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文本图片集
青蒿素，来源于《诗经》里提到的那株野草——“蒿”。
拉斯克奖领奖台上的屠呦呦说：“它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诚如斯言。青蒿素的成果，出自40多年前一个被命名为“523”的疟疾防治科研项目。那个科研团队，包括中国7个省市、60多家科研机构、超过500名科研人员。
失败与成功交织出青蒿素的曲折探索过程，每一次突破和发现，都凝聚着众多科研人员的智慧和心血。那些知道或不知道名字的人们，同样该被历史铭记。
什么是“523任务”
疟疾，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基本绝迹了。多数人对它的认知来自于反映战争年代或者更久远年代的影视剧或文学作品：它又称为“打摆子”，发起病来一时高烧焚身，一时如坠冰窟，颤抖不止……
医疗卫生条件和生产生活条件的根本改善，让疟疾逐渐从中国人的生活中消失。但这种古老而顽固的恶疾，因传播广泛、致死率高，曾经是对人类威胁最大的疾病之一。
在人类与疟疾的持久战斗中，最有效的治疟药物，起初并非来自青蒿，而是源于另一种植物——金鸡纳树。
19世纪，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金鸡纳霜”。随后，科学家又找到了奎宁替代物——氯喹。
氯喹药物一度是抗击疟疾的特效药。但是，引发疟疾的疟原虫在被氯喹克制了将近200年后，渐渐表现出了强大的抗药性。到了上世纪60年代，疟疾再次肆虐东南亚，疫情蔓延到无法控制。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发动了二战以后参战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越南战争。
越南地处热带，山岳纵横，丛林密布，气候炎热潮湿，蚊虫四季孳生，本就是疟疾流行的地区。而当时的抗疟药氯喹及其衍生药，对越南流行的疟疾已经基本无效了。
越南部队因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远远超过了战斗造成的伤亡损失。越南北方部队开赴南方战场，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行军后，有的团级部队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只剩两个连。其余都是因为感染疟疾，或死于行军途中，或被送往后方治疗。
越南向中国寻求帮助。据说，当时的越共总书记胡志明亲自到北京，向毛泽东提出请中国支援抗疟疾药物和方法。在革命战争时期曾感染过疟疾、深知其害的毛泽东回答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随后，他亲自布置了抗疟疾新药的研发。
这段故事未见文字记载，但在此后参与抗疟疾药物研发的医药工作者中口口相传。
不过，1967年开始的集全国医药科研力量进行抗疟疾研究，确实是发端于“援越抗美”。这项研究由此成了一项带有军事色彩的紧迫任务。
1967年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了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全国协作会议，组织60多家科研单位协力攻关，并制定了三年科研规划。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被定性为一项援外战备的紧急军工项目，以5月23日开会日期为代号，称为“523任务”，一直沿用下来。
“一根银针一把草”
青蒿素是“523任务”最重大的科研成果，但“523任务”取得的成果绝不仅此而已。
原“523任务”全国领导小组成员李卫国（化名）告诉记者，“523任务”的成果汇编摞在一起能有几尺厚，具备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总共有89项，除了以青蒿素为代表的中医药研究，还有数十种驱蚊灭蚊药物和方法。现在人们使用的驱蚊药就有从中衍生过来的。
这些成果自是后话。“523任务”紧急军工项目的定位，使它最初的研究方向带有明显的军用色彩：要求科研成果不但像一般医药科研那样保证药效好、毒副作用小，还要“一轻”，即体积小、重量轻：“二便”，即携带、使用方便；“五防”，即防潮、防霉、防热、防震、防光。
最先取得成果的是西医方向上的化学合成药协作组。本着紧急需要的要求，军事医学科学院首先把科研方向选择在预防上，并且在“523任务”启动前就开始了研究——在军事行动中，不得病才能最有效保证战斗力。
很快，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制出了防疟1号片，吃一次可以保证7天不受传染。后来又研制出了防疟2号片、3号片，预防效果能够达到1个月。
预防药虽然不能治疟疾，却能解作战军队的燃眉之急。李卫国说，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先后为越南提供了100多吨疟疾预防药的原料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而在西医方向上取得初步成果的同时，中医方向上的研究却屡屡受挫。
