于美国政府建立对华关系之前进入中国。183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到达澳门传教，揭开了美国传教士到华传教的序幕。鸦片战争之后，更多的美国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即传播基督文明，完成启迪蒙昧的使命。同时，美国传教士或教会在华也创办的大量教会学校，将西方近代文化、学校教育制度引入中国，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如，女校、女塾和女子学院，逐渐形成女子的初等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以及留学教育的模式，不仅冲击了中国古代封建纲常的思想体系，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促进了中国女性的觉醒和解放。
一、初等教育
19世纪40年代，由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阿尔德赛小姐在宁波创建女塾学校[1]，开启了近代中国教会创办女子学校的先河，中国近代女性学校教育由此开始。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女性学校，较早的有，1850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与夫人在上海创办了裨文女塾。次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琼斯女士在上海创办文纪女中。1861年，裨治文夫人在北京创办“贝满女学”。
由于中国封建传统对女性的歧视，也没有女子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传统，加之列强的侵华战争以及早期一些传教士在华的恶劣行径，造成中国民众对教会女子学校的猜忌，所以这一时期很少有中国家庭愿意将女孩送入到教会在华女校，因此这一时期教会女校往往采用免费入学，提供吃住，发给生活费来吸引学生。然而，即使如此，学生数量依然不多，而且大部分学生来自生活贫苦的家庭，文化水平不高，因此这一时期的教会女校教育处在初级水平，学校教育只起到启蒙和扫盲作用。
洋务运动中后期至维新变法时期，西学之风日盛。或是受差会派遣或是随其丈夫而来，大量美国女传教士进入中国，到1890年，女传教士占到美国传教士人数的60%[2]xiii。这些女传教士以“妇女工作为妇女”（Women"s Work for Women）为其传教活动的动力，大部分人拥有高等学历且多数人来华后从事教育活动。在这些女传教士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教会女子中学。1872年，美国长老会女传教士那夏理在广州创办真光女学。1881年，裨文和文纪两所学校合并为上海圣玛利亚女校。1884年，美以美会在镇江创办镇江女塾。1892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设中西女塾，等等。随着教会女校数量增多及其影响的扩展，进入学校的女生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而且学校生源也不再仅仅局限在社会底层，很多富家女孩也进入学校学习。到了19世纪末，中国进入教会女校的学生达到3819人。[3]75
美国在华教会女校在教学内容上多采用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以西学为主，中学为辅。以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中西女塾为例，必修课包括英文、中文、代数、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化学等课程，选修则有音乐、舞蹈、社交礼仪、家政学等课程。[4]73这些课程注重培养社会新女性的价值目标，逐渐淡化中国传统封建纲常的说教。在开设文化课程的同时，美国在华教会女子学校还设有体操课程，这对废除缠足恶习而增加女子户外体育锻炼大有裨益，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女子体育教育的开端。北京“贝满女学”开设体操课，“正规的日常训锻炼，给予迟钝而笨拙的中国女子一种无拘束而优雅的姿态和动作。”[5]741864年，由于学校体育教育的需要，“贝满女学”要求学生入学不准缠足，之后其他教会女校也陆续开始效仿。1894年，福州毓英女塾童养媳占学生1/3，在学校改行不收缠足学生的校规后，到1909年时童养媳只占学生的1/80[6]273。不仅如此，有些教会女校，如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从1916年开始举办运动会，有助于培养女学生的体育精神和女子教育理念的传播。
在教会女校发展的同时，中国出现了一批女留学生。如，金雅梅，早年留美学习医科[7]；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是在美国传教士布尔克的推荐下，就读于佐治亚州的卫斯理安女子学院。也有些女校因开设和重视英语课的学习而出现多名女留学生，如中西女塾，其早年毕业生34人中，留美者达20余人，1916年毕业生中考取清华留美者9人。1920年中国政府公派29名女学生赴美留学，其中13人来自中西女塾[8]156。所以，美国在华教会女校对中国近代女性解放、接受近代新教育是有很大进步作用的。
一些传教士在进行中国传教活动的同时也积极倡导女子教育，林乐知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痛斥中国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国政何以必愚民，民日愚则为君上者易于压制其下；家政何以必愚其妇女，妇女日愚，则为男子者易于压制其妻”[9]33，他提出，中国“教育之尤为缺少而不能与西国教育并衡者，则在于不行女学，女子无学，终不能得真实之兴盛，西国教化之成为文明，未始不由于振兴女学之功”[10]10。由于林乐知在华时间较长，且积极推行西学和女子教育，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很大程度受其影响。
受西方近代女性教育思想的影响以及美国在华教会女校的示范作用，在梁启超、经元善等人倡议之下，于1898年在上海成立经正女学，这是近代中国自办女校的开始。经正女学不仅在教学思想和课程内容上仿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中西女塾，以“中西并重” 为基本教学原则，而且还聘请林乐知女儿林梅蕊担任西文总教习并兼授英语、算术、地理、图画等课，也从上海几所教会女校如中西女塾、贝满学校和圣玛利亚女中的毕业生任教，促进了上海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
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美国在华教会女校大多处于初级阶段，经历了从小学阶段到中学阶段的发展，虽然受时代环境和主观传教目的的影响，但使中国女性开始接受西方近代启蒙教育，民俗得以开化，也为之后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师资，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以及教学模式提供了一些借鉴。
二、高等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传教士创办教会女校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较早的三所美国教会女子大学，如，在“贝满女学”基础上建立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05，后并入燕京大学），还有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08，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福建师范大学前身之一）、金陵女子大学（1915，美国北长老会、美以美会等合办，后并入南京大学）。这些教会女子大学的出现，使中国女性得到与男性平等的高等教育机会，接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推动了中国近代女性的解放运动。
