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虑的问题
中国西部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她位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上。这里自然环境独特，既有终年皑皑的雪山，又有起伏不平的丘陵。著名于世的长，江、黄河发源流经这里。巍峨的昆仑山由西向东横贯，苍翠的连山似一道天然屏障，高耸的贺兰山雄居塞上。三山、两水构成了中国西部绚丽多彩多娇的江山画图。
然而中国西部聚居的40余个少数民族，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力资源均属不发达地区。全国592个贫困县近一半集中在西部。由于經济不发达，群众生活困难，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传统观念及宗教习俗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使西部少数民族教育特别是女童教育成为普及义务教育的难点，成为处境不利的一个群体。
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1.8亿文盲中，三分之二是妇女，1993年全国未入学的216万学龄儿童中，女童就占173.6万，占66.4%。而这些未入学的女童半数以上集中在中国西部。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女童就学难，成为中国到本世纪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文盲，消除男女教育的机会不平等现象的主要障碍。
女童教育问题较为严重的青海、甘肃、宁夏、贵州，由于女童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完学率少，造成妇女文盲率高，母亲素质差，伴随而来的是贫穷愚昧，人口盲目增长，从而陷入了“女童就学难——母亲素质差——贫困愚昧——多胎生育——女童就学更难”的怪圈。
1992年，宁夏、青海、甘肃三省对省区内的回族、藏族、土族、蒙古族、撒拉族聚居的16个贫困县的10505名7～15周岁的男女儿童受教育的状况作，了个案调查，发现阻碍他们就学的主要原因有：
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部分群众生活贫困，尚未解决温饱，对教育的需求不高，或无力负担书本费和杂费。地方财力拮据，教育投入不足，拖欠教师工资现象时有发生。学校缺乏课桌凳和必要的教学设备。勤工俭学薄弱，学校缺乏办学的必备条件。地理条件不利，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学校布点不足。学生上学路途太远。办学形式单一，对非正规教育重视不够。家长文化水平低下，对教育缺乏认识。在母亲大多是文盲的家庭，很难使孩子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宗教戒律和早婚早育习俗的影响。课程内容缺乏民族、地方特色，脱离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实际，对女童没有吸引力。缺少少数民族女教师，女童寄宿缺乏安全感。
1992年3月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由宁夏教科所牵头，宁夏、甘肃、青海、贵州四省协作研究的《农村女童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正式被列为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在追因调查、文献研究、历史研究、对亚太六国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总课题组提出了“整体优化女童教育环境，有效解决女童就学难”的试验假说，并从1992年秋季开始，在西北三省区开展为期三年的女童教育试验。试验的总体目标是：革新教育观念，整体优化女童教育的环境，增强学校对女童的内在吸引力和自主办学的活力，努力使试验学校所在社区内各民族女童“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用得上”，“心灵手巧，自立自强”，实现男女接受初等教育机会平等，通过试验树立一批可以在女童教育方面起示范作用的窗口学校。最终探寻出一条有效解决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女童就学难的办学路子。
试验样本限定在宁夏、甘肃、青海、贵州四省区16个贫困县的28所乡以下农村小学，办学形式包括乡中心小学、行政村小学、自然村教学点、寄宿制小学、女子小学、女子班、私立学校、牧区小学等多种形式。研究对象为28所小学服务区内的所有学龄儿童（含学前班6岁儿童），除汉族外，主要包括回族、藏族、土族、蒙古族、撒拉族、水族、苗族、侗族等8个少数民族。
切实的措施
优化社会环境