“一根银针一把草”是人们对中医治病方法的形象概括。“银针”指针灸，“草”即草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这两大法宝伴着“赤脚医生”，为中国的基础医疗卫生事业开创奇功。
“523任务”中医药协作组也分别在针灸和中药两个方向上进行着探索。
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教师李国桥带领的科研小组经过无数次试验之后，作出结论：针灸对治疗疟疾难以达到良好效果。
针灸治疗疟疾的探索终止了。接替他们的，是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青蒿一握
1969年，屠呦呦和几位同事一同参与到“523任务”中。那一年，屠呦呦39岁，职称是助理研究员。
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由于屠呦呦的专业属于西医，中药所送她到中医学习班，用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
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屠呦呦很快崭露头角。她被任命为中药研究所“523任务”研究组组长，带领4名小组成员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1971年下半年的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触发了屠呦呦的灵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绞汁使用的办法，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这是不是为了避免青蒿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被破坏？福至心灵的一个闪念，推开了紧锁青蒿素奥秘的大门。
此后的情节被众多讲述者概括为，屠呦呦用沸点只有53℃的乙醚，成功提取了青蒿素。
那是一种黑色、膏状的青蒿抗疟物质粗提物，离最终的青蒿素晶体尚有一段距离，但确定无疑的是，打开最后宝藏的钥匙找到了。向前迈进一大步
1972年3月8日，“523任务”办公室召集所有参与单位，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抗疟疾药物研究会。屠呦呦在会上汇报了青蒿乙醚提取物的研究成果，举座振奋。
报告题目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毛泽东思想指导发掘抗疟疾中草药工作》。同样时代特征鲜明的是，这篇在青蒿抗疟研究上取得关键性突破的报告，并没有以个人署名的论文形式发表，而是迅速而自主地变成了集体财富。
那时，中国的科研工作普遍采用“大科学计划、大协作”模式，个体的成果和贡献，都由集体共享，协作攻关，凝聚成集体的成就。每一步抗疟疾药物研究的成果，都像接力棒一样在“523”科研团队中传递着，继续着先行者的成功，规避着先行者的失败。
将自己研究成果和盘托出的也不是只有屠呦呦一人。
方辉是那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他告诉记者，在此之前，国内其他的科研机构已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并确定了在中医典籍中出现次数多、抗疟效果比较明显的10种中草药重点研究。
青蒿乙醚提取物的效果最为突出，从而激发了众多科研单位对青蒿的研究热情。
1972年到1973年，青蒿素研究捷报频传。
屠呦呦公开了自己的发现后不久，中医研究所“523”项目小组从青蒿乙醚提取物中，获得了定名为“青蒿素Ⅱ”的白色的针状结晶。
而几乎就在同时，山东省寄生虫病研究所用乙醚从当地的黄花蒿中提取出有效单体，对疟原虫具有强效的杀灭功能，被命名为“黄花蒿素”。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则在会后专程赴京取经。回到云南后，该所研究员罗泽渊利用石油醚、乙醚、醋酸乙醚、甲醇4种有机溶剂进行了提取实验，提取对象是黄花蒿大头变型，简称“大头黄花蒿”。
云南省药物研究所把他们获得的有效单体命名为“黄蒿素”。临床试验结果出人意料地好，药效几乎“立竿见影”：恶性疟疾病人服药6小时后，疟原虫开始减少，16小时后，90%疟原虫被杀灭，20小时杀灭率在95%以上。
三家科研单位制出了三个抗疟晶体，中草药抗疟疾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确定了那种针状晶体对疟疾神奇的治疗效果后，科研人员们马上开始分析，它究竟是一种什么物质？
新型倍半萜内酯
从中草药的提取物中找到具有抗疟疾效果的物质，是利用中西医相结合的科研方法，可以说是对青蒿素抗疟疾做到了“知其然”。真正要“知其所以然”，则要确定出其化学结构，这样青蒿素才能被确认为抗击疟疾的新药。完成这一步的，是有机化学方面的专家。
1973年3月，中药研究所工作人员带着青蒿素找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周维善时，他刚从“五七”干校回来。