相比较初期的教会女校，美国在华教会女子大学大多采用了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课程设置也较为完备。以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为例，其前身是福州女子寄宿学校。1908年，美国美以美会资助其转为女子学院，学院逐渐形成四年制课程体系。学院聘请美国教会具有高等学历的女传教士为教师，开设国文、英语、教育学、历史学、美术、代数、化学、生物学等课程，推行必修课、选修课和辅修课相结合的教学管理制度，并实行学分制，已经具备了近代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特点。学院也注重对学生的管理，要求学生每学期与每学年都要进行考试，考试合格者方能升入更高年级，不合格者则需要重修。学院规定不允许女学生在求学期间结婚，违反规定者要被劝退。此外，学院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组织师生开设女童扫盲班，参加教会和学院所属医院的日常活动，以积累社会实践经验。
美国在华教会女子大学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英语学习。金陵女子大学要求在一、二年级把英语作为必修课，只有第二年期末英语考试合格后才能升入三年级，而华南文理女子学院则规定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要学习英语，将读、写、作、译作为必修课。这两所女子大学在教学中要求多数课程使用纯英语教学，教材也以英文原版书为主。美国在华教会女子大学重视英文教学使学生在毕业后能够熟练运用英语，加之美国教会对女子大学的资助以及女传教士教师的影响，很多女学生毕业后赴美留学，如，金陵女子大学最早毕业的四届毕业生共33人，其中赴美留学深造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者有20人[11]156。这些留美女学生中西知识兼备，学成回国后又大多从事教育业，促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中国著名教育家俞庆棠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后立志从事平民教育，发起成立中国社会教育社，使平民教育在中国更多的城市开展起来，她本人也被誉为“民众教育的保姆”。金陵女子大学首届毕业生吴贻芳从美国密西根大学毕业后，回母校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成为中国近代第二位大学女校长，带领金陵女大度过艰难的战争时期，坚持淡化教会大学的宗教教育，对中国近代女子高等教育有着重要影响。
此外，美国在华教会女子大学还有开设职业教育课程，如家政教育、商科教育等。虽然开设职业教育课程是为了扩大教会在中国的影响，但是在客观上却为女学生的职业训练打下基础，为女学生毕业后提供了就业机会。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开设有家政学，校长程吕底亚女士还专程派遣毕业生陈佩兰两度赴美留学家政专业，后者亦成为该校家政系的负责人。家政系开有烹饪学、儿童养育学、托儿所管理、膳食与疾病等课程，而且还设有家政实验室，让学生动手维持家庭生活，重点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陈佩兰也“倾全力于教学，建立托儿等实验室，并充实各项设备，把家政系办得有声有色”[12]102。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家政学的毕业生多在医院任营养师或进入幼儿园、中小学工作，家政学的影响也不断扩展，不仅促成福建省出现首家女子家事职业学校，而且对改变社会家庭观念，实现男女平等亦有积极影响。
20世纪20年代，随着美国在华女子教会大学的影响扩展，中国要求大学男女同校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在华教会大学，如岭南大学、金陵大学、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和雅礼协会相继开始招收女生，教会大学女生入学人数不断增加，从1920年的117人增加到1925年的530人[13]127，可见其影响在不断扩展。
在近代教会女校的基础上，美国在华教会女子大学和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使中国女子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会，促进了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知识女性，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三、结束语
近代外国在华教会中，美国教会数量最多，其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也最多，尤其是女子教会学校，自然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产生的影响远高于其他教会学校。从19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在华教会创办教会女校，虽然主观上是为了传播基督教，吸引广大中国女性成为教众，扩大教会在中国的影响，但客观上改变了中国数千年的只有男子接受教育的传统，为中国女性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将近代女性教育理念引入中国，唤醒中国社会对女性的关注，改变了近代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不仅如此，美国在华教会女校把欧美近代女性教育体制引入中国，逐渐形成初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留学教育的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使中国近代女性可以接受较为系统的学校教育。通过教会女校，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一批近代知识女性群体。这与中国古代社会出现过个别才华出众的女性是有极大不同的，由于受封建纲常的约束，中国古代社会是不可能出现群体知识女性。正是由于知识女性群体的出现，才进一步影响着中国近代妇女的解放运动，而知识女性群体也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前身为宁波女塾，后改为宁波甬江女中.
[2]Jane Hunter.The Gospel of Gentility：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M].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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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金雅梅是现在所知的第一位女留学生。其早年进入纽约女子医科大学学习，回国后担任北洋女医院院长，并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护士学校-北洋女医学堂。见，褚季能.甲午战争前四位女留学生[J].东方杂志，31：第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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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M].第10集，下卷，光绪二十九年，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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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會大学史[M].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