所有项目学校都成立了社区教育委员会或女童教育促进会，聘请当地有名望的民族宗教人士和农民企业家担任名誉校长，帮助学校维修校舍，保护校产，加强学校与家长的联系，动员女童入学。
四省区分别拍摄了女童教育的专题录像带，组织社区群众观看，广泛宣传女童入学的意义和效果。青海编辑出版了《家庭教育艺术与对策》，甘肃编辑了《女童教育实验宣传提纲》，女作家余光慧还对女童教育项目进行了半年多的现场采访，写成报告文学“创造平等一中国西部女童教育的努力”，在报刊上发表。
每学期，各项目学校均开展了学校开放日活动，向家长和社会集中汇报，展示项目活动的效果，同时认真听取家长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达到双向参与、双向交流。
在项目学校普遍开展了“自立自强”演讲比赛和“心灵手巧”小制作竞赛。有的学校还培养女学生担任值日校长，培养学生的自制能力。许多学校还开展了自制文体器材和自制教具的活动，利用教室，举办项目活动的图片，展示学生的制作成果。所有这些活动都有助于提高公众对女童教育的认识。
增加资金投入
增加政府投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决定从1995年起每年划拨50万元人民币作为女童教育专项经费。甘肃、青海两省教育部门为每所实验学校划拨了2000-4000元项目经费。
项目学校通过县乡政府拨款、学校勤工俭学收入等办法，为家庭特别困难的女童减免杂费、书本费，提供助学金。
台湾同胞宋文明先生为鼓励和支持西部省区女童教育实验，特意设立了宋文明先生女童教育奖。1994年评选出14个先进集体，35个先进个人，奖励人民币一万元，总课题组已将这些先进材料编印成册。
宁夏教科所采取“课题带项目”的办法，与国际组织开展了合作项目，加拿大基金会援助同心县韦州女子小学兴办了一个小农场，日本宋庆龄基金会援助彭阳县沟口乡民族小学举办了一个妇女扫盲职教班。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非政府组织给宁夏援建了9个乡村图书室，共计捐资2万美金。
提高教育质量
教师培训。项目的成效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者的素质与对项目的理解，因此，四省区课题组自始至终狠抓全员培训。从省、地、县、乡的管理干部，到项目学校的全体校长、教师，通过研讨会、培训班、现场参观、国际交流、出外观摩、在职进修等多种形式的培训，提高了管理者和教师的素质。甘肃和青海、宁夏由优秀教研员和特级教师组成流动培训队，深入每所项目学校进行诊断性听课、指导性评课、示范教学、专题讲座、座谈咨询，对第一线教师面对面地辅导帮助。他们行程5000多公里，累计培训教师2700多名。培训活动以项目学校为中心，还辐射到周围的农村小学，使广大农村教师开阔了视野，明确了方向，活跃了教研气氛，增强了教改意识，推动了学校的全面工作。
聘用女教师。在民族地区多培养一个女教师可以吸引一片女学生。宁夏在三所师范学校增设了一年制女师范班，定向培训乡村女教师，目前实验学校女教师比例已超过1/3。8所实验学校都配备了女校长。省课题组还通过举办自制教具、实用技术、学前教育、非正规教育、复式教学、“双语教学”、音乐舞蹈等专项培训班的形式，对农村女教师进行了集中强化培训。
改革课程。为了加强课程的计划性，使教学内容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实际紧密结合，各实验学校根据农村、牧区特点，普遍开设了手工、折叠、编织、缝纫、烹饪、果树栽培等课程和课外兴趣小组。宁夏教科所根据回族文化、心理特点开设了《阿语二百句》，自编了《农村妇女必读》。甘肃省还指导实验县编写了《女能人手册》等实用技术方面的乡土教材。贵州省榕江县根据水族、侗族、苗族的特点，开设了民族歌舞、民族刺绣、民族器乐、民族历史课等。青海省从牧区特点出发，要求试验班女生初步掌握小型奶油分离器的使用与维修、接羔育羔等劳动技能。
学前准备。为了进行有效的学前准备、搞好农村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减少小学阶段的流失、降低一年级留级率，总课题组要求所有项目学校均开设学前班，各省还注意了学前班教师培训、教材编写和活动场地的建设，努力克服学前班教学“小学化"的偏向。甘肃教科所为此于1994年8月专门编写了《学前班教育活动设计》。
灵活的作息时间。贵州省榕江县从少数民族村寨居住分散和农时特点出发，开办了一年制少女識字班，农闲时多学，农忙时少学，除开设语文、数学两门基础课外，还开设了一些劳动技术课。另外，还通过举办“早午班”、“巡回教学班”等多种办学形式方便家务多的女童入学，并允许他们带弟妹上学。学前教育亦从实际出发，有一年制、半年制、一月制等几种类型。
强调依法治教
各省开展女童教育项目中，都强调了依法治教。每学年开学前都集中宣传《义务教育法》，给学龄儿童家长发放入学通知书，教育家长和监护人认识到，不让子女入学是违法行为，并对这类行为进行批评和制裁。各清真寺和喇嘛寺还制定了爱国公约，明确规定不允许接受15岁以下学龄儿童念经。在招生中，实验县强调优先招收女生，反对性别歧视。
非正规教育研究。甘肃省教科所对非正规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教材与师资培训、亚太地区非正规教育的经验比较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组织专家编写了〈非正规初等教育读本》和《教师指导书》，从1993年秋季在实验学校试用后，明显提高了失学女童的脱盲水平。