周维善后来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新中国最早一批从事有机化学研究的专家。他也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毕业于医学院，后来转向有机化学，在医用化学和有机化学两方面均有极高造诣。
做这项工作一个人不够，周维善又找来了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甾体组的吴照华和吴毓林做助手。
要了解化合物的结构，首先要测它的分子式和分子量，确定其类型。
其中，测定分子量需要高分辨率质谱仪，这在当时的中国属于高精仪器，即便是科研能力在国内有机化学领域数一数二的上海研究所也不具备。周维善打听到北京有一台，便拿着青蒿素晶体样本到北京做了质谱。分析结果显示，这种晶体是一种有15个碳原子、22个氢原子和5个氧原子组成的化合物，属于倍半萜类化合物。
下一步就是将各个结构单元拼凑起来，也就是说，要凭借大脑将42个原子的结构想象出来。问题是，理论上有成千上万种可能的结构，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结构呢？
在质谱分析中，周维善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化学结构“碎片”，分子中存在两个氧原子连在一起的情况。这在半萜类化合物极为少见。这两个氧原子又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呢？作为有机化学顶级专家的周维善也解释不通。
给出答案的却是抗疟中草药的“过气明星”——鹰爪。
1975年，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英，参加了在成都召开的“523任务”中医中药研讨会。会上，一位专家汇报说，在鹰爪素的化学结构中也发现了两个氧原子连在一起的结构片段，并首次宣布这是一个过氧基团，抗疟疾有效成分的一个关键结构。
这是又一个“成功接力棒”，其传递的过程颇有戏剧性——李英参与了“523任务”，她的丈夫吴毓林此刻正对着那两个氧原子犯愁呢。
李英带回的成果，“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周维善小组最终测定出青蒿素的结构。这是一个罕见的含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内酯结构，而且，这个分子中不含氮，突破了60多年来西方学者对“抗疟化学结构不含氮（原子）就无效”的医学观念。青蒿素的结构被写进有机化学合成的教科书中，奠定了今后所有青蒿素及其衍生药物合成的基础。
1978年11月，全国“523”领导小组召开青蒿素治疗疟疾科研成果鉴定会，宣告了青蒿素的诞生。青出于蓝
青蒿素宣告诞生之后，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各项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再加上越南战争也已经结束，“523任务”这样富有时代特色的名称也退出了历史舞台。由于该项目最大的成果是发明了青蒿素，中国青蒿素指导委员会开始代行其责，统一领导青蒿素后续研究和衍生药物的开发、实验、推广。
当年传递了青蒿素化学结构过氧基团“接力棒”的李英，在1977年成功研制出了青蒿素的第一个衍生物——蒿甲醚。1978年至1980年的近3年时间里，蒿甲醚在国内疟疾流行区进行临床试验，共治疗疟疾病人1088例，其中致命的恶性疟疾829例，治愈率达100%。而且蒿甲醚的使用剂量小、药效快、无毒性反应，综合药效比青蒿素又高出了一大截。
蒿甲醚的接力棒后来又传到了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院周义清领衔的课题小组。1990年，周义清科研小组完成了蒿甲醚和本芴醇复方抗疟新药的研发。
改革开放至今，疟疾几乎已从中国绝迹，只有海南、云南的偏远山寨，偶有病例报告。
从药材筛选、有效成分提炼、临床实验、结晶获取、结构分析、人工合成直至新药研发，青蒿素的发现发明过程犹如众多科研人员环环相扣的接力赛，每一棒都功不可没。
青蒿素被列为“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医药学创举”，奖杯颁给了青蒿素的第一个发现者屠呦呦。这也是所有参与“523任务”的科研工作者的荣誉。
很多这样的科学家，仍然在科研岗位上不断开拓着。
已经75岁的李国桥，至今仍不断行走在非洲、东南亚的疟疾疫区，把中国的抗疟疾药物和治疗方法，带给世界上最需要的人。他开发出数种抗疟疾药物配伍治疗方法，被赞比亚疫区人民称为“我们的福音”，他被印度、柬埔寨等数个国家政府授以勋章……
已经72岁的李英，在青蒿素研究的热潮退去后仍选择坚守，目前在青蒿素的其它生物活性研究方面，已从抗疟扩大到抗血吸虫病及其它寄生虫病、抗肿瘤、免疫抑制等多个领域。她最新开发的一个青蒿素类免疫抑制候选药的临床前研究基本完成，有望进入一期临床试验。
当年参与“523”任务的人，基本都已进入耄耋之年，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都值得被历史铭记，他们是拯救全球5亿疟疾人的中国科学家。（资料来源：《北京日报》）