案例研究。总课题组与北京大学历史系专家组合作，围绕女童教育项目工作，对50个典型案例进行了个案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失学女童，家长、民族宗教人士、校长、女教师、科研人员、行政人员。采用口述的方法，从社会、经济、人口、文化、民族宗教、历史、妇女、人权、平等等多角度多层次研究了女童教育的相关因素及影响，搜集到大量丰富、生动的典型材料。
对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的研究。由于我们研究样本是8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因此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了民族文化宗教习俗对女童教育的影响，并针对民族地区的一些特殊问题，如“双语教学”、“复式教学”、“女教师培养”、“民族教育为民族经济服务”、“民族团结对口支援”等开展了一系列专题研究。
实验学校与非实验学校的对比研究。衡量实验成败的重要指标是教育质量。总课题组提出要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所有实验工作都要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为中心。为了检查实验效果，甘肃、青海测查结果表明，实验学校不仅项目活动全面开展，女童教育环境有了显著改善，而且教育质量大幅度提高。
取得的成效
中国西部四省区自1992年实施女童教育革新实验项目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
女童就学水平提高。1991-1994年开展实验三年来，西部四省区28所学校的学龄女童入学率由70.88%上升到93.05%，女学生占学生总数的比由33.28%上升到41.75%，在校女生年巩固率由77.03%上升到98.48%，6岁女童学前班入班率由43.35%上升到63.45%，女教师比例也有较大幅度提高，女童流失率、留级率明显下降，实验学校与周围同类条件学校相比，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扩大对外交流。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桥梁，中国西部女童教育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与交，流。三年来，总课题组有十几人次出访，从亚太其它国家和地区学习借鉴到了许多女童教育的成功经验;我们先后举办和参加了8次国际教育研讨会，与各国专家学者切磋研讨，开阔了视野，丰富了思路，扩大了与外国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国际组织的援助，不仅促进了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女童教育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激励了当地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历史使命感。
锻炼了一支研究队伍。在三年的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专家指导、区域合作、国际交流、亲身实践、理论研讨，培养锻炼了一支教育科研人员、教育行政干部、学校校长和教师三结合的研究队伍。一批研究型的教师和一批行动型的研究者从课题选择、方案设计、科研方法、项目管理、评估监控到成果总结得到了全面锻炼。研究者注意借鉴汲取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口学的统计方法、诊断性访谈，历史学的口述研究、妇女学的研究、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紧密结合，将“科学研究→行政决策→舆论宣传→行动计划→合作交流"熔为一体，滚动式推进，在教育科研的方法论上具有创新意义。
编辑出版了科研成果。总课题组完成了《中国西部女童教育行动研究》、《创造平等——西部女童教育访谈录》、《女童教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青海也编辑出版了《青海民族女童教育研究》、《青海少数民族性差研究》等，并在省以上报刊发表研究论文30余篇，受到社会广泛好评。
树立了一批示范学校。三年项目工作的最大收获之一，是在西部四省区少数民族聚居的16个贫困县，树立了一批在女童教育方面起窗口或示范作用的学校，引进国内外女童教育的先进经验和最新研究成果，对内辐射带动周围的农村学校。这批实验学校就好象是播种机、宣传队、培训班，可以在今后的女童教育工作中继续发挥其榜样、示范